文/子衿

　　年龄：26

　　职业：电视台编导

　　所在城市：青岛

　　毕业的那年，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摄影师，主要负责产品样本和宣传画册的拍摄。那是9月一个晴朗的上午，我和同事方芸一起驱车前往城边儿一个正在开发的渡假区，这次我们是为了制作渡假区宣传画册而来的。

　　陪同我们的是方芸的客户刘刚——一个二十八九岁的男子，他是对方的企划部经理。由于大家都是年轻人，又加上刘刚的能说会道，不知不觉中3个小时的路程眨眼逝去，到了目的地，我们已是熟识的朋友了。因为路程远，又加上要拍的景点比较多，所以我们要留宿一晚，第二天早上接着拍。

　　那天下午，我们3个高高兴兴地在山林绿草间行进着，因为我的摄影包很大也很重，还有三脚架要拿，刘刚便很主动的帮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包，还开玩笑说：“做摄影师的都像你这么苗条吗？是不是怕被风吹走才背这么重的包！”气得我拿三脚架朝他恶狠地的比划了几下。后来我就享受着这个企划经理级的摄影助理跟班的待遇了。那天的工作在我们嘻嘻哈哈的玩闹中顺利结束，其间我还不时的用相机瞄准他俩，名曰“留下青春的倩影”。

　　第二天的任务是拍摄海边的观海台、葡萄园和别墅区。前两个拍完后，我们便回到别墅区，准备拍摄最后一组照片。和头一天一样，我的摄影包让刘刚背着，谁知就在工作马上就要完成的几分钟，本应完满的句号，变成了惊叹号——因为就剩一个别墅没拍，所以我叫方芸和刘刚先回住处收拾东西准备回程。可当我拍完最后一张，回到住处时发现一大群人围在一辆小轿车前，有蹲有跪，每个人都神情严肃，这当中也有方芸和刘刚，“怎么了？”我急忙跑过去。方芸紧张地说：“完了、完了，摄影包被压在车底下了······”。我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要知道包里的两个镜头和一个闪光灯加起来可有三四万呀。后来车子启动了，一刹那我的心都被揪了起来，随着吱吱嘎嘎的响声，我眼睁睁的看着那辆深蓝色的桑塔那把我的摄影包“吐”了出来。在我走过去拿包时，咬着牙告诉自己：已经这样了千万别哭，坚强些。

　　检查损失情况时，方芸已经有了哭腔：“怎么办呀，出来时副总还交代要看好相机，这！简直······这笔业务额可能也没这相机贵······”。一旁的刘刚故做沉稳的说：“没事，这事儿是我的责任，一定不会让你们为难的。”我捧着伤痕累累的相机，无话可说。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我离开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在这项工作即将完成的最后一刻，在我试用期的最后一个月，无情地发生了。

　　该怪谁呢！刘刚当时正在住处等我们，为了省事顺手把摄影包放到了回程轿车后面的空地上，谁知，就在他去屋里接电话的时候，司机倒车准备出发，事情就这样在“万一”的情况下发生了。但作为摄影师，看管好相机是我的职责，既然把设备带了出去，无论多重都应该自己背着。在回头一想，从开工时我就处于过分轻松的感觉，才导致了工作中的松懈，这种结果就是对我工作态度亮出的“黄牌”警告吧。

　　回到公司，我向总经理说明了这件事。后来，我们两家公司进行了谈判，我和方芸也多次去找刘刚。再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据说我们押下了他们的广告预付款1万元左右，他们的宣传册也不做了。“遇难”的摄影设备中，一个镜头和闪光灯只是表皮磨伤，一个镜头被送去了北京尼康专业维修店修理。直到我离开公司，那个镜头也未被取回。而我在3个月试用期后，只加了100元的工资。那年的秋天对我来说，是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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