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记者/张庆 通讯员/段砚
-讲述:启慧(化名)
-年龄:40岁
-现状:已婚,育有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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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表平凡的灰姑娘,遇到了英俊不凡的男孩的热烈追求。在既惊又喜的心态下,女孩与男孩结了婚。英俊帅气的老公极受女人们的欢迎,而他又非常享受被众多女人簇拥的感觉。16年过去了,灰姑娘为这段感情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得到的只是痛苦和无奈。
在电话里和启慧约时间十分艰难,因为她平时要上班周末要上学。于是,我们选择了午休时间。
见面那天,启慧向学校请了假,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小时。当我从外面进入报社大厅时,远远地看到一个瘦削的女人坐在沙发上专心涂写着什么,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斜射到她身上,将她的头发染成金黄色。
我走过去自报家门,她收拾好书本起身与我相视而笑。如果从外表来看,她非常普通,过时的棉袄、宽大的眼镜,使她在穿戴方面显得有些落伍。然而,她不俗的谈吐和不卑不亢的表情,显示出她的学识和教养。
她的自尊和婉约后面,隐藏着很重的伤痛。外表平凡的她嫁给了一个人见人爱的男人,而这个男人恰恰非常享受女人们对他的宠爱。启慧的痛苦和婚姻一起,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沉。
英俊高大的他向外表平凡的我发起攻势
我和丈夫仁宣(化名)结婚迄今已有16年了,每当我回想起我们初次相遇的情景时,我就会觉得我的命运是在旦夕之间发生了迅疾的变化,一个很小的契机就使一切都不一样了。
1983年,我大专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局级机关工作。因为不是本地人,我住进了单位的集体宿舍。一天午休时,宿舍走廊里的喧闹声将我吵醒,接着我的房门被撞开了,一个英俊的男孩被人推了进来,我还没回过神来,门外便传来一阵哄笑声。
这个男孩却没有笑,他很真诚地为自己和同伴的冒失向我道歉,并告诉我他叫仁宣,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我有些尴尬,看仁宣一本正经的样子,也就原谅了他。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恶作剧却把仁宣推进了我的生活。
仁宣经常往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约我吃饭看电影。他是一个对一切新鲜流行花样无师自通,且能够玩得锦上添花的人。加上长得高大英俊,仁宣的身边总少不了年轻女孩的身影。
我和仁宣除了年龄相当外,无论性格还是外型,都有很大差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我格外殷勤。当时才20岁的仁宣,与异性交往起来非常老到。
在感情方面,我没有任何经验,从小到大我都是一心扑在学习上,中规中距地做人做事,优异的成绩和严谨的作风,让我接触到的男性对我敬而远之。
仁宣是第一个向我求爱的人,他说喜欢我的善良贤惠。我们在一起,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我高攀了仁宣,包括我自己当初也这么觉得。这份突如其来的感情,真是令我既高兴又害怕。
启慧说在她最茫然的时候,突然在一本书上读到一句话:“和一个有文化的人结婚,即使是离婚也会离得文明些。”尽管这句话对初恋的启慧来说不太吉利,却给了她一条退路。
本科学历的仁宣在当时看来,不正是令人羡慕的文化人吗?
