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据说出身不是特别体面，是吃青春饭的。曾经有外号叫“铁面观音”，因为她从来不笑，的确，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她的笑容。据我妈说，我外婆年轻时候的风格是她永远在旗袍的扣眼里放一球新鲜的茉莉花，每天都换。解放后，我外公从香港回到北京，外婆就带着我妈从上海搬到北京。开始，他们住在东四八条的朋友家，等我出

生的时候就搬到史家胡同现在的四合院了。我不记得外婆穿旗袍，可能是那时候她老了，也不记得她有茉莉花，但是记得她是全胡同最特别的一个老太太。首先，她留非常短的头发，每一根都整齐地背到脑后面，没有一丝乱发。她穿的衣服永远是素的，没有花的，颜色永远是各种调子的黑、灰和咖啡。她对料子非常讲究，夏天当然是各种丝绸裤子和中式衬衫，冬天是呢子的裤子和中式外套，有时候外面还穿一件缎子的棉背心。外婆人很瘦，个子不高，年轻的时候她剃过眉毛，老的时候也天天自己拿镊子整理一番。我至今还有一套我外婆梳妆用的银具，每一件都是精雕细刻。一共有五件，有一个镜子，一个胭脂盒，其他的几件是干什么用的我也搞不清楚了。我从小有个感觉，外婆是个很讲究的人，她喝茶永远用一个小的紫砂茶壶，凉白开永远是放在一个小铜壶里面，夏天我渴了，拿起壶来对嘴喝水总是要被外婆训一顿，她永远把我的错误归结为保姆和北方人。

　　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我的干妈做的。如果当时有时尚刊物我干妈可以当服装编辑。她天天研究什么百褶裙、背带裙、连衣裙、卡腰、下摆、袖子的收口等问题。每个周末她的到来都是十足的一场时装秀，她每次都穿得不一样，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干妈特别喜欢高跟鞋，手提包的颜色和鞋的颜色永远是搭配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是我的干妈，可能她家里和我外公有关系，她就像我的形象设计师，每周都带新衣服来，都不一样，都是她的设计，也是她自己缝的。衣服带来我就得换上然后还要摆姿势，拍照。有时候外婆高兴了就请所有人去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冬菜包子，或者去新侨吃西餐。

　　2

　　除了外婆、干妈，还有黎姑姑和夏姑妈。黎姑姑叫黎明辉，是上海30年代的影星，据说她由于唱了一曲叫《毛毛雨》的歌走红。解放后就当了幼儿园阿姨。我四岁的时候，父母再不能忍受我在这些30年代摩登女郎身边鬼混，死活要把我送幼儿园。外婆先是不同意，后来妥协了，条件是我只能在黎姑姑当阿姨的幼儿园待半天，这样不会染上太多的北方人的坏毛病。

　　夏姑妈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女人，天天小酒喝得高高的。她是巴黎回来的，所以也非常讲究穿，在我的记忆中她比外婆要洋气，头发烫成大波浪，也是一丝不苟地捋到耳朵后面。她有很多特别好看的皮包，都是发亮的。我小时候很想跟她要一个她的皮包，可是每次鼓足了勇气走到她房门口，她都会拿着酒瓶子冲出来，“咚”的一声把我吓得半死，然后她自己大笑着，抱着酒瓶子回屋了。每当这些干妈、姑婆们给我新衣服，我都要穿出来，然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评论，还必须让我照相，照相的时候还要摆各种各样的姿势。从某种意义上我是这些摩登女郎的时尚发泄点，60年代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了，而她们的一生惟一的嗜好可能就是打扮自己，然后把自己像一碟精美的小菜一样贡献给她们的男人。解放后，她们已经不能在大街小巷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时髦亮相给广大革命群众，我这个关在大四合院里的女孩，正好是她们的一个时尚发泄和挥发的小玩具。

　　3

　　我发现我妈妈是个大美人是她调到外交部，从湖北干校回来那一天。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在她从月台到车站的隧道中走出来那一刻，我有一种由衷的自豪，因为我发现我母亲身边似乎有一个光环，她比别人都亮。至今她的光环犹在，当她走进一个房间，她就是中心。我妈妈的美比上海那些摩登女郎要含蓄得多，我当然更喜欢我妈妈这种风格。我妈妈那时候都是穿很严肃的制服，而且颜色很深，但是我记得她总是有一件非常好看，颜色鲜艳一点的衬衫或毛衣穿在深色制服的里面，露出一点点鲜艳的领子。其实我妈妈是很简单的一个人，我小时候从来不记得妈妈涂脂抹粉，和那些上海老女人比起来，她朴素得多了。到了70年代，妈妈已经是外交部长夫人的时候，她的美容用品也不过只有檀香肥皂、友谊牌擦脸油和美加净牙膏。我记得妈妈出国带回来吃的、小人书，从来不记得她买什么口红之类的东西。

