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我的前夫恐怕是缘分和命中注定的。我和他是在刚刚痛苦分手的法国男友的妹妹盛情邀请下的一次朋友聚會上相识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憨厚、老实、言语不多，但却颇有心机，晚餐后他自告奋勇开车送我回去，理由是他顺道，临走时他留下了他的地址和电话，也同样记下了我的，一切都是那样平凡，像其他所有的朋友，一个星期以后，他打来电话约我去看一部新电影，我因有事拒绝了，第二次，另一部电影，我因不舒服拒绝了，第三次，我去了。他很有耐心，百问不厌，在我面前，他有意降慢了法语速度，尽量使自己的法语简单清楚而规范，不像其他的法国人滔滔不绝，也许是因为他不健谈的原因。
我永远忘不了他请我去巴黎圣母院參觀的情景，二十三岁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全世界闻名的宏伟庞大的建筑。我当时的感觉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可以渺小到忽略不计的地步，他的个子很高，在我们两个渺小的中间我又感觉到他很伟大，他给我讲巴黎圣母院的故事，讲善与恶的冲突，我们在那样一个带有强烈宗教背景的地方听他讲述这样一个美丽凄婉的故事。我完全被他迷住了，多年以后我还跟他开玩笑，觉得他那时是故意带我去一个带有那么宗教感的地方，才让我如此迅速的在他的好感里加上了崇拜。
我的直觉使我清楚的意识到他爱我，但“我爱你”这三个字从来没有从他的口里说出，直到现在。这是一个狂热而执着的亚洲热，自己一句中文也不会，但却具有超人的理解能力，也许是因为他渊博的学识，他给我讲他的诗集，一句句解释，他给我读他的小说，神秘的东方是他的梦幻，我的生活里有了他--一个善良的人；我不再操心一切(因为一个人到了外国后的孤独感可想而知)。
我跟他和他的朋友四处旅游，他带我去他的朋友家，去电影院、去迪斯科舞厅、去爵士音乐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待我确实像亲妹妹那样，只要我一不舒服，无论怎样，他会准时在下班时间停在办公室大门口送我回去，不让我自己走路回去(我算过，他家离我那儿共18公里)，只要我一病倒，他总是伴在我身边去看医生，给我操办一切，有一次直到半夜3点钟。我终于发现我爱上他了，我的生活已经不能没有他，否则我连门都不能出，因为我發現自從認識他以后，我从来就没有单独出过门，我连出门乘公共汽车和地铁都得先问路，我感到我第一次丧失了独立性，相反我从来都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于是我对他说：我爱你。他回答我说：我爱你的眼睛、微笑和柔情。他就是这样一个特别人的，更特别的是，他和我的初恋情人同年。
在八七年以前我没有去法国的时候，想象中的法国充满了浪漫和梦幻的色彩，现在我很平静地坐在这里，回忆十几年前的事情，真的有些感慨万千。人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总是要经历一种轮回，才能真正的平稳下来。现在我是那么留恋自己的国家，要为自己的国家出点力，并且很快乐的在这里工作、生活，这和我当时八十年代后期拼了命的想出国，那种心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过当时是那样的想摆脱那种压抑的环境，现在想来也是非常自然，那个时候从国家到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出国受到很大的限制，非但这样，还有种种其他的束缚，可人是很奇怪的，越这样越有反叛。我是带着这样一种反叛的心情和对巴黎的向往去了法兰西，可是很快的，现实中的困境和感到自身能力的有限而需要发疯学习的焦虑很快将我拉回残酷而真实的现实里。
人在异乡的孤独以及无助，和他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使我们相爱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得到一个机会，法国教育部要外派他到新加里多尼亚教书，外派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差使，所要得到的报酬和待遇也都非同一般。
那时我差不多在法国工作了将近两年，已经满了合约所规定的时间，要准备起程回国了，他向我提出求婚，我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如果跟他去，我就不能回国，不能回原单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背离了我跟公司的协定，但如果跟他去，那就可以跟我心爱的人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决定几乎改變了我未来的所有的命运。
我和我的男朋友在经过反复的商量之后，还是决定我跟他去新加里多尼亚。新加里多尼亚是在南太平洋上的一个法属的小岛，位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对于那个新的地方我一无所知，可是我是为感情所动，我不再愿意过那种一个人孤单的生活，想和心爱的人一起共同去承担生命中的一切，那时候终究是年轻，根本就没有想到如何对核电站有一个周全的交代就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让男方的一家人都开始万分的焦虑，他们觉得中国是共产主义國家，对出入自由严格的控制，在他们的假想中，中国不是那么人道的，是独裁的，对人的各种自由都加以严格限制，想到他们的儿子要带着一个中国女人出逃，害怕极了，但他们的儿子已经做了这样的选择和决定，似乎已经没有办法更改了。
