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篇文章之间，我首先要承认自己是用极端不礼貌的手段认识贺大明的。今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我搞到了贺大明的手机号码和呼机号码，在连续两个星期之内，我每天都呼他两次以上。假如当时我稍作冷静而理智的思考，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愧疚——贺大明不是一部供人阅览的文献，更不是茫茫黑夜前的最后一道晚餐。肆意横征暴敛他人的宁静与时间，任意挥霍浪费别人的精力与思维，该是大不当的。身处电视这个圈子的人，大都生活得异常紧凑，这种紧凑实乃艰辛，谁都倾向于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生活空间少被侵犯，何况一个未曾相识又不同行业的人接连不断的骚扰，以公干为幌子，以出书为理由。

　　猜想贺大明知道，任何生活中的美丽都需要人们毫不吝啬的给予，他不想让我失望，尽管当时他正忙着张罗《玫瑰之约》大改版的前后两期节目，他还是给予了我答复：下周四吧。

　　当时我正在报社的那张办公桌上改稿，电话中他的声音显得很热情，他告诉我的那些话就像窗外轻轻拂过的微风，清凉舒适。我那急切甚而焦灼的心，在那午后的微风中释怀了，我站起身来伸了伸腰，把头伸向窗外，对着远处一棵树凝视了很久。

　　终于和贺大明见了面。促膝而坐，是在《玫瑰之约》狭小而忙乱的办公室，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伴随着他简洁有力的话语，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充实沉稳的神情，映照出超脱和美的心境；快捷敏锐的思维，显示出前卫而新颖的艺术学识和过人的洞察力；而爽直率真的个性，则分明流露出对事业奋斗的执着与真诚。斗转星移，正是在最近这几年里，贺大明迎来了他半个世纪以来人生历练、学识修养和事业追求的成功灿烂。

　　1997年，他策划的《人世间》专栏获得1997年度“中国电视奖”，1998年，他策划的《玫瑰之约》专栏又火爆全国，他自己也获得湖南广播电视厅1998年度“十佳策划人”的荣誉称号。

　　蓦然回首，贺大明走过了一段寂寞漫长而又勤勉艰辛的奋斗之路。贺大明是共和国同龄人的那一代人。他出身于艺术之家，自幼聪颖好学，勤于动脑。读中学时成绩是全年级八个班中最好的，尤其是作文写得好，至今他还记得有一篇考试作文，自己得了98分的高分。然而他们那一代人属于被历史耽误的一代人，小时候就经历过“大跃进”，懂事时就开始了三年自然灾难的苦日子，初中毕业正热切渴望读书时又赶上了“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学校没书读了，贺大明想刻苦学习知识的念头却丝毫没有消退。那时打、砸、抢盛行，贺大明却把自己关在家里，沉醉于数理化学科的自学中。不仅如此，他还逼着弟弟专攻数理化，他常常告诉弟弟：一个人立足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有硬本事。弟弟当年也许不太明白他的这些大道理，但却深受他的熏陶而埋头于知识的海洋中。如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弟弟在大洋彼岸发展并有所建树，相信他一定感谢几十年前兄长在那个混乱年代给他指引了一条正确的人生方向。

　　1968年，贺大明去长沙建湘瓷厂工作，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每天重复着简单而又枯燥的劳动。但他时刻不忘自己的远大志向，一有空闲，他就抓起书本来啃，就这样度过了寂寞漫长的十年。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贺大明翘首以待的一天终于来临，然而此时他已年过三十而立，超过了高考报名年龄——他与梦想中的大学再一次擦肩而过。不过贺大明并不灰心——他血液里一直流动着一股跳跃的激情，正规大学不能考，他就读起了电大，在电大电子专业，他一学就是整整四个年头。

　　他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984年。当时长沙电视台的创立，正四处招兵买马。贺大明虽然从未搞过电视，大学学的也非电视专业，但他出身艺术之家，对电视的感觉极好，他很快将电子专业里的那些什么“克希荷伏”、“焦耳仑次”丢到了一边，扛起摄像机走进电视台，在电视这个最先进的媒体里开始大显身手。贺大明一开始就与电视专题结下不解之缘，以致于从1984年至1997年，从长沙电视台到湖南卫视，从《社会生活》到《人世间》，他一直搞的都是专题，在湖南电视界，贺大明创造过许多辉煌。

　　在长沙电视台，贺大明搞的第一个专题是《来自文物战线上的报导》，他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文化古城长沙令人担忧的文物收藏保存现状，并从发展的眼光给古文物保护的未来趋向提供了精辟的见解。专题播出后，在省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纷纷转播，国内外文物专家纷纷来电来函，找他商谈有关文物保护方面的问题，贺大明一时声名鹊起。

