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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说她可能患艾滋病时，她的世界“地震”了：医护人员避而远之，让她立刻出院；周围的人指指点点，把她看成“瘟神”……然而，这竟是误诊。于是，有了这场据称是“中国首例”的“艾滋病名誉权官司”。“艾滋病”从天而降
今年41岁的余梅芳来自浙江临海市，她在山西省忻州市购物中心租赁了120平方米的柜台经营箱包。
2000年2月28日下午，余梅芳因腰椎间盘突出，住进了忻州市人民医院骨科病房。2月29日早上护士抽血，做例行的肝功能和血常规检查。当天下午，大夫为她做了手术。
异常出在3月1日。余梅芳突然发现医护人员态度大变，仿佛害怕她似的，一个个都远远避开。3月2日，余梅芳被强制隔离，扎针输液的护士也变成了男实习生。实习生毕竟不熟练，她为此饱受了扎针之苦。更奇怪的是病房门外窗外出现了许多窥视的眼睛，有患者，有陪护人员，也有医院工作人员。这些窥视的眼睛看得余梅芳心里直发毛，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谜底在3月4日揭开了——骨科副主任前来通知：她极可能患有艾滋病，要她立即出院。此前，医院已将情况告知陪护她的亲属。
余梅芳如五雷轰顶：可这怎么可能呢？
不过，她不出院也没办法，由于已无医务人员前来管护，赖着不走毫无意义。3月5日，她只好在尚未拆线的情况下被迫出院。
更大的精神压力在出院以后。有关她患艾滋病的消息已在忻州传开，成为许多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而且，艾滋病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性行为，患者又是一个来自浙江的女人，自然会给好探究的人以无穷的想象。
让余梅芳雪上加霜的是忻府区卫生防疫站的随访调查。3月10日，在接到医院关于余梅芳初检艾滋病的报告之后，该站派出5名防疫人员，前往余梅芳所在的购物中心调查其住址、去向等情况。防疫人员是在履行职责，但却客观上证实了如火如荼的传闻，弄得商场里议论纷纷，人人恐慌。于是，“新闻”在忻州古地升级、爆炸。购物中心接到了许多询问电话，在医院得到证实后，购物中心做出决定：要求余梅芳停租柜台，并限期腾出宿舍。同时她的员工也不愿再跟她干。尽管余梅芳坚持不肯停业，但她的柜台由120平方米被减至20平方米，且退缩到楼层角上，其他经营者乘虚而入，大楼内的箱包柜台由她的独家一下子变成了4家。
在这段“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余梅芳经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她简直成了“瘟神”，熟人、朋友都避之惟恐不及；她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指指戳戳；上街买东西、理发、做衣服等，常常被人拒绝，甚至被当面辱骂：你还想来害别人不成？你恨不得大家都和你一样才高兴是不是？余梅芳真是欲哭无泪，欲诉无声。化验单“有阴有阳”
余梅芳是怎么被检出患有艾滋病的呢？说起来此事有点像个谜。为了这个艾滋病结论，余梅芳先后被动或主动做了15次化验，前10次是阳性，即她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5次是阴性，即她未感染艾滋病病毒。即使在已有定论的今天，人们仍然无法得知，这截然相反的结论，究竟是因为试剂的原因，还是检验技术的原因，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据忻州市人民医院介绍，检验科第一次为余梅芳做血液化验时，测出其血清为HIV抗体阳性。手术后再抽血进行化验，从2月29日下午至3月1日下午，检验科用两个厂家不同批号的试剂，平行做了8次化验，结果均为HIV抗体阳性。医院将其血清送忻州市卫生防疫站复检，复检结果也是阳性。
两家单位总共检验10次，结果均是阳性。这足以让人认为是确切无疑。于是，第一次遭遇艾滋病病例的忻州市人民医院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一、调配试剂进一步明确诊断；二、立即隔离患者，在未确诊前按阳性处理；三、一切与病人有关或接触过的物品全部焚烧；四、确定进一步治疗方案；五、向上级报告，以便进一步处理。
余梅芳不相信医院的结论，为了确诊自己的病情，3月7日，她自行到给自己做出阳性结论的卫生防疫站进行化验。奇怪的是，同一个病人，同一个化验单位，结果却与上次完全相反：阴性。也就是说，余梅芳未感染艾滋病病毒。这个结果鼓舞了余梅芳，她不顾手术后尚未拆线的虚弱，在3月10日、11日、12日三天内，以余梅芳、张小青、余美芳等不同的名字，到山西省性病艾滋病监测中心化验，结果均是阴性。但当余梅芳兴冲冲地拿着这几份化验单来找市人民医院和忻府区卫生防疫站时，却不被对方认可。原因很简单，这是她个人去做的化验，不具有权威性。