　　小的时候我身边的男人也都不逊色，我外公永远是中山装或中式的马褂。和我外婆一样，他所有的衣服都是好料子做的，我爸年轻时候真是一个帅哥，他对吃、穿都有上海人的感觉，就是经济再不景气，也是非常非常体面的。我爸爸至今打扮得非常得体，从来不穿T恤衫，只穿衬衫，而且是烫得笔挺的衬衫，裤子永远有裤缝，皮鞋贼亮贼亮的。

　　总而言之，小时候我身边都是漂亮人。

　　4

　　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身边的摩登女郎一个一个开始失踪了。

　　干妈是第一个，也是印象最深的。我记得那是一个瓢泼大雨的夜晚，我已经睡了，但是听见外面客厅有很多慌张的声音，就起来偷看。从门缝里我看见干妈抱着外公哭，哭得特别伤心，她的头发乱成一团，脸上什么化妆都没有，我几乎都认不出来是她了。过了一会儿，大人们好像给她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她就走了。第二天，我问外婆干妈怎么啦，她只是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多问。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干妈。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离开了北京，偷偷地跑到香港去了。

　　文革以后夏姑妈的酒喝得越来越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外婆就把她送回湖南老家了。只有黎姑姑还经常来家里，但是她们已经没有打扮我的雅兴了。

　　我忘了是文革的哪一段，我妈居然开始在家自己琢磨怎么做衣服。她学会了如何量体、剪裁和缝纫。我们家为此还添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我把缝纫机当玩具，学会穿针引线，还把说明书当小人书看，看丢了挨了一顿骂，我妈扬言要打我，我跑到外公身后躲起来，外公还吼了我妈几句，说你小时候我没打过你，你现在也不许打妞妞。此事至今是我妈证明我从小被娇生惯养的重要依据。在60年代和70年代，人是不能讲究穿的。妈妈总是想办法非常小心地把我和她自己都打扮得漂亮了。我还记得的确凉料子出来的时候我妈在百货大楼抢购到一块特别好看的粉色格子的料子，她给我和她一人做了一件衬衫。但是她怎么也配不着好看的扣子，最后终于托人买到了透明有机玻璃扣子，如获无价之宝，全部钉在她的衬衫上了，不给我钉的原因是怕我丢，为这事我也至今耿耿于怀。

　　1970年我外婆去世了。这是我童年的一个句号。同一年，我妈妈走后门把我塞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念英文，当然是为了我的前程考虑才这么做，可是我那时候九岁，不太理解这一切，只是觉得我的好日子没了。

　　1970年外附招生是要查三代的，必须是红到根上的工农兵子弟，我纯属于混进去的。我和别人的不一样把我自己也吓一跳，那时候我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太用过，在史家胡同小学的时候，我外婆叫我不要在外面撒尿——脏，憋半天，回家再撒。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我根本不会用蹲坑厕所，只会用抽水马桶。这真是很晦气的事情，每次撒尿都会走偏，撒到裤腿上，被同学们笑死，真没见过九岁还不会撒尿的小孩。

　　我小时候几个摩登女郎精心培养的服饰美容意识大概在半年内就被彻底革命化了。在我学会用蹲坑后的不久就开始改变我所有的服装。要穿军装，要白衬衫蓝裤子，要穿解放鞋和军鞋，裙子、皮鞋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律扔掉。1973年，我的无产阶级时尚意识刚刚稳定，我妈妈再一次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纽约。就这样，在短短十二年里，我的“时尚观念”从30年代上海摩登到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又到了70年代纽约嬉皮。

　　从此以后我彻底乱了，也就不想了。

　　朱伟：

　　因为创办《华夏记忆》，我进入了洪晃的家庭环境。当时创办《华夏记忆》的想法是要挖掘记忆的财富——中国历史的各种各样个人记忆其实都是一种财富，但好像大家都越来越不珍惜记忆而只看重实际。为表达这种思想，我要了点点红色回忆录中1966年回忆她父亲罗瑞卿的首发权，约张承志写了《饥饿的记忆像一根金属线》、莫言写了《毛主席逝世那一天》、余华写了《医院里的童年》、李欧梵写了《美国六十年代》。而洪晃帮我拉她妈妈写了《史家胡同51号》，她自己则写了《纽约空降红小兵》。

