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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

　　志刚终于回国去了，卫红又可以专心于在哈佛的学业了。

　　对于两人的未来，他们谁也没明说什么，他们都需要有时间来冷静地考虑这一问题。但卫红不再抱怨志刚无能了，也能够真正理解志刚的心思了。用卫红的话来讲，“我来美国求学，是希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想到，我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命运也在改变着我。”

　　卫红还说：“我总算想通了，在我们当前这场婚姻危机中，是不可能两全其美的结局的。我们想追求各自事业发展这个得，就要承受得了婚姻有可能解体这件失；而若想避免家庭解体这个失，我们就必须彼此做出某种妥协，以换取我们能在一起这个得。所以，我们都需要静下心来，多反省反省自己的考虑，多想想对方的处境和心情，也包括长辈的感觉。志刚说，我们还是有缘分的，只是这两年的生活变化太大，使我们彼此不能再适应对方。但我们本质上还爱着对方。所以我们没必要急着决定我们该怎么办。我与志刚的缘尽与未尽，只能让时间来告诉我们了。”

　　卫红与志刚的缘分到底尽了没有，我不得而知。

　　但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明确答复的。而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卫红都会变得更加成熟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

　　而这，就是我所能帮卫红的忙。

　　“我们的比缘分尽了吗？”这个问题只有卫红自己才能说得清。

　　个案分析

　　卫红的自我中心思想表现在什么方面？

　　出国留学之何所得？何所失?

　　这是每个出了国的人经常思考的问题。人们想来想去，恐怕也只能得出与卫红相同的结论：人生之有所得，也必有所失；有所失，也必有所得。

　　在本咨询中，卫红为了追求更多的学问及更高的学历，不惜牺牲个人的婚姻。但卫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把婚姻失败的原因太多推到志刚身上，埋怨他变得狭隘、懒惰、脾气暴躁，没有进取心。殊不知，志刚在美国活得是人下人的感觉，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之中，他能有什么更好的表现？

　　现此相反，卫红由出国留学到来哈佛读博士学位，再造了她人生中的辉煌，一步步都很顺利。纵使她要打工挣钱，也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黎明前的黑暗。哪像志刚那样，夜茫茫不见光明路。

　　所以，卫约在美国得到了自尊的满足；而志刚在美国感到的尽是自卑。

　　这正是卫红所忽略的一点。

　　卫红的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是，自己多读几年书有什么不对？的确，没有人可以直接说她做得不对，还会有人称颂她这是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但卫红没有充分思考的问题是，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不是一个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得失平衡的问题。

　　难怪卫红每言及此，都会理直气壮的。

　　卫红不是不关心志刚，也不是不想维持这个家，只是她对志刚的苦衷及至志刚对她的辱骂已变得麻木不仁了。她与志刚之间已由异床同梦变成同床异梦，再无当初那份“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劲头了，有的只是“谁做谁的狗腿子”之类的争吵和埋怨。这绝不只是志刚一个人的问题吧。

　　可惜，卫红却对这一点认识不足。

　　卫红对自己的前程义无反顾，志刚也无心去误了她的前程；志刚不愿在美国沉沦下去，误了自己，卫红对此也无可奈何。所以，他们只能拥有过去，难再拥有未来，这样的婚姻究竟还能否维持下去呢？那只有看个人怎样摆平这一得失关系啦。

　　而面对婚姻危机，卫红一直在指望着志刚改变主意，给她以“大树的感觉”。可此时此刻，志刚又能拿出什么令卫红满意的主意呢，他为她牺牲地还不够多吗？

　　卫红来找我咨询，是希望我能像上次去飞机场接志刚那样，在谈笑风声中，给她以许多生活的启迪。但作为心理咨询人员我不当卫红的“指路人”。这是与心理咨询之“助人自助”的主旨背道而驰的。

　　在这种指望落空后，卫红对我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并在潜意识中，把我当作像志刚那样不敢承担责任，不敢面对现实的人。她的这种移情表现，说明她渴望有人承担她的心理压力，直截了当地给她指点迷津。

　　卫红在国内求学，一直是教师心目中的掌上明珠，这使她期望无论在哪里，都会有人肯定她，欣赏她。就是后来到了单位上班也是一样，备受重视，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卫红来美国求学之后，饱受生活的磨炼，仍渴望有人会娇她，宠她，而不要活得这么辛苦，这么沉重。因此，卫红当前面临的问题，不仅有不再与志刚志同道合的困惑，还有从受宠到失宠，从依赖到独立这样一个适应中的失落感。其实，卫红本身是具备那种独立能力的，她能在美国闯荡得这么成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只是她需要时间来逐步调整自我。

　　所以，面对卫红的婚姻危机，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人员是不宜做任何直接的劝和或劝散的事情的，那只是一般朋友之相互安慰所做的事情。我所要做的事情，是帮她解析问题的心理因素，以理清思路。

　　具体地说，我发现卫红身上的自我中心表现，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交流，而卫红却对此不以为然。她在做自己的事情时，可能拳打脚踢，敢作敢为；可是在碰到触及个人利益的事情时，就变得缩手缩脚，难以决断了。这是因为她在潜意识中，过于自恋了。

