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廷是我的韩国朋友。去年春末,她得到一个机会,由出版社资助旅费,到欧洲生活和感受两个月,然后出一本书。这是她盼望了10年的机会,终于在她36岁本命年的时候到来了。但这时候,她不再是那个一边读研究生、一边翻译和写作、一边又参加电视制作的工作狂小编辑了,而是一位陪丈夫客居异国的闲适主妇,有空就着下午最漂亮的阳光和满室的音乐喝一壶下午茶,直到听到阿姨从学校接回孩子,按响门铃。
“这是我的一个梦,当它终于实现,我要一天都不少地享受它。”
临行前,美廷在电话里宣布。这个梦想对她来说有些“平庸”,因为她的丈夫有能力把她送到国外随便什么地方生活——但那只是爱人的恩惠,不是自己多年勤勉换来的犒赏。
在上海做主妇的6年,美廷一直是个称职而普通的韩国贤妻良母,会到孩子的幼儿园做义工,会精心挑选餐具和烛台,为丈夫布置家常而浪漫的晚餐。我曾经以为,这些年,美廷把我说的那些“美丽的中国字”细心记在小本上,不错过任何艺术展览和演出,学习雕塑和国画,在陌生人中挑到个朋友就不放手,坚持给上海的韩国人杂志写专栏,都不过是为了给她的主妇生活增加一点色彩,就像随手给她的客厅点一柱香。
但她刷新了我对主妇生活的成见。不像上海的已婚女子,尤其是那些丈夫稍微醒目一点的,喜欢“作”“嗲”兼施,紧张地关心丈夫的举动和自己的外形,牢牢控制婚姻和经济的主动权。虽然我和美廷算得上是闺中密友,但她和我的话题永远停在阅读、音乐、电影,和社会见闻,从不讨论妈妈经。她不去商业的女子会所,永远也嫌不够地挽留青春;她也没有专职太太们常见的购物狂热。她经营的生活,简洁、清淡而有人情味。
她忙着自己的事情,也有条不紊地尽着对家庭的本分。她的时间管理,远比一个朝九晚五的人更有效率。她享受孩子的成长,在女儿的画作上写上“小小毕加索”的评语装裱起来,也会和她工作时的圈子保持密切的联系,以至于国内著名作家来中国,首先想到的游伴就是她。她最喜欢自己只有5、6个平方的书房:“在这里,我是我自己。”
小聚时,我们坐在堆着画册、影集和艺术展门票的地板上说起夏天的旅行。她告诉我,到欧洲的第一天是一个周末,上午10点,空降的她看到了一个在寂静中睡懒觉的巴黎。“那时,我觉得离开家是多么糟糕的决定!”但只过了一两天,行走释放了对孤独的恐惧,久违的沉默让她思如泉涌,两个月里她记了几大本的笔记。重新回到大学时代的狂热,她热恋般地追随梵·高的足迹,不按任何计划地在欧洲大陆流连,却因此邂逅更让她心仪的艺术家。她意外地碰上了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她像逃学的高中女生一样到陌生国家的边城溜达。
美廷说,那样率性而富于挑战的漫游让她找到自己,因为自己和家庭责任连在一起太久,差不多忘记了自己梦想的生活。在欧洲,她总是背着很重的画册在街上赶路,因此凉鞋的系带总被磨断。但那个时候,她顿悟:“为自己的喜好服苦役,才能解放自己。”
(上海)洛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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