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辈“共和国的同龄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是青春花季，当然我们更是“革命青年”，就算是“狗崽子”也得热衷于“闹革命”去。那时，我辈对剃光头、穿军装、戴红袖章，实在不亚于今天年青人对染发、美容、隆胸、穿时装的时髦的向往。那时，我们忙于“解放全人类”以期终能解放我们自己，并为了这种豪迈而庄严的伟大使命，我们还得离开城市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炼红心”，似乎成了准“救世主”。革命、打倒、横扫、斗私批修，几乎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全部内容。尽管我们可以也必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但我们再革命，也无法排遣作为人在青春期里对异性的“天性”倾慕与爱恋，因而，“以革命的名义”，在“并肩战斗”的同志中邂逅年青异性，以建立“革命友谊”。但就算恋爱也不能不作出革命的自律，“要听毛主席的话”绝不能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要有那么点“革命本色”。

　　那年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以“阶级意识”铸就了青年身上的敏感神经，否则，一不小心，爱上了个“阶级敌人”，便会招来被革命、被批判和斗争。因而，有许多恋人，如果其中一方无论是本人或家长被揪斗，那么，恋爱关系，大都会不得不因之而结束。中华大地弥漫着一种“革命”的功利主义。

　　我的初恋产生于“清理阶级队伍”时期，父母属于被“清理”的一类，而“红五类”的她，却并未因此远我而去，倒是向我越走越近。当时，我与她同在一家街道小工厂工作，我任电工，她当生产工人。一次我值班时从她的身边走过，她刚好给正操作着的“四头站床”钻着了手指，我急步上去将开关拉断，然后为她止血包扎。这本是件很平常的小事，却将我俩系上了。一次在我被诬蔑给“整”的当儿，她竟挺身而出，为我仗义执言!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我无法不为她的义行“叹为观止”!此后，她到了农村务农，我亦离开了广州到一个小镇里工作，除了她来看望我外，我们还不断地书信往来，但这些书信，恐怕还够不上是“标准”的情书，没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情调”，只有朴实的关怀与问候，间或还有一两句诸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类的毛主席语录。我俩在婚前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相拥相吻，即使偶尔并肩而行，拉了一下手都心跳加速并触电般地彼此将手抽回，似是做了卑鄙的勾当。直到我们领取了有毛主席像的结婚证，才敢躲到青山的一隅“冒天下之大不讳”亲一下嘴，彼此同时缔造了自己的初吻。尽管我们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但未到婚期，彼此都得“守身如玉”，以免贻笑乡间父老给人唾骂。

　　我们恋爱“拍拖”已是如此的“革命”，结婚更不在话下了。我们的婚礼，由生产大队党支书主持，在《东方红》的歌声中开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里结束，这对新人，当着村里人的面，还向党支书表示了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在过去了的29年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代年青人的恋爱方式已经在“恋爱的革命”中多姿多彩，“试婚”、“同居”，拥吻街心市，已是司空见惯的平常，若还计较于“初吻”和“贞操”已经成了为人嘲讽的“老土”。新的斑斓的生活方式是诱人的。虽然，我夫妇恋爱的“革命经历”谈不上有何伟大和光荣，但却绝无丝毫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