　　1987年，贺大明调进湖南电视台，在老同志的鼓励的帮助之下，他潜心于创作，不久就接二连三地拍出了体现他独特风格的专题艺术片。《老屋》、《生命》、《共同的太阳》相继获得“中国电视奖”，贺大明很快成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电视人。可他并没有陶醉在已有的成绩里，并没有按部就班朝上走。他寻求的依然是突破性的创造——求新。1992年，他找到岳阳的“张谷英大屋”，这是保存得十分完好的有600多年历史的一个古代村落，不仅外表建筑古老奇特，连这里的人的心理世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人生追求，也都距离当今社会比较遥远，而且，伴随这一切的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这些，都深深吸引住了贺大明，他决心做出一个自己理想的节目。为此，他先后七次去村落深入生活，最后，他终于想到将这一块可视可感的“历史”与当今最现代化的都市深圳的一个村庄——翻身村放在一起，通过两个村支书截然不同的一年发展安排，通过“种多少粮食”与“如何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的对比，让历史与今天对话。为了实现这一“创造”，他丢开个人的一切得失，到了深圳，打撷生活，经历了多次反复，终于做出了颇为新人耳目的两个专题片——《最后的村庄》和《遥远的土地》。《最后的村庄》在中央台和深圳台播出后，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深圳几家电视媒体纷纷邀贺大明南下，从而给贺大明奋斗的人生增添了一段独闯深圳的经历。四五十岁的人了，还在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奔波，这在当时很多人看起来是不可理喻的，贺大明在两个月内前后四次南下，最终却没能走进深圳的大门。不被深圳接纳，是因为他没有硬梆梆的文凭和他那接近警戒线的年龄。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啊，能力和文凭有时往往是一对矛盾，贺大明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种悲哀留给他的创伤是深重的，贺大明决心让深圳的同行们后悔。

　　从深圳回来后，贺大明成了湖南卫视《人世间》栏目的制片人。这时湖南最具活力的经济电视台的开播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他开始用现代意识包装《人世间》专栏并追求节目的文化品味。在这个专栏里，他以“七十二行”、“屋檐下的故事”、“往事如烟”等几个栏目来叙述人生，观察世界，使节目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只一年时间就荣获省优秀电视栏目三等奖。

　　孤独的奋斗者该如何安置自己的人生？在不该开花的地方开花，在不该结果的时候结果。《人世间》获得辉煌时，贺大明又在一片喝彩声中激流勇退离开了如日中天的栏目组，他思考的目光定格在台里实施的“周末战略”上，他大胆的将“爱情”这一千百年来被视为不宜公开谈论的话题，从长久被封锁在电视剧时间段上直接搬上荧屏。他带着《人世间》栏目组的部份骨干，开始策划一档名叫《玫瑰之约》的爱情综艺节目。

　　一群毫无综艺经验的“专题人”，突然着手运作一档集综艺谈话为一体的边缘性栏目，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玫瑰之约》第一期台本，贺大明就碰到了几易其人、九易其稿的难题。但贺大明不断给自己鼓励：绝不能让《玫瑰之约》成为自己的滑铁卢！为了栏目，贺大明几乎没有过双休日和节假日，每周工作时间均在80小时以上。为了栏目，他放弃了赴台学习的机会，独自在家的儿子数月都难与早出晚归的父亲碰面，更别说能吃上几顿父亲做的饭菜，每天只能饱一顿饿一顿，长期吃盒饭。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贺大明及其一班人的努力下，第一朵玫瑰终于璨然开放，散发出袭人的芬芳。节目播出的那一夜，贺大明的电话、手机、呼机一直响到深夜，许多多年没联系的朋友纷纷打电话来表示惊喜和祝贺，观众的叫好程度远远超出了当初贺大明自己的想象。

　　节目的成功给了贺大明极大的鼓舞，但任何节目一旦上了卫视就变得毫无秘密可言。全国各地的30多家电视台纷纷前来学习取经，有的干脆原本“克隆”，一时“玫瑰”花儿火爆全国，面对这种严峻的竞争形势，贺大明感到节目再这样做下去，就会沦为模式，就会失去生命力。作为“龙头”，《玫瑰之约》应给全国同类的节目带个创新的好头。

　　贺大明对栏目组的编导们说：“《快乐大本营》动作一年后感到有难度，这很正常，而我们才做到第七期就产生危机感，肯定是节目运作没到位。”

　　贺大明行动了，他把节目从演播厅拉出来，于是短短几十期节目里，《玫瑰之约》节目呈现出了户内、户外、户内与户外相结合的多姿多彩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贺大明又针对节目的薄弱环节进行改革，把“玫瑰话题”由空对空的理论辩论改成由一段活生生的故事引出话题，使这一环节更加实在、更加生动。

　　贺大明就像一个永远飞速前行的车轮，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事也不例外。在栏目组，有这么一种现象，几乎所有的女编导都在贺大明的批评下哭过鼻子，但至今没有一个人因为哭过鼻子而离开过这个集体。原因就是贺大明从来就是就事论事，从不对人，大家都比较服他。而且，只有他意识到自己伤了别人的自尊心后，他从不吝啬自己的道歉。

　　创作的源泉在贺大明的心头奔涌不息，他不知道枯竭的滋味，这使他显得非常年轻，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比三十出头的壮年汉子还要精神。贺大明一辈子都不安于现状，一辈子都在做出人意料的事情，在别人不能开花的地方开花，在别人不能结果的地方结果。他的人生实际上就是一场“玫瑰之约”。

　　(玫瑰之约节目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