　　由此，我希望通过我的咨询，使卫红能够认清自身的问题。而不是老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凡此种种，又都是卫红的依赖心结所在

　　在为卫红的咨询当中，我还发现她人格中的“儿童式自我”和“父母式自我”很不协调。

　　具体地说，卫红虽然已已长大成人，却仍渴望周围人都能欣赏她，顺从她，一旦这种感觉得不到满足，她就会产生一股强烈的自艾自怜的情绪体验。特别是在与志刚的关系上，她希望志刚能随时随地地理解她，支持她，却不够在乎志刚现在的心境如何，对他尊重很不够(譬如，志刚当初放卫红出国，让她打胎，后又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事业发展出来陪读，这一系列的让步，看起来是一种理解和支持，实际上都是在迁就卫红)。这都是她“儿童式自我”的典型表现。

　　另一方面，卫红思考问题黑白分明，不够灵活。她把“多读几年书”看成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不是得失平衡的问题。由此，卫红分不清追求真理与生活智慧之间的差别，不能完全体会得失之间的辩证关系(譬如，卫红在很多时间内都不能面对上哈佛读博士与婚姻危机的冲突，因为她不能牺牲其中任何一方)。这又是一种“父母式自我”的典型表现。

　　卫红在“儿童式自我”与“父母式自我”之间徘徊，缺乏自主精神和反省意识。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人格缺陷的表现。所以表面上，卫红虽然很具闯劲，也很有独立性，但内心深外，她仍想做个受人呵护的小女孩，并易于苛求他人。

　　针对她的这种“儿童式自我”和“父母式自我”的极端表现，我主要采用了“交互分析疗法”(Transactional Analysis Therapy)的方法，力图帮助卫红将自我定位在“成人式自我”上，辩证地看待当前的这场婚姻危机及其得失，积极地面对现实，而不再沉缅于“儿童式自我”和“父母式自我”的行为方式中。

　　卫红学会客观地看待当前的婚姻危机，是对她人格成长的极大促进。

　　作为心理咨询人员，我对卫红的婚姻危机有什么感触？

　　什么是缘分？缘分不就是心灵上的沟通嘛。

　　如果两个人不再有心灵上的沟通，那还谈什么缘份？而如果要想保持这个缘份，双方就必须想方设法保持这份心灵上的沟通，这通常包括相互的谅解和必要的妥协。

　　这正是我替卫红做心理咨询所追求的目标。

　　为卫红咨询后，我曾多次设想，如果卫红没有出国，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或许她现在正牵着一个3岁的小男孩，随志刚参加各种生意上的应酬；或许她已不再指望公派出国，而是等生意发达后自费出国，反正都是一样的见世面；或许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令志刚对她刮目相看；或许她已不愿纯做学问了，而是开始追求人生的另一番风景……

　　当然，卫红还会与志刚吵嘴的，但那也是为了什么生意上的投资，什么家务事上的分摊，什么样的朋友可交，或该让孩子上哪所幼儿园之类的事情。

　　总之一句话，他们还会共有一个梦，同卧一张床。

　　但卫红选择了另一条人生之路，而且已经走了很远。她不可能再回头了，尽管志刚一直在后面大声感叫：妹妹，你别再大胆地往前走了。

　　置身于哈佛，卫红遇见那些远道而来，朝拜哈佛校园的游人们，可能会感到几许满足，几许自豪，因为她是属于这片土地的；但望着他们成双结对，携子扶幼地轮流在哈佛座前摄影留念时，卫红又感到几许伤感，几许惆怅，因为志刚，已不在她身边上。

　　卫红可能会为此感到不尽的困惑和感叹……

　　可这，毕竟是她自己选择的路。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选择，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人员对人生的感叹。

　　人生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心理咨询人员也只能帮着行人尽量认清自己要走的路。

　　——自《登天的感觉》作者：岳晓东

　　舒唱女士如是说——

　　感谢大家给了我无限的信任。使得我的信箱每天都有近百封来信。我非常理解你们在痛苦、失落与彷徨中的挣扎。于是在无奈与无力中渴望有一个人马上告诉你答案！试想问题真的有这么简单么？我知道有一位女士，她一遇到棘手的事情就要和周围的朋友商量。然后把多数人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意见予于采纳。但是你知道吗？10天以后她就会后悔不跌。因为她发现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

　　我比较喜欢岳晓东先生的东西。所以，把他的《我们的缘份尽了吗？》一文予于转载。他因为没有直接告诉咨询者答案，使咨询者刚开始有些不开心。但是伴随着他的帮助，咨询者自己找到了她所的东西。这是做咨询最关键的目的。

　　网上咨询的难度在于有很多背景材料需要了解的我都不可能知道，此外也读不到咨询者的身体语言。这无形中影响了彼此的交流。所以在回答，问题时，我通常抓住一个关键的点，这个点我希望也是很多人所关注的。

　　我希望我能给予的我都给予了；我希望你能接受的你都接受了！

　　人的问题比人还要多！

　　让我们共同在“心”的大海里遨游！

　　心理专家/舒唱(北京今雨来心理培训俱乐部心理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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