　　洪晃家——史家胡同51号是个特别漂亮的四合院，从前院走进中院，敞亮，而其气派实在是这院子因为住过不平凡的生命而留下的那种不平凡的生气。我没有看到过洪晃姥爷在这个院子里的照片，但我能想见这所房子里曾经拥有过的藏书，洪晃妈妈说，那些书老爷子去世后都捐给国家了。我看到过现在这房里放着的乔冠华在葡萄架下与洪晃妈妈开怀大笑的照片，据推测，那应该是“乔老爷”春风得意的年代。那时候他们都那么年轻，他们的笑又带来那样的一种美丽，美丽得让你的脚步走在这院子里都生怕惊动了什么。

　　一个太古老又承载过太多内容的院子，似乎到了晚上，这院子的历史才会更清晰地呈现出来。有客人时候，正房门口的两个大红灯笼被点亮，月光和风在树叶上滑过的声音给这院子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洪晃妈妈的家宴这时候设在东偏房，家宴上总有她拿手的“赛螃蟹”与“八宝鸭”。那是一种令人感动的精致，这精致与这院子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这家庭无论遭遇什么周折都值得骄傲的东西——有许多东西被改变了，有许多东西不能改变，历史不过是它周围盘旋的浪花而已。

　　洪晃小名叫“妞妞”、“妞子”，因为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她的童年完全是大红门里被八十多岁的老人章士钊惯坏了的“小公主“、“小霸王”。这个大红门内的童年曾经完全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姥姥从来不许她吃外边的东西，所以她说她二十多岁才吃到北京的卤煮火烧。跟着姥爷出门吃饭，她与姥爷一起坐当时象征特权的老式伏尔加，而上幼儿园是姥姥每天推着小铜车接送。上小学时候姥姥不让在外边上厕所，说是外边的厕所脏，撒尿都要憋着回家，所以寄宿前她根本不知道蹲坑是什么样。大院外有小杂院，小杂院的孩子都哄着她玩。而姥爷章士钊每天就是陪她下棋、打扑克哄她赢。这是一个沉浸在过于温馨的“大家”之中的脆弱童年，有关的两个细节，一是因为家里爱吃肉松，洪晃记得就有个福建师傅每个月会来炒一次肉松，“十斤二十斤肉，就在我们家挥汗如雨地炒一天，满院子都是炒出来的香味”。二是洪晃妈妈回忆，说洪晃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偷拿了桌上姥姥的钱，自己买了一大堆三分、五分钱的冰棍，坐在大门口门洞里。向过往的小孩免费发放冰棍。

　　这样的童年，当一下子被推出大红门的时候，真是“一下子被吓着了”。

　　每个人都会珍惜自己的历史烙印。就历史烙印而言，洪晃把自己归为“60年代的孩子”。她看重60年代带给她的反叛精神，尽管这种反叛精神生成于一段畸形的历史之中。

　　对洪晃而言，最初的反叛意识诞生于走出史家胡同四合院的红门之后，从九岁开始。九岁姥姥去世，父亲在牛棚，母亲在干校，她一下子给送到外语学院附小寄宿。这所学校当时收的都是祖宗三代清一色的工农兵子弟，而阿姨给她准备的却是薄丝绵与厚缎面的两床被子、一条印着英文字母的圣诞节床单、三个盆三条毛巾——一个洗脸一个洗脚一个洗屁股，还有无数小吃。这把她一下子推成了全班工农孩子们的敌人。早饭是从肉松小馒头一下子变成了窝头咸菜棒子面粥；工农孩子们自觉地都与她划清界线，没人理她没人与她说话；晚上躺在床上，周围小伙伴一个个都会旁敲侧击对她进行批判。在这过程中，一个孩子开始憎恶大院里曾经给过她的那种生活，因为它们带给她太多的灾难。洪晃说，那时候挖防空洞，要求用书包背土，大家为显示不怕苦不怕累都要背大书包。家里人见她回来肩膀是肿的，心疼她，觉得小孩怎么能受这样的罪，于是专给她准备了一个底下有许多小洞的书包。这样每次背土都感觉越背越轻，那书包里的土边走边漏，结果对她又成了极大的灾难。这样的环境里能从孤独中走出来的方式只有与大院生活划清界线——她开始尽量拒绝一切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回到家一桌子的菜就是不吃，没有补丁的衣服就是不穿，冬天就是恨自己手上没有口子。在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的时候，这个社会迫使她“脱胎换骨”地反叛，使她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孩子——吃饭就是熬白菜好吃，捡马粪她会挑新鲜的往书包里装。洪晃说：“1973年我第一次坐飞机，与妈妈陪姥爷去香港。我那时候真是特别混蛋，亲戚送的欧米茄手表，接过来就扔在地上碎摔了；送的好衣服我全给撕了。这种改变的结果是，1970年姥姥死的时候，我知道伤心，姥姥躺在那儿，我坐在旁边给她梳头，因为我看到姥姥头发乱了，而平时她的头发都特整齐。而姥爷死的时候，真是什么伤心的感觉都没有了。那倒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和姥爷之间没什么太多关系，而是我学会了不敢流露真实的感情，姥姥死的时候我给她梳头的那种东西，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洪晃在谈到父母对她的影响时说，她妈妈在她生活中的地位比她爸爸要重要得多。“因为我一直在她身边，所以我跟她最亲，我的生活方式可能跟她更有共同语言。”洪晃说，“我妈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一个女孩子要好强、要自立。其实在我妈对我的教育中，没有强调要成名这种东西，但她会强调独立精神。我妈属于一个既漂亮又聪明的女人，她好强，对自己特别较劲，要求自己凡事不能松懈。我妈妈带给我的是一个人要有不断的上进心，这上进心是有强有力的责任心，就是说你不能对自己不负责任。而我爸呢，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他只要活得好就得了。”

