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就是合并同类项。这个“同类项”在以往就是我们所说的“门当户对”,而在今天可能演绎成“强强联手”。
“门当户对”大多指男女双方家庭背景(即外在的客观条件)相似:而“强强联手”旨在男女双方才(财)智(即内在的主观条件)相当。由此可见,“强强联手”是“门当户对”的升级版,因为它强调的是更深远的男女平等。“强强联手”的婚姻是绩优股(至少是潜力股)与绩优股的组合。如果往日的“门当户对”能使夫妻双方天长地久相安无事,那么今朝的“强强联手”则能使夫妻双方成为婚姻的最大赢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两个自由自在的男女,一旦组合成立了一个家庭责任有限公司,就存在着看不见的市场竞争与优势互补;每一份稳定的婚姻背后,都涉及双方资本的产权重组和兼并收购。因为婚姻中的得失并非爱情和承诺所能解决的,而中国人历来都把婚姻股作为谨慎的一笔投资。
在“强强联手”这种现代经济合作模式渗透到婚姻观念中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感觉它对女性的不公,因为我们还生活在一个男权的社会。但事实却是,在“强强联手”的呼声中,女性的声音似乎更嘹亮、高亢。
灰色的较量
王一菲女36岁公司副总经理
婚经:男人不可以依靠;从来也没想到去依靠男人。
我和俊涛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在此之前我刚刚结束了一段无望的婚姻。
我在24岁的时候嫁给了大刚,他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曾经生长在一个大院里,高中毕业以后一起做了个体户,一起去广州进货,一起在北京西单的劝业场租摊位卖服装。两年多的时间我们都发了,爱情也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于是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我们从小平房搬进了楼房,紧接着我们就有了儿子。我渐渐发现,大刚越来越不思进取了,在他的意识里,奋斗到此手里有那么十来万存款就可以坐享其成了,用他的话讲“光吃利息就够了”。于是他未经我同意就把摊位包给了别人,自己打麻将、喝酒,不夜不醉不回家。当时我虽然在家带孩子,但满心思都是如何把我们的“蛋糕”做大。由此我们发生了剧烈的争吵。
没想到的是,当我没日没夜地带孩子还四处找项目寻商机的时候,大刚却用我们共同挣来的辛苦钱泡起了女人。我这个人性子很烈,尽管东窗事发之后,身高一米八的大刚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他,我还是决定跟他离婚。离婚后我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那段时间让我明白,有些人注定是要在半路被放弃的,而像我这样一个女人,需要的是一个不但给我感情支持,还能在事业上能帮我一把的男人。
就在离婚后的那个秋天,在舞会上我认识了俊涛。俊涛当时是一家医院的外科大夫,秀气的长相和幽默的谈吐一下就吸引了我。在与俊涛的接触中,我发现这个男人很有商业脑瓜,他当时似乎也正处在困惑中,四处寻找突破口。因为刚刚大学毕业分到北京,大医院死板的体制让他感觉一种精神和肉体的窒息。
可以说我们是一拍即合。当时我问俊涛为什么老大不小了(当时他28岁)还没结婚?俊涛说:“像我这样没房没钱的人怎能考虑结婚呢?况且自己感觉前途茫茫,更没心思考虑婚姻问题了。”
我一下觉得这个男人挺实在的,说得好听一点是有家庭责任感。通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我已经知道哪种男人更适合我,适合我的事业。而俊涛的个人素质和条件相当不错,他缺少的可能就是一笔资金的介入。考虑清楚这些以后,我和俊涛的关系就明朗化了,半年后我们就结婚了。那年我34岁,而俊涛只有28岁。
婚后,我嘴上说“这回我可以安心享清福了”,而我更深的用意是让俊涛尽快进入我的轨道。所以我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了俊涛,以便让俊涛尽早熟悉商场上的一切。毕竟他从来没有涉足过。当时我已经有一个自己名下的公司,并在郊区建了厂,生产销售我们的产品"爱之巢"床上用品。
我的全职太太生活过了整整2年,在这两年里,我只在家为俊涛做饭,然后就是逛街、做美容、洗桑拿。看着俊涛没日没夜地四处奔忙,有时急得嘴上直起泡,我也心疼也想帮他,但是我还是忍着。直到两年后,俊涛让我们的产品打进了北京20多家商场,我终于熬到了可以出山的时候了。
我开始接过俊涛手里的一些工作,比如跑商场拉客户。此时俊涛说了一句让我大为叹服的话。他说:“让能干的女人闲着就是对她最大的折磨。”俊涛就是这样,他洞察我的一切,他始终是明白我的良苦用心的。这就是俊涛的可塑之处。我们两个在一起不但有一拼,还相辅相成。他有一个标准的经商的鼻子和脑子,而我是一个行动能力很强的人。最值得我欣慰的是,俊涛和我儿子的关系天长地久变成了哥们儿加朋友的关系,俊涛主动放弃了再要一个孩子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的家庭,表面上是“妇唱夫随”,其实暗藏着灰色的较量。通过几年的磨练,俊涛已经从一个白净柔弱的外科大夫变成一个精明干练的商人了。
俊涛经常会在朋友们面前引用我的那句座右铭:“男人不可以依靠;从来也没想到去依靠男人。”我知道他在说此话的时候,充满对自己妻子的佩服,同时也为我们的婚姻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