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最普遍的搜索工具google，我们向平时不了解的战地女记者们走出了第一步。

　　2700多个调查结果，不约而同的，周轶君、张兰华、洪漫……每个名字都在“括号”里，在那个僵硬的符号里伴随她们名字的只有“记者”“拍摄”的字样，或者什么也没有。默默的，不起眼的位置淹没在那些爆炸性的新闻标题里，这一切如同她们的人生，隐藏在事件背后，作为纯粹的载体。

　　这时候我悲哀的想，如果没有第二次海湾战争，如果没有闾丘露薇抢先进入巴格达，我们是否想得起来她们？而她们也并不在乎是否有人关注吧。女性如何看待战争？题目未免过于托大，这是我采访几位记者后的认识。战火里，只有生命最重要，如何看待又有什么用？

　　让我们走进女记者们真实的生活，看看另一个截然不同，但同样属于女性的世界。

　　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位编辑曾经感叹到：“我们最好的作者，本应该是男性。但在目前情况下，编辑室内男士们比女士们强；而在国外环境下，女孩子比男孩子强。这是一种现象，我无法改变，而且可能恶化。去年国际部招的新人中，女孩多于男孩。”为什么？没人知道。

　　周轶君自述：

　　1976年9月，属龙，“小龙女”，处女座。1998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学士学位。2001年10月至2002年6月于埃及开罗大学新闻系进修。2002年进驻加沙。总体上我是个幽默的人，幽默比眼泪更动人，更智慧。但巴以冲突，一个旁观者几乎不可能用“幽默”的笔调来写。

　　周轶君的文字是我们采访她的MAIL和她的几篇报道特稿组合起来的。据她新华社的同事说：“周轶君是是加沙地区唯一一个非阿拉伯语国家的常驻记者。”要知道其他常驻记者都是土生土长在那里的签约记者，对于他们，战争就是生活，无法选择。而周轶君则是自己选择了战争。巴以冲突至今两年多来，已有8名记者倒在以色列士兵枪口下。

　　今天，周轶君依然在加沙工作。

　　E-MAIL：1

　　大学毕业时，老师拿来摄像机要每个人对镜头说说将来的打算。轮到我的时候，他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你要当战地记者。”E-MAIL：2

　　2002年1月25日午夜，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入侵加沙城，先是炮声隆隆，枪声不断。打开电视，医院里满是流血的人。突然，窗口白光一闪，一声巨响。“导弹！”我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数次经历空袭，这个声音并不陌生，但仍然止不住惊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我忍不住哭起来问自己，为什么非要来这里？但是，轰炸刚结束，我又摸黑开车去现场拍照片。

　　　更可怕的是伴随炮火而来的无助。一次，加沙遭到以色列14枚导弹轰炸，巨大的爆炸声接连响起，不知下一颗落在哪里。我打电话给一个记者朋友核实爆炸地点，他3岁的女儿在电话里，用稚嫩的声音说：“听，轰炸。”我的心都快碎了，对她说：“别害怕，明天我给你买巧克力吃。”我傻傻地想，巧克力的诱惑可以帮助她坚持到明天。但是我自己凭什么支持下去呢？

　　E-MAIL：5

　　最难承受的不是炮火而是孤独。全分社就我一个人，整个加沙常驻非阿拉伯记者也就我一个人。平时忙得没时间“孤独”，然而在喘息的片刻，孤独毫不留情地袭来。我会讲阿拉伯语，喜欢探索新鲜事物，与当地妇女融合得非常好：吃她们的东西，穿她们的衣服，唱她们的歌，跳她们的舞……她们评价我的阿拉伯咖啡和红茶烧得很地道。但是，人还是需要一种熟悉的东西来放松。听中央4台讲中文，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开心的、伤心的时刻，都没有人分享，这是最艰难的部分。渴望分享，是我无法治疗的绝症。

　　E-MAIL：7

　　你问到我“真实的生活状态”。想用一个巴勒斯坦司机对我说的话作为回答：“这里没有生活。”加沙几乎没有休闲娱乐的场所：电影院早就叫“哈马斯”放火烧了，伊斯兰教禁酒没有酒吧，零零落落几家小商店。

　　平时我穿衣服只要不太短就行，不必天天穿袍子。但是采访“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活动，一定得穿上“行头”：黑袍加黑头巾。有一次，我和一个比较保守的当地人一起参加葬礼。出于礼貌，我穿了袍子，带了头巾。回来的路上，我嫌头巾裹着太热，就要摘掉。坐在我车里的那个人死活不同意，他说，怕别人看见他跟一个不带头巾的女人在一起。