　　洪晃曾经给《三联生活周刊》的《生活圆桌》写过一篇文章，在谈到她父亲对她的影响时戏谑说：“我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那儿来的。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把三次都结完了。我爸是北大教经济的，他能在课堂上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人家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他却退休了。”洪晃说他父亲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特好吃”，她回忆，“文革时候一件特别乐的事就是，我爸从干校回来，晒得剧黑，骨瘦如柴。他满街找卖螃蟹的，后来找到一个专供外交人员的供应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他那时还是黑帮，就全然不顾地混进去买螃蟹，因为他实在晒得太黑人家以为他是非洲或是印度人，然后就跟他说英文，他也就跟人讲英文，在特别不可想像的情况下提了两大串大闸蟹就回家了。然后就特高兴，虽然他第二天要回干校，但他那天就乐呵呵的。”洪晃记得小时候她爸爸从来不带他去大公园，不去那些挤、闹的地方，比如去圆明园废墟，在那儿捡石头、刻砖，一呆就是半天。“而我妈呢，就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她自己裁衣服、做衣服、绣花。你不可想像，问我妈买多宽尺面的布料，要什么样的袖子、什么样的领子，她就能给你做出来。她被隔离审查时一帮女的看着她，她把这帮女的糊弄得特好，就是把她们都教会了做衣服。我妈也喜欢吃，但她更得意于自己做一手好菜。她的‘赛螃蟹’，我在上海所有饭店吃过的都没我妈做得好。”

　　洪晃说她父亲留给她的是一种自然、追求自由、无拘无束、什么也不顾的生活态度。而出于平衡，觉得自己过舒服了，她妈妈的影响就会出来，又会觉得做人不能这么舒服，不能对自己、对人家都不负责任，这是要遭人指脊梁骨骂的。所以，她的放松与她的沉重责任感经常反反复复地形成对立，当然，从本质上说，洒脱的力量可能远不敌责任的力量。

　　附《纽约空降红小兵》：

　　我十二岁那年，北京外语附校的期中考试提前了，考得好的学生被拉到离学校挺远的医院去体检。大概过了两个月，学校才宣布有十几个被外交部选中做小留学生，将被派到国外去学外语。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是不是特别兴奋来着，但是我想即使是高兴得要跳楼，在当时情况下也要压着点情绪。这跟旧社会女孩子出嫁差不多，越喜欢这男人越要哭得伤心，真流露出愿意嫁出去，说不定这门亲事就黄了。人定下来之后，外交部好像给我们开过一个学习班，讲了什么我真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使我们二十八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任务非常艰巨，但绝对光荣。临走之前，外交部发给每人700块人民币服装费，在1973年，这简直是一笔财富。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二十八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我们协商要穿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心里一定非常温暖。

　　就这么着，我和三个去美国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路过巴黎去纽约。法航的空姐微笑地欢迎我们，我们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在巴黎我们住在大使馆，所以什么都没看着，到了纽约我们被接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三天没出门，讲外事纪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点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在学校里的头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四个孩子的英文一点长进都没有，每天早上“林肯”把我们送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开始打呼噜，小红房子学校属于那种进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爬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上，还可以吃糖，所以睡觉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老师知道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团的领导们不干了，每个学期中国政府为我们交二千多美金的学费，真是学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乌纱帽要搬家。那时候主管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她想出个鬼点子，让四个孩子全住到美国人家里去。我是第一个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亲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插画。家中有三个孩子，吕贝卡、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五岁。大女儿吕贝卡是我的同班同学。选家庭时，代表团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这家被选中是因为加恩先生的父亲老早老早当过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点“红”就可以了。

