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崔丽

　　近日，经《中国妇女报》联络，十余位著名法学家、妇女工作者为了一个普通农家女孩的命运坐到了一起，为和她一样遭遇性暴力侵害却陷入无助境地的女性谋求出路。

　　2001年5月9日中午，北京市石景山一处住宅楼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年轻女子纵身从3层楼跳下，摔在地上，而此时距她走进这个雇主家不到48小时。这个名叫小丽(化名)的山东姑娘随即向警方指控她被担任外企经理的雇主强暴，并遭非法拘禁，身份证等证件被扣押。后警方通知小丽，因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不予立案。一个重要原因是，按外企经理的说法，小丽与他发生性关系是自愿的。

　　几经周折，仍无结果。外企经理依旧逍遥自在，而小丽只能带着满心屈辱、满身伤痛无望地回到老家。

　　据统计，女性遭受性暴力侵害呈增多趋势。仅以强奸、猥亵幼女为例，1997年为135件，2000年达到3481件。她们的叹息和泪眼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号：一个不惜以跳楼为代价的女孩难道不能以生命证明清白吗？

　　为什么性暴力案普遍立案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指出，我国对刑事犯罪立案的要求较为严格，按《刑事诉讼法》要求，“存在犯罪事实”才能立案。

　　北京金德律师事务所陈敏律师说，通常认为，受到性暴力侵害的女性需要有呼救、搏斗、受伤的情节才能证明自己确非自愿，但研究表明，大多数强奸受害人都会放弃力量悬殊的反抗，因为她们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在被痛打一顿后再被强奸，甚至危及生命。

　　那么，如何确认强奸案是在违背妇女意志情况下发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认为，强奸案的认定必须坚持以证据为本。直接证据是当事人的陈述。在没有其他直接证据情况下，双方的陈述构成所谓“一对一”证据，认定起来比较棘手，有时因此对“一对一”的证据不做认定，这往往对被害人不利。其实对这种证据进行审查，可以作出判断，如逻辑判断、言语和其他因素的关系等。

　　间接证据指可以证明存在暴力行为的痕迹。本案中小丽的跳楼，应当作为间接证据，以帮助认定性行为是否自愿。

　　现在，“贞操权”是在性暴力案件中常被媒体提到的一个词，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分析认为，说性暴力行为侵犯了贞操权，似有不妥，但事实上，贞操权就是一种独立的“性权”。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性人格利益，包括性利益的现代社会，性权利受到粗暴侵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理所应当。

　　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性暴力精神损害赔偿存在诉讼程序障碍。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局限在受害人的财产损失或物质损失，对性暴力犯罪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于法无据。现行的做法是，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种做法割裂了损害赔偿这个完整的法律制度，既浪费司法资源，又给当事人造成讼累。

　　《中国妇女报》副主编谢丽华曾参观过美国一个性暴力妇女援助机构：一个受性暴力伤害的女性刚来到机构，专门医护人员就在第一时间收集证据，将内衣裤等装入医疗袋，并协助录像、拍照，留做证据，随即对受害者进行医疗救治并提供24小时心理帮助咨询热线，抚慰心理创伤。这个机构每年援助百余名受害妇女，立案成功率在80%以上。

　　专家们认为，对女性遭受的性暴力侵害，应从性别视角上升到女性权利主体认识，通过审查现有立法，提供可行的诉讼渠道，采取有效的补救办法，给受害妇女以生活的尊严和应得的权益。

责任编辑：康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