　　如果换了男记者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但女记者也有他们羡慕的“福气”：我可以接近任何巴勒斯坦妇女，哪怕是蒙着面纱的。抗枪的以色列大兵也愿意跟女记者聊天，每次经过检查站，他们都拉着我瞎侃一通。有时三言两语，就为我提供了绝好的新闻素材。一个以色列大兵问为什么记者都怕他们？我说，因为许多记者被你们打死打伤。他说，那是在战争状态下，谁让你们靠这么近？就像外面下雨，我们都知道不要到外面去。

　　你知道，我同时承担文字和摄影报道任务。白天在外面疯跑，太阳落山后开始琢磨文字稿。经常在午夜一点，饥饿难耐，被迫进厨房做饭。不规律的生活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很不好，有一段时间，我“虚胖”得厉害，后来又骤然变瘦。

　　我坚持跑楼梯锻炼身体，因为必须抗得动承重的摄影器材，长焦镜头更是需要相当的腕力才能托稳。最近找到一个英国人开的健身房，但没时间经常去。E-MAIL：8

　　如何保养皮肤？

　　你的问题“如何保养皮肤”，不夸张讲，让我笑得直不起腰来。考虑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奢侈”。在国内的时候，我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办公室。国内的同事们一定想像不出我现在的样子：终日长衫长裤“风里来，雨里去”，夏天汗流浃背，怎么可能好好化妆。一次，在大太阳底下拍葬礼，汗水冲走了我一只隐形眼镜，我“睁一眼、闭一眼”开着大吉普回来。不过，考虑到中国女性的“国际形象”，我确实每天照镜子，做到干净整洁，POEME或RALPH LAUREN POLO SPORT WOMAN香水，还有耳环，是我唯一的女性标识。E-MAIL：10

　　感情生活

　　先说亲情。我欠父母的太多。我在这里工作多久，他们就必须承受多久的折磨。以色列发生爆炸，我就说自己在加沙；加沙遭到轰炸，我就说自己在耶路撒冷。后来，他们渐渐习惯了，我才敢“实话实说”。我能做的，就是每天发个email，隔三岔五挂个电话报平安。父亲母亲不愿见我到处乱跑，但给了我选择的自由，他们是天底下最好的父母。

　　　我尚未结婚，也没有男朋友，妈妈常担心我嫁不出去。我很庆幸自己仍然是“自由电子”，可以随处漂流。我不是“工作狂”，感情的事顺其自然。

　　E-MAIL:11

　　　　巴勒斯坦，或者说，我度过绝大多数时间的加沙地带没有这种“花花”杂志。有阿拉伯语的妇女杂志，但不像国内的时尚杂志专做美容时装，大多是讨论妇女问题，而且审美观跟国内不同。以色列有“花花”杂志，但很难买到英文版，全是希伯莱语。有次看到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带来一本英文《VOGUE》，我马上趴在地上贪婪地看起来——当时正在做垫上运动。

　　E-MAIL:15

　　眼泪

　　我是个看电影都掉眼泪的人，能没有感动的时候吗。每次参加葬礼都想流泪，不是因为死者，而是葬礼上的活人：绝望而盲目地呼喊口号。最动情的一次是听说特拉维夫发生自杀爆炸，而前一天，我第一次去那个城市。写了一篇《为生者哭泣》。还有一次从拉姆安拉出来，一个巴勒斯坦老太太抓住我的腕子反复喊：犹太人把我们欺负苦啦！当时我就“迎风流泪”了。你看，我不但为巴勒斯坦人，也为以色列人流眼泪，所以有的人说我“亲巴”，有的人给我扣上“亲以”的帽子，其实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体验人在战争状态下的情感。政治层面上的是非是另一个问题。

　　洪漫：32岁，科威特常驻记者。1971年9月生于安徽省临泉县，1993年7月武汉大学外交系英文专业毕业后到新华社参编部工作，先后任助理翻译、翻译，2001年7月至今任科威特分社见习记者。其专业技术职务为翻译。洪漫：战争隔壁的生存日记

　　打开新华社的战地记者网页，你会看到属于洪漫的简要记录——不到100个字，干涩到极点，在洪漫同事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声音柔软，人缘好，没有野心，生活像乌龟般极有规律，有一个6岁的儿子，善良到循规蹈矩，以至于照片上的她看上去甚至不太像个记者。

　　她的一天

　　如果你是洪漫，你得习惯一天从凌晨两点开始。

　　科威特深夜，不远处的街区骤然传来令人紧张的警报和导弹落地的轰然巨响，房间的颤抖仍未平息，电话就开始尖叫起来，这一系列动静就是洪漫的闹钟。十分钟后，她将出现在刚刚被炸毁的商业街上的电影院旁边，在依然发烫的断壁残垣间来回奔跑着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她是像那些“野蛮驾驶”惯了的科威特人一样把汽车的时速推到120赶来的——当然，没忘了带上自己的防毒面具。维护秩序的政府人员正在高喊：“危险！市民尽快离开！建筑内仍有未爆炸的物体！”——话音未落，洪漫和刚刚涌进废墟的同行们便以同样快的速度冲了出来。二十分钟以后，他们再次进入废墟……凌晨五点，洪漫终于把整理好的新闻稿件传输了出去，发现自己满身是土而且筋疲力尽。在厨房里转了一圈，发现市价30人民币一斤的白菜已经吃完，于是她决定先休息一会儿。在胃部那三长两短的间歇性痉挛中，洪漫进入浅睡眠状态，等待着再一次被警报惊醒。这是她的一个标准夜晚，如果这算是夜晚的话。