　　我住进美国人家的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真他妈不把外宾当回事儿！试想这要是在中国，70年代谁家住进来个黄毛丫头，那还了得，事事都有特殊待遇，就是今天，外国人在中国也是被另眼看待的。我进了美国佬的家门，刚刚安顿下来，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每年动物人口都有递增，一直到三条狗、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学前一次，放学后一次，睡觉前一次。换猫粪箱，每日一次。换鸽子笼子，每周一次。还有其他与动物无关的家务：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干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个大傻瓜，专干没人愿意干的活。过了很久，当我早就把雷锋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挺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嘴脸，他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为都有点假惺惺的感觉，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个迹象是开始表达自己。这是美国人给我上的第二课，加恩一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华盛顿广场村。公寓面积不小，但是只有两个卧室，所以我们四个孩子都挤在大卧房里。吕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铺，我有一个折叠床，每天晚上拉出来睡觉，每天早上再放回大女儿的床下面，睡觉的地方有了，但是东西没法儿放，所有的柜子都塞满了，基本上一开柜门就跟雪崩一样：衣服、玩具、书劈头盖脸地倒出来。

　　怎么办？加恩家不是有钱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国代表团要钱，所以就为我买了一个简易、用硬纸壳做的小柜子，是深蓝色的，我最喜欢的颜色，有六个小抽屉，还配了一个小蓝台灯。柜子搭起来之后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想到使馆曾教育过我们，收外国人礼物的时候要不卑不亢，千万不得过分感激，好像中国什么都没有，有失我大中华的威严。因此，当加恩先生将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蓝柜子放在我面前时，我以一个中国部长视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不错”之类的不阴不阳的话，然后接着看书。据说这一举动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气歪了，他们背着我开了个全家会议，差点儿把我送回代表团去，后来还是加恩先生心软，说算了，送回去还不知道代表团里怎么整这个不争气的小丫头。他后来告诉我，他看了好多讲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书，特别是Solghenitsin的《Ivan Densovitch生活中的一天》他怕我因为做错了事情，被送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去。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坦率地表达自己，我实在说不清楚。人的意识的转变永远是悄悄地，潜移默化地。直至后来我回国以后，我的团委书记说我说话不走大脑，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变了。

　　在美国我还学到两样东西，其一会给我的后代带来幸福，其二毁了我一辈子的财运。第一件事是因为我和吕贝卡的一次争吵。孩子们在吵架的时候是可以说出恶毒的话的，特别是敏感、聪明的孩子。吕贝卡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吵架的起因早就忘了，我只记得她恶狠狠地对我说：“就是因为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国来，我们真倒霉，还得收养你。”

　　我也不依不饶地说：“你懂个屁，只有中国的人尖子才能出国，别的父母想送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街上的垃圾工人。”

　　吕贝卡反驳道：“我父母绝对不舍得让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我是他们的女儿，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　我哑口无言，像吃了个苍蝇。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听到吕贝卡的伶牙俐齿。我要是有孩子，我不想也不让他十七岁漂洋渡海求个学业，我一定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不放。我头脑很清楚，我母亲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但我心里摆脱不了一种被抛弃的恐惧，因为吕贝卡的话我会在梦里听到。

　　其二是我们几个孩子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当时我们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代表团从来没有发过零花钱。我们学校外面有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天热了，孩子们午闲时都去排队买意大利冰吃。我只好看着，别人要请我吃，我还要面子，说不喜欢。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去中央公园，大家都在街上买吃的，我实在感到委屈，居然在一边掉眼泪。我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她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在她怀里痛诉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中央公园里的动物园去了，在那儿我能亲手喂羊、喂马。等我们回来同学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的时候班主任又过来问我玩得开心吗？我说开心，她笑着说：“明白了吧，开心跟钱没关系，得自己找乐子。”

　　1995年我去美国最有名的高盛投资银行应聘考试，有一个比我小七八岁的资深副产品交割员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没有“饥饿感”，就是说我对钱的欲望不够旺盛，使我立刻意识到我十二岁时班主任把我带坏了，十五分钟动物园就让我一生没有了饥饿感。到末了，高盛真的没要我，就是因为我不饿。

　　现在想想当年小时候洋插队，一半是童话，一半是噩梦。可惜的是我们去了四个孩子，只有一个现在在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又都跑出去移民了，国家钱白花了。

　　作者：洪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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