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晨清

　　摄影/秦忠毅

　　背景资料

　　1981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

　　1990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后就职于美国德瑞律师事务所。并取得纽约州律师资格和美联邦律师资格。

　　1993年，返回中国，设立德瑞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不久即成为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全权负责拓展公司在中国的业务。

　　当魏军迎面走来，一股挡不住的青春活力扑面而来。一身孔雀蓝的亮丽套裙，一双善睐的明眸，一张灿烂明媚的笑脸。卷曲的长发挽成一个高高的马尾，随着轻盈有力的脚步轻轻摇摆。

　　魏军在招商局大厦29层高的地方办公，走进她的办公室，眼前豁然开朗，北京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近处是国贸大厦的两幢双子楼，不远处是京广中心，再向远处眺望，西山的轮廓在阳光的辉映下清晰可见。魏军自豪地说：“很多大厦都是我们公司的客户建的。”

　　桌面上，摆满了一打一打A4纸打印的文件，罗列有致，密而不乱。办公桌后的一面墙被各类法学书籍占满，而另外两面墙上则挂着两幅风格各异的人像油画，其中较抽象且色彩明快的一幅是魏军的作品。其他办公室和会议室也挂了不少她的画作，“有的是我自己模仿印象派画的，有的是自己心血来潮瞎画的，反正同事们都挺喜欢的。”

　　魏军特别爱笑，交谈中会不时听到她的笑声。无论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事，她都一笑置之。

　　不满足、不服输的天性使我3次走进学校

　　魏军的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10岁随家人下放到河南农村，一晃就是6年。“回到北京后，由于学校的名额报满，我始终没有读上中学。197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招生，我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

　　但是，当时的环境下，认真读书是吃不开的，魏军还一度因此而受到批判。尽管如此，做梦都想读书的她还是不顾一切地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渐渐地，魏军对西方法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给她启迪，使她着迷。3年下来，魏军自学的收获很大。

　　1978年，求知欲望强烈的魏军再次报考了北大。这一次是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由于报考人数多，考生又大多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我当时早就想好了，第一年考不上，第二年再考。按规定，只要35岁以前都可以报名，我还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考呢。”魏军是下定决心要读这个研究生的。经过初试、复试的严格筛选，魏军顺利地通过了考核，成为被录取的18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在读研究生期间，她巩固了自学的成果，并系统学习了法学知识。

　　毕业后，魏军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6年后，她萌生了去海外求学的想法。“我在工作中发现，起草制定任何一部法律，我们都要参考国外的法律。而那些国外的法律是怎样制定的，为什么要这样制定呢？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了探求西方法律的精髓，魏军确定了第3次求学的方向——哈佛大学。

　　“当时入学并不是很难，但要完成所有的课程，顺利毕业就不那么容易了。”魏军独自在异国他乡苦读寒窗，常常要学到半夜两三点钟，遇到考试，熬通宵是家常便饭。功夫不负苦心人，她终于取得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博士学位。

　　打破惯例，4年后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德瑞律师事务所(TORYS)是一家历史悠久、横跨北美的律师事务所，总部设在纽约，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公司拥有1000多人，业务遍布全球，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的声誉。魏军从录用她的3家公司中选择了德瑞。她不仅看中公司的声誉，而且欣赏这家公司对中国的激情，“一位公司的合伙人面试我的时候说：‘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我们对中国有信心’。我选择德瑞，是因为我从它那里找到了共鸣。”

　　刚到德瑞的时候，魏军是从小雇员做起的。“我并不觉得胆怯，而是挺有信心的，这大概是性格决定的。”但是，她也从未有丝毫的懈怠。“起初，对公司的业务还比较生疏，又要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竞争，别人3个小时看完的文件，我要花5个小时。所以我除了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外，没有捷径可寻。”当别人下班的时候，魏军仍在工作，晚上11点以前从未回过家，第二天早上她也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公司来上班。她节假日很少休息，每年20天的休假也自动放弃了。

　　“我当时没有退路，做不好就有可能被解雇，是生存的压力和好强的心态推动我前进的。后来成为公司的骨干，又是兴趣和激情促使我投入地工作。”

　　1993年，德瑞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成为最早来华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由于魏军是当时公司里惟一的中国人，拓展新的领域非她莫属。在美国的经验加上在中国的经历，魏军像重回蓝天的小鸟一样，快乐、自由、信心十足。