　　洪漫不是女超人，她的身高明显不够，而且因饮用水质问题正在脱发。她更不是好事狂，在这个世界上她最感兴趣的是她的儿子。但现在，她是司机、清洁工、摄影师、厨师、信息收集狂和纠缠不休的说客，职业改变了她生存的方式，在科威特两年，她的“特异功能”变得越来越多。

　　她的科威特

　　她清楚地记得两年前来到科威特的日子，那天是7月26日，等待她的是炭疽和天花疫苗的注射、每年持续几个月的沙尘暴、地狱式曝晒、蚕式导弹和具有沙漠风格的大号孤独。一年8/9个月的炎热天气(某些地区最高气温达到六、七十度)和永远不能露出小腿的衣着要求，让这个生长在北温带中国南方的女人从此知道了什么叫“热”。问她那到底有多热？她只淡淡地说：“你想象不出来的”。

　　在国内，洪漫坐了8年办公室，这个家乡那个著名扶贫大县里的骄傲一毕业就被分到新华社当翻译，每天过着“上班抠字眼儿，下班坐班车”的生活。毕业一年，她结了婚，之后从集体宿舍搬进了分到的新房里，几年后，她又有了儿子，生活看上去就该像坐上滑梯那样一路顺行了，但还是忽然起了变故。像多数女人面临生活裂变时会选择的那样，她决定出走。只不过，她比别人走得更远。

　　从按部就班的静态平面，跃进到担惊受怕的立体支撑——她说：“当战地记者需要三种素质胆量、闯劲、体力”，我问她：“你都有吗？”她回答：“我逼着自己有了”。

　　但显然有的还不够。美伊开战前夕，她一个人开着车沙里来沙里去，一天赶几场演习。于是，因胃痉挛发作几天没吃饭的洪漫在拍摄战地救护演习时，突然晕倒在地，大惊失色的救护人员只好放弃躺在地上的那些假伤员来救治这位真病号……

　　“两年，我觉得自己老了不少，也许是因为这里的阳光太厉害吧”洪漫的语调总是那么随和，洋溢着一种善良的音色，似乎对这些事也不是太在意。但她的儿子显然注意到了她的变化，去年秋天当她放假回家看望儿子时，5岁的棒棒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阿姨。

　　她的生存三宝

　　欢迎光临洪漫的房间，电脑和联络工具以及待发出的资料提示你这是又一个睡在办公室里的女人，贴了一墙的小男孩照片提示你她有孩子，在这里，她的生存法则是：相册、防毒面具、方便面，一个都不能少。方便面也许毁了她的健康，但至少维持了生命；防毒面具是她几个月以来的护身符，除了外出采访时随身携带之外，那还是她必备的床上用品。几个月了，每当深夜或凌晨发完稿，她一只眼睛看看枕头旁边的防毒面具，另一只眼看看墙上与儿子的合影——照片上，两个人的表情都幸福得一塌糊涂——就塌实地关灯入睡。儿子，是她的镇痛剂和全部快乐来源。

　　“在这里几乎我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儿子就是我的水。很多外国女记者长年在这里工作，她们都要面对工作结束之后那令人窒息的孤独感，”洪漫说：“所以在科威特，承担繁重的工作是一个女记者最大的幸运。而我仍然觉得，对孩子，对父母，都欠得太多。”

　　她的短路时刻

　　也许是因为生于水灾之年，洪漫心软，所到之处，总是能发现那些“多余”的东西。在美军女兵的帐篷里，她看见的是19岁美国姑娘枕边的泰迪熊，在收容伊拉克受伤儿童的医院里，她看到双腿折断的小男孩因为又看到了动画片而开心的笑脸，她听到已成孤儿并受伤的4岁小姑娘要求护士把花篮移到她的脚边——她喜欢花，而那是她唯一能不转动脖子注视它们的角度。于是她去拍照总是不忘带上糖块，希望给他们一点点关于甜美的记忆。但那一次，看到第一个被送到科威特医院的6岁男孩时，她彻底失去了控制。

　　“他还活着，但一只眼和一半脸颊已被炸得无影无踪。一见到他的脸，我的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那几乎是一种本能，也许当一个人的眼睛理解不了自己所看到的画面时，你不哭，眼睛也会哭”，洪漫哭了很久，以至于身后的阿拉伯同行不解地说：“你哭得太多了。你只见到了这一个。”