那时候公派的护照是不允许私人带在身边的，得交给组织保管，所谓的组织也就是一个相对认为比较牢靠、本份的党員，但如果要买免税商品的时候，可以向公司借一下，最多也就可以借几天。那时候要去拿一个从法国到新加里多尼亚的签证，光审批就要二十几天，我显然不能把护照借出来这么多天，于是我和他们商量了一下，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先把护照借出来给他们看，看过以后留个复印件给他们，然后再去审批，等他们审批通过的时候，我再把护照借出来，讓他们正式放入签证。
我以要买香水为借口先后两次把我自己的护照从那个“组织”的手中借出来。那个时候的气氛就像地下党的工作，我和我男友的全家人提心吊胆，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当时我有晚上说梦话的习惯，我的男朋友知道了这一点以后，就把全家人召集起来开家庭会议，作为一件头等大事来对待，害怕我无意在梦幻当中泄露了机密。其实现在想来，多多少少有些可笑，那都是些无用的紧张，但当时那种紧张、害怕和焦虑的确是那么的浓烈，让我永远难以忘记。
接下来就是开家庭会议策划怎么让我们这对年轻人走，那时候就商量着，等我们坐着飞机走后，由他的母亲把我写的辞职信给寄走，辞职信的内容大致是：我准备结婚了，我决定要辞职，跟着我心爱的人去新加里多尼亚，而且我打算把新的地址留给公司。为了是否留这个地址，大家又开会讨论，他们都反对我留，害怕公司会派人追过来，把我抓回去。
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坐在这里，非常平静地回忆当时的情景，处处可以看到当时被夸张了的可笑、滑稽，可是在那个时候，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法国人的心目中，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封闭和封建可见一斑。我男友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家庭，应该说在思想意识上是非常开明的，可即便是这样，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的一切也是非常可怕的。
对于是否要留新的地址，我当时是坚持，我的理由是：我当时离开公司要去新加里多尼亚，最大的原因是为了爱情，我打算要结婚，我不想让公司感觉到我像一个小偷一样，而且是偷偷的蒸发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剥夺我爱的权利。这样的想法在当时也是一种反叛，以前在中国读书的时候接受的观念就是：国家给了你一个分配的名额，天涯海角你都得去，爱情又算得了什么呢？人生所有的自由顷刻间都得瓦解，而得听从这样一个“分配”。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感到我的确是有过失的，不管怎样，国家给了我很多的便利和机会，使我来到了法国，如果他们给我一些惩罚，我也愿意承担，但并不是罪不可恕的。
事实上，我的这件事情后来几乎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开端，因为核电站自从成立以后，从未出现过有人离开公司的事儿，其实作为公司来讲，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要么派结过婚的人去法国，要么就是有孩子留在国内的，总之是要在国内要有难以割舍的牵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起到了真正的控制的作用，而我是第一个被派出去的单身汉。当时他们之所以会派我这个单身汉去法国，恐怕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中的关系，在他们的意识里我家庭的这层关系就会像罩子一样罩着我，使得我不敢打破任何的规矩，只可惜结果我还是犯规了。
从我走后，以后每一年都有人走，要么就是突然离开公司，在法国找到了另外的工作，要么就是和当地的法国人结婚了之类，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导火索。就在我走后的一个多月，公司又出了一件事儿，同样是一位女士，還是一位共产党员，而且一直是监视我们的，譬如我们那时候和法国人吃饭晚回来了，第二天她准跑到有关的领导那里打小报告，那个时候我们是既害怕她，又試圖跟她相处得好一點，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跟管护照的人打了一架以后，把护照抢了，然后走了。这件事给大家的震撼很大，我的理解是：其实那时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埋藏了很多被压抑的渴望，那种渴望自由的愿望到了怎样的地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而这种压抑使得人性变得不那么自然，就这个女士的境遇而言，后来听说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
