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故事记录了“非典”时期的三种爱情。SARS突如其来，把我们推到生命的边缘，不但在考察自己，同时也在考察别人。

　　活着，就要面对两件事情——怎么活和怎么爱。而SARS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在隔离的状态下，在生命受到威胁的状态下，怎么对别人和自己的生命负责，怎么对爱负责。

　　这是在常态下不需要面对的，SARS其实是一个机会，它提醒我们生命的无常和脆弱，把我们推到生命的边缘，来考察自己，也考察别人。也许，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承受一种考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面对其实相同的爱情，而我们，只是碰到了SARS而已。

　　在此，我们记录下“非典”时期的三种爱情，请记住，不管危机如何典型，爱情永远是非典型的，爱与不爱，只有相爱的人知道。

　　故事一：SARS无法阻挡爱情

　　“等灾难过去，我们再见面”

　　“我想到了死亡。如果真的离开爸爸妈妈，离开我生命中所有我珍爱的人，会是什么样子？不敢想，心很痛。人是多么的脆弱啊，小小的病菌就将我们的生活搅得一团乱。”进入隔离区的第一晚，上海交通大学四年级女生张娜娜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些话语。莫名的恐惧，混乱的情绪。

　　所幸，经过了14天的隔离，娜娜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不日就能恢复自由(5月1日)，重新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下。娜娜说，在被隔离的日子里，让她能够坚强而勇敢的笑对生活的，除了父母的关爱外，就是男友无处不在的鼓励和安慰。她的男友，是一个和她同龄，生活在另一个城市的阳光男孩。

　　“被关进来，是因为4月初去了一趟广州，”9月，娜娜就要在中山大学开始研究生学业，这次去是为了报名参加9月的CPA(注册会计师)考试，为了熟悉环境，还在那里逗留了半个月。“当时，广州气氛平常，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回到上海后，娜娜立即搬入隔离区，开始成为需要“隔离观察的同学。”

　　学校很快为被隔离的同学配备了电脑，娜娜又可以和往常一样，经常去BBS上“灌水”，并在网上写起了《在D12的日子》，一篇记录隔离区生活的日记。学校提供一日三餐，还有个同班男生被一起关了进来。看看书，写写日记，有时候觉得是在度假。

　　毕竟生活法华校区12舍，目前上海交大专门隔离“危险”学生的地方，不能走出宿舍大楼，也不能和同学朋友近距离接触。娜娜虽然努力笑对一切，但致命病毒让人无法回避躺在角落里的阴影。每天为房间消毒的阿姨、嘘寒问暖的医生、每个被隔离的同学都拥有的体温计，看到这些，娜娜不免提醒自己，这里不是休假的地方。

　　幸亏有他在，吃饭时、起床时、看书时，在任何你可能产生不良情绪的时候，总会接到他的手机短信。有时是问候，有时是想念，更多的时候，是各种非典笑话，他说，我们要笑对非典。说起男友，这个开朗的女孩，在电话里就笑开了，让人猜想，她笑起来是不是会露出一对虎牙。

　　“每当感到孤单害怕的时候很想见到他，想念他那在阳光下开朗轻松的笑，但是为了对方的健康，我们绝对不能见面，等这场灾难过去时，我们再见面。”还有些孩子气的娜娜说到这，口气郑重。面对灾难，我们可以乐观，需要坚强，但面对灾难，谁也无法掉以轻心。

　　故事二：SARS测试非常爱情

　　爱是对爱人的生命负责

　　“非典”是块试金石，在所有对于爱情有所期待的女性中，也许只有芳菲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中找到真爱。

　　芳菲心中的恋人在北京，他们在婚姻和爱情中摇摆，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这是一个被人讲烂的老套故事，结局无非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或许再成无情人，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爱成为一次成长的过程，芳菲学会了如何保持生活的快乐。

　　本来，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痛苦或者甜蜜还要延续一段不确定的日子。忽然，非典来了，一切突然以泰坦尼克沉没一般的速度前进，而人物的命运也像沉船的瞬间一样被浓缩了。

　　事情似乎就凝聚在4月1日凌晨的一个电话，当时芳菲正对着电脑上的一条消息发愣：哥哥跳楼自杀。这是愚人节的搞笑节目吧？她好不容易忍住给他打电话的冲动：当芳菲看见手机上显示他的电话，心几乎停顿了。犹豫了半天，她才接听——“芳菲，你必须去医院，赶快，我得非典了。”