　　经过魏军和同事们一段时间的努力，德瑞在中国占有了一席之地。客户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涉及生产制造、能源交通、石油化工、电力等基础设施，而且涉及文化、传媒、通讯、高新技术、金融等各个领域。德瑞帮助很多外国企业设计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也为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投资提供法律服务。德瑞代理许多中外企业、金融机构的在海内外的重大交易，很多项目都是上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交易。

　　魏军骄傲地说：“做律师真的很有成就感，当客户仅有一个投资的想法而对一切一无所知时，是我们帮助他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法律框架的差异，设计投资方案，寻找合作伙伴，起草合同，进行谈判，最终协助他们解决问题，完成计划，建起一座座大厦，一条条公路……这种自豪感是发自内心的。”

　　魏军的骄人业绩使她在工作4年后，即成为公司的合伙人，打破了工作8年才可能获得这个职位的惯例。

　　把COSMOPOLITAN引进中国

　　律师职业带给魏军的不仅仅是高薪和成就，而且还有新鲜感和挑战性。“作律师会接触很多领域，每个领域的法律结构都不同，每个项目都有特殊性，工作总是新鲜的，有趣的。当然，这需要你熟悉各个领域，学习很多知识，才能把项目做好。”

　　有一次，德瑞受美国知名杂志COSMOPOLITAN的委托，帮它寻找在中国的合作伙伴。魏军在和COSMOPOLITAN的接触中深深喜欢上了这本时尚的女性杂志。“杂志倡导女性解放，倡导女性全面发展，在工作、生活、婚姻家庭等方面给予女性有益的指导，使女人在各个方面都是快乐美丽的。我欣赏这个理念，更希望把它带给中国的女性。”

　　当时此类项目在中国尚无先例，魏军经过仔细的研究，以版权贸易的方式帮助COSMOPOLITAN与国内的一家杂志合作成功。

　　“杂志的负责人曾热情地邀请我加盟，我也一度想尝试一下，但是我却舍不得放弃律师的职位。权衡比较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律师带给我的挑战性，于是放弃了做杂志的想法。”在魏军看来，做律师有着更广阔的天空，更适合她伸展，飞翔。

　　画画的时候，疲倦、烦恼一扫而空

　　“小时侯上美术课，我就喜欢画画，也特别喜欢看别人画画。”魏军对绘画有着独特的爱好，在纽约生活的几年里，她一有时间就去画廊看展览。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也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写实的，油画、粉笔画、水彩画，她越看越着迷。在一次展览中，她面对着一幅画想入非非：我可不可以自己画呢，这样的画，我也能画。于是她购买了画具、画布、画册，兴致勃勃地自己画起来。

　　“起初我只是临摹名家的作品，也不敢属自己的名字。有一次我把自己的画拿给朋友看，竟意外地得到了夸奖：‘哇，是哪个画家的作品？’从此我有了信心，越画兴趣越浓。”

　　绘画成为了魏军放松心情的最佳方式。晚上回家后，打开电视，一边听节目，一边笔墨飞扬，白天的疲倦、苦恼一扫而空，第二天又能精力充沛地走进办公室。“现在，我家里的墙上挂了许多画，地上也铺满了。我没有学过绘画，只是跟着感觉走。”

　　魏军喜欢鲜艳夺目的色彩，喜欢标新立异。她偶尔会在夏天穿一身漆黑，也会在寒冬穿一身洁白。

　　辗转几十年，岁月并没有拂去魏军的活泼和笑脸。常年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她已经习惯了忙碌的工作。有时她也会利用周末去旅游，痛痛快快地和朋友们玩上一通宵。

　　但是，纽约——北京、北京——纽约，魏军哪个都割舍不下。在北京的时候，她想着纽约的画廊、电影院和各种各样好吃好玩的地方、热闹繁华的街道。在纽约的时候，她又惦记着北京的亲朋好友，想快点回到这个熟识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城市。魏军不知道以后会在哪边定居，也许，当心灵找到归宿的时候，也就自然地找到了答案。

　　采访后记

　　已过不惑之年的魏军依然魅力四射，我发现，沉稳、自信、活泼、可爱原来可以结合得这样完美。

　　采访中还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案例，但是魏军出于职业的谨慎，仅仅让我饱了耳福。我想，我虽然无法用文字记录下那种精彩，但她对生活的热情和对职业的执着就足以让我感动，而我对那句“做律师真的很有成就感”也可以领悟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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