她本来是在大陆结了婚的，而且在国内还有一个孩子，就因为她在当地认识了一个法国医生，为了和这个法国医生待在一起，她就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可是后来这个法国医生跟她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對她很不好，常常喝了酒后會動手動腳，差不多一年之后，这个女士在极端思念留在國內的儿子和在没有任何其它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求救当地的中国大使馆，然后再由当地的大使馆把她遣返回中国。
80年代初、中期，很多中国人出来工作或学习的，多多少少心灵上留下了文革的阴影，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晃眼一看不是怎么一回事儿，但却不是可以轻易抹去的。到了国外，那种新鲜、刺激，充满了自由气息的生活像火一样烤得你浑身发痛，让你不得不去反思自己的生活，生出来种种的绝望，或者说，是一种想彻底颠覆的欲望，而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让人抛却亲生父母、亲生骨肉，甚至叛离一切的规矩，至于做人的所谓面子，那更是不值一提，为了做回一个自己，过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他(她)可以不顾一切。在那样的历史背景和心灵创伤的影響下，要走出一條正正當當的路，實在需要极大的毅力。我是后来听说这位女士的故事的，虽然我和她當時处得不怎么样，可我的心里還是為她非常难过，不過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被迫去讨饭，也不会向誰求救或屈服，因为自己选择了生活的路，再苦也得撑下去，直到成功。
去新加里多尼亚的簽証在极大的擔心和漫長焦慮的等待中終于拿到了。我又將護照還給了“組織＂，好在當時沒有人在意，里面多了一個奇怪的簽証，而我也就只需在最后臨走的頭一天把它從“組織＂那里借出來就可以了。我的男友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得不比我先去新加里多尼亚给学生上课，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我走的事儿，他的家人反复地叮咛我，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和同事的交流中，绝对不能透露一丁点的风声。
我把辞职信交给了我的未来的婆婆，她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贵族型法國女人，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那种不管在任何紧急的情况下，都会慢条斯里的说话，举止文雅得体，穿着华贵，出门永远是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的人，是一个一辈子也不愿意做亏心事的老太太，但在这件事上却为了心爱的孩子，帮着我们一起欺骗了所有的人。我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出她当时的心理负担有多重，她当时也觉得她自己是冒了非常大的风险，害怕因为我的关系给她的儿子和家庭带来灾难。
第二天就要走了，这一个晚上我一夜无眠，等到第二天要上班的时候，我就按照原定的计划“行动”，慌称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不能去上班，就躺在宿舍里休息，又害怕公司里会派人来看我，就主动打电话到公司，说自己要去医院看病，设法拖延时间。在那个意识里面就是，时间太宝贵了。我走的时候很凄凉，为了不让他们及时发现，不能带行李，就只带了一个手袋，那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在巴黎辛辛苦苦攒钱买的东西都留在那儿了，都没有带走。
我未来的婆婆去机场送我，但是在机场还要装做根本不认识的样子，怕万一碰到熟人，只能靠彼此眼神来传递那种別离的感情。事隔多年以后，她的大儿子，也就是我丈夫的哥哥，还告诉了我当中一个插曲，就是当年他年迈而优雅的母亲在机场看到我快要入关的时候，一回头，突然看到一大批亚洲人走过来，她当时吓坏了，连脚都软了，心想：不好，他们怎么追来了？我们做得如此天衣无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就在她的脑子里一片晕眩的时候，她的耳朵让她突然转过神来，因为她突然听到那些亚洲人说的不是中文而是像日文的語言，她这才放下心来，看着我的飞机安全离开。然后她要负责去寄我的那封辞职信，她说，她寄信不能在机场寄，这样显得太不高贵了，就选了一个离家里远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她是带着白手套寄的信，主要是怕信上留下她的指纹。寄了信以后总算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每天都祈祷，为了她的儿子和我。
后来我才知道，公司收到了我的信以后非常震惊，当时我远在国内四川的父母也不知道我的这一系列行为，我是故意隐瞒他们的，是希望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要給他們惹上什么麻烦，这样公司的压力就不会传递到他们的身上。但公司还是通过党组织的关系写信给我父亲当时所在的单位的领导，让党组织能劝说我父母能劝我回到原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