老公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风流倜傥的人
1986年,我和仁宣领了结婚证,还没来得及举行婚礼,单位里却爆出仁宣和下属部门一个大他17岁的女人关系暧昧的丑闻,刚开始我觉得这些传闻太荒唐,怎么也不相信。
到后来,仁宣和那个女人在办公室里,被同事亲眼撞见。事情闹得沸沸扬扬,造成极坏的影响,仁宣受到处分,被调往偏远山区工作。
我在同事面前也抬不起头,办了停薪留职去大学进修。仁宣的同事给我捎来口信,说仁宣在小县城精神崩溃。周末我去看望仁宣,他一见到我便“扑通”一声跪到我面前,交给我厚厚一沓保证书,恳请我原谅他,求我想办法把他调回来。
看着一向无比自信的仁宣,落到如此境地,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不管我们之间结果如何,我不能在仁宣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他,只当他是一时糊涂所致吧。
那时候,家里没有装电话,我每天跑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给仁宣打电话,安慰他、鼓励他,他的精神状态也慢慢好起来,最艰难的岁月终于熬过去了。
1988年元旦,仁宣回武汉休假,我们举行了婚礼。7月份的时候,我挺着大肚子顶着烈日四处奔波,跟人说尽好话,费了千辛万苦,终于有一所学校答应接纳仁宣。
启慧长长地吁出一口气,仿佛叙述这段经历让她感到非常疲惫。她将眼镜取下放到桌上,轻轻揉了揉双眼和眉头,继续说话。
仁宣回来后,在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又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一家外企。同时,他将当年写给我的那些保证书全部撕毁,他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极其有趣的风流倜傥的人,还真是有不少女人为之心仪。
仁宣朝三暮四的本性日益暴露,我才发现自己从前并不了解他。仁宣说他注定不会把这一辈子锁定在某个女人身上,他要随时做好两手准备,“花中选花”。
1992年,仁宣告诉我他找到了“心中的玫瑰”,提出和我离婚,我遂了他的心愿,儿子也留给了他。不知什么原因,仁宣和“玫瑰”没有结成婚,却赖在我家迟迟不肯搬走。我不想因此伤害到儿子,只有自己离开。
刚好我们单位有到沿海学习考察的机会,我申请到了名额,被安排在深圳一家外企上班。我拼命努力地工作,在举目无亲的城市自己给自己疗伤。一年后,我成为这家公司海外部经理。
然而,我的生活仍旧得不到安宁。仁宣每天疯狂地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无法接受离婚后我再去找别的男人,希望与我复婚。后来,他干脆停薪留职一年到我身边来打工。他把自己弄得可怜兮兮的,有时一天只吃一份盒饭,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向我和儿子赎罪。
一听到仁宣说“复婚”两个字,我就感到恐慌不安。想到儿子和年迈的父母,我又有些动摇了。见我犹豫不决,仁宣跑到我家,将我从6楼家中扛下来,扛到婚姻登记处。
“当我接过那个红本本的时候,有一种掉进沼泽地的感觉。我对自己说未来的日子幸福也好,不幸福也好,只要能够生存下来就行了。”启慧无奈地摇了摇头。
等待我的却是一个又一个荒唐的局面
1995年,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全家移居到加拿大。刚开始,我和仁宣生活得还算平静。可是,时间久了仁宣不能适应那里的环境,他总吵着要回国。现在想来,是因为在加拿大他无法过上放纵的生活。
那时,我们在加拿大的工作已经非常稳定,待遇也很丰厚。仁宣却不管这些,他没有同我商量,独自回到武汉。
1999年,我带着儿子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到仁宣身边。等待我的却是一个又一个荒唐的局面。
仁宣在很多报刊上为自己登了征婚广告,家里每天都会收到从四面八方寄来的应征信。仁宣非常坦白地告诉我,他和这些女人基本都有过亲密关系,在我回国前他赶走了一个和他同居5个月的女人。再后来,有女人打电话到家里来找他,仁宣就当着我的面出去赴约。
仁宣把这种无耻的行径,当作是在追求幸福。他说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女人前,他是不会冒风险和我离婚的,在他的价值观念里已经没有伦理道德可言。
面对如此没有尊严的生活和不负责任的丈夫,我知道离开是最明智的选择。可我经受过一次离婚的打击,不想悲剧重演。我只有安慰自己把仁宣当作有心理疾病的人看待,带着爱心和耐心把日子过下来。
三天前,仁宣接到一个电话后,对我说:“我要到广州‘试婚’。”说完不顾一切地扬长而去,现在还没回来。
启慧的语气中没有幽怨和仇恨,我猜不出她当时是否伤心和自怜?是否愤怒和屈辱?看着启慧没有表情的脸,我在想这是一种宽容,还是一种绝望呢?
这些年来,我放弃了许多发展事业的机会,承担着所有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无怨无悔。我总在想自己付出是为了减轻爱人的负担,让他能轻松一点。
一次又一次的原谅和谦让换来的是什么呢?自己忍辱、付出、贤惠最终变成了懦弱和无能。我只有重新拾起书本,安慰自己活下来,花精力找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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