　　如果不是电话里同时传来的医生抢救病人的声音，她几乎以为这又是一个愚人节笑话，一切忽然在他粗重的呼吸中改变了：与生命相比，爱情太轻了，她几乎是凭着本能立刻就向医院赶去。然而，就在出门的一刹那，她停住了脚步：是谁，在照顾他？我应该去他那里吗？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他需要谁。她小心地拨通他的电话，问他，你需要我吗？他喘着气，回答却是清晰的：不用了，有人一直在照顾我，医生赶都赶不走。

　　如果说以前她从来没有感受到另一个女人，这时候却是再清晰不过了。她无计可施，对于未来也看不清，干脆呆在家里等，等疾病到来？等爱人离去？她还不知道。

　　黎明却在防疫部门的敲门声中来了，随同来的还有她的前男友——他没有向防疫部门隐瞒曾经与她接触，而防疫人员通过他找到了她。

　　他毫不犹豫地就抱起了她，就在这毫不设防的拥抱中，仿佛不再的爱清晰地回到她的心里：其实，爱就是对爱人的生命负责，与对生命的负责相比，所有的浪漫都太轻了。

　　后来，她被排除了疑似，而他也在恢复中。剩下的，是如何安排他们的后非典时光。

　　故事三：SARS无法削弱爱情

　　德国丈夫说：我妻子在上海我家在上海

　　“白天，他坚持要单独呆着，他不断量体温，也要我量；而夜里他和我都没睡好，迷迷糊糊的，稍清醒就伸手去摸对方的额头，看烫不烫……”邱勤说道。丈夫STEPHEN发低烧的那两天，邱勤夫妇就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STEPHEN来自德国，在上海一家德资企业任高级主管，同时也是一名高级工程师。自从结婚后，温柔体贴的邱勤就成了一名全职太太。在这SARS横行的时段里，STEPHEN的许多德国同伴纷纷选择回国，而STEPHEN留下没走。STEPHEN说：“我的妻子在上海，我的家在上海。”

　　由于同事的休假，更多的工作压在STEPHEN的肩上。3月下旬，公司在广东有一个工程项目，STEPHEN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个出差任务。4月上旬，工程暂告一个段落，STEPHEN回到上海。4月26日，意外发生了——STEPHEN的体温有所升高，连测2次，体温计上水银柱的位置都牢牢停在37.5摄氏度的位置上，而STEPHEN平时的基础体温一般为36.7左右。发低烧？在这个时候发低烧？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STEPHEN向公司申请休假，并要求邱勤和孩子住到孩子外婆家。邱勤把孩子送走，再转回来坚决地告诉STEPHEN：“我不走”。自从两人结婚以来，除了STEPHEN出差之外，夫妻俩就没有分开过。事后，记者问邱勤“怕不怕染上SARS”。邱勤老实地承认：“怕”，但对丈夫的情感冲破了恐惧，她相信STEPHEN的发烧跟SARS无关，更相信“两个人的力量比一个人强”。

　　邱勤采购了足够2个人吃好几天的食品和菜肴，打算将自己和丈夫“隔离”在家几天；她翻出家里常备的退烧药，给STEPHEN服下，再给他蒙上厚棉被发汗；她用毛巾包着冰块敷在STEPHEN的额头上，帮助降温；她安慰STEPHEN说，很快就会退烧的。

　　STEPHEN也不相信自己是SARS。他跟记者开玩笑说，他计算过在上海“挨”SARS的概率，这个概率比买彩票中头奖的概率还低，而他买彩票从来没有中过奖，因此，SARS要想“命中”他没那么容易。尽管事后STEPHEN表现得如此轻松，但在当时，他有许多忧虑——万一真的是……，他最担心的，是感染给心爱的妻子。他坚持自己单独一个房间，他尽量减少与妻子的近距离接触，他每隔半个小时量一次体温，并要求邱勤也量。半夜，两人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探对方的额头——邱勤担心STEPHEN体温再度升高，而STEPHEN则生怕邱勤被自己连累也开始发烧——还好，大家的额头都凉凉的，不烫。

　　有爱，就有未来。邱勤和STEPHEN的爱情和信念终于战胜了疾病，以及对SARS的恐惧。2天后，STEPHEN的体温恢复正常，接下去的几天也都稳稳地维持了正常体温。“警报”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