好在忻州市卫生防疫站已将余梅芳的血清送山西省性病艾滋病监测中心确诊。3月21日，山西省卫生防疫站将阴性的检验结论通知忻州市卫生防疫站，市防疫站又通知了市人民医院，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市人民医院却并未将最终检验结果通知和送交当事人余梅芳。
余梅芳还是打听到了：自己未患艾滋病！她为这个最终的胜利而喜泪涟涟；但很快又怒火满腔，恨意难消。上法庭一审告捷
2000年4月20日，余梅芳向忻府区法院起诉忻州市人民医院和忻府区卫生防疫站。她在诉状中称：“卫生部《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以下简称《艾滋病病人管理意见》)规定：各种艾滋病病毒检验机构检测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结果标本，应尽快送确认实验室确认，在确认之前，不得通知受检者。在本案中，忻州市人民医院在原告血检未经确认之前，不但通知了原告和亲属，并且将这一消息扩散到社会上。而忻府区卫生防疫站明知忻州市人民医院的检查结果仅为初筛试验结果，不经确认则为无效，仍将原告作为艾滋病患者进行随访调查，客观上对原告患艾滋病的消息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医疗卫生单位的工作人员擅自公开患者患有淋病、梅毒、麻风病、艾滋病等病情，致使患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患者名誉权。按照这一解释，即使是被确认患有艾滋病的人，卫生机构也不得擅自公开，何况原告的血检仅为初筛试验。因此，二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余梅芳要求二被告在新闻媒体上向她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她经济损失68485元，精神及名誉损失41万元。
经过法庭上一番唇枪舌剑，一审判决结果是：忻州市人民医院赔偿余梅芳精神损失费20000元，经济损失905元；忻府区卫生防疫站赔偿余精神损失费6000元。两被告在《忻州日报》上向原告余梅芳公开赔礼道歉。
宣判后，原被告都提起上诉。原告认为赔偿太少，远不能弥补其所受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两被告则坚持认为自己当时采取措施是对社会负责之举，是防患于未然，且都不承认有泄密情况发生。再开庭细析“艾滋”
二审的焦点是忻府区卫生防疫站是否侵权。
忻州市中级法院为此案开庭时，该站提供了《卫生部关于忻府区卫生防疫站侵犯名誉权一案的有关法律应用问题的复函》。
这份复函的具体内容是——《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各级各类卫生防疫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艾滋病病人管理意见》中管理措施第一条规定：“各地卫生防疫部门负责组织对本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建立个人档案，并按计划定期随访。”忻府区卫生防疫站据此认为，他们到购物中心去对余梅芳进行随访调查，是在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而且整个随访过程并没有泄密。
二审法官认为：《艾滋病病人管理意见》规定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是指必须是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而余梅芳只是初筛为HIV抗体阳性；即使根据忻府区卫生防疫站提供的国家卫生部的复函，忻府区卫生防疫站的随访，在保密情况下只限于对疑似感染者本人进行有关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答复咨询，通知并协助疑似感染者到艾滋病确认实验室进行艾滋病检测确认。而2000年3月10日，忻府区卫生防疫站派5名工作人员去余梅芳所在的购物中心进行随访调查，调查核实余的去向、住址。据购物中心职工陈述材料称：“商场议论说余梅芳患了艾滋病，现防疫站的人也来到商场询问她的情况，我们更觉可怕。”故本院认为忻府区卫生防疫站去购物中心进行随访调查，客观上对余梅芳初筛为艾滋病消息的传播起到了扩散作用，对余梅芳的名誉造成了一定损害。
二审法官同时也驳回了余梅芳与忻州市人民医院的上诉，维持原判。在驳回余梅芳的上诉时，法官认为，一审判决的精神赔偿数额是适当的。
2001年7月，余梅芳收到终审判决时已经离开忻州。毕竟忻州给了她太多的痛苦、太多的悲伤，她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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