　　他不知道她是母亲，也不知道她想起了什么，据说好的战地记者都是将感情和立场隐藏在专业化叙述之后，但作为妈妈，她有权拒绝这个标准。

　　波斯尼亚女人们在微笑

　　8年前，有一场战争，它的名字叫做波斯尼亚，地球上著名的火药桶之一。8年前，有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做张炳玲，她和另一个伙伴在火药桶里转了大半圈。

　　今天，我们随着张炳玲一起回到8年前，重温战火中的女性，她们恐惧她们不安，但是依然在微笑，她们不应该被遗忘。

　　阿芳只知工作不知回家的女记者

　　芳舒娃斯是我们给她起的中文译音，平时我们称她为阿芳，这样亲切一点。

　　阿芳是我们结束采访时，唯一没有亲吻、拥抱、甚至讲句“再见”便从此远别千里的朋友。离开波斯尼亚前，阿芳用其拖着长法语音调的英语说：“迟些见。”

　　阿芳今天34岁，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法语电台任新闻节目主持人。10年的记者生涯中，走遍了世界危险的地方，波黑战争期间，9次深入波黑前线，是对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惨烈战事了解最深的人之一，同时亦是其他记者的采访顾问。

　　无论什么时候，阿芳手上总有一杯黑咖啡，不论进过烟酒多少，都能思维清晰，理事有序。无论什么时候，阿芳业总是随身携带的一个黑布袋，若将东西全抖出来，定会让人叹为观止。布袋像机器猫的百宝袋，要什么有什么，比如：够一个月吃的口香糖、手提电脑、英法波黑语的互译字典、计算器、各种地图、微型录音机、“傻瓜”照相机、笔记本、可供休息时穿的“华丽”衣裳，两副太阳镜，一叠在任何场合都用得上的文件和申请书、厚厚的记者证、和一本盖满了章印的快过期护照。

　　阿芳相识满天下，令人惊异的是无论在哪个城镇都会在街上见到熟识的朋友，以前的采访对象。她好奇心很重，所以她像各国的人们学习了不同的“我爱你”怎么说。甚至塞族方言也不放过。无所不好奇，无所不想学。阿芳是一个永远“上路”的人，当然也是一个不能要孩子的女人。在比利时的男友每年见她不过两个月。阿芳的笔记本里也夹着男友的照片，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看，看着的时候，阿芳注目微笑，如同冬日裹了毛衣在阳光下晒着的温温暖暖。

　　当我们到比利时送交阿芳的书信给这位苦候男友的时候，他说：“不要告诉我她危险的处境。”他宁愿一无所知地苦苦等待。

　　阿诗华一份薪水养8人

　　阿诗华是我们在萨拉热窝的英文翻译。战争开始的时候，她念医科4年级，离毕业只有一年，不过现在只能等战后再说了：“1992年，我们家在DROBRANJA买了房子，结果那里的战争打的很厉害。1995年回到DROBRANJA，塞族部队猛烈发炮，当天死了500人。我没法进手术室，尸积如山。”

　　“人们在战争中学会了另一种生活，有些刚生下孩子的母亲没有奶粉，她们只能冒着危险走上街头，双手挥舞着大绳子，作为目标，希望楼上的人看见了能把奶粉扔下来。”

　　目前，阿诗华工作在国际救援机构，每月月薪800马克，而在政府工作只能得到2马克和14包香烟。正说着。阿诗华的叔叔敲门近来，阿诗华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大包裹给了满怀感激的叔叔。我们才知道，阿诗华正供养着8个一样贫穷的亲戚。不过有时候，阿诗华也会花上120马克买一件上衣，这就是她说的讨好自己的方式。

　　朋友们

　　和阿诗华一同工作的还有玛莲娜、薛高、施莉坦、和她的男朋友马伦。

　　玛莲娜说：“我从前会为打碎了心爱的玻璃杯哭上3天，但现在我亲手撕碎心爱的衣服、家具用来就取暖。3年多的战争生活，她哭过叫过疯狂过，父亲死了，通晓6国语言的丈夫从大学教授变成了军人……”

　　人们抛却了对战争的伤感，虽然还有恐惧，不过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力图用所谓正常的生活掩盖——穿最好的衣服，过如常的生活，养狗、化妆、煮饭，闲时讲些战争笑话，彼此嘻哈一番：“要活下去就要找一个让自己容易活下去的方法”。

　　“午夜梦回，看见一张张打扮得漂亮的面孔迎着我在笑，开始时，我觉得愈是美丽愈是难过，但当人群包围着我的时候，我慢慢地随着她们在笑，快乐与不快乐的标准变得模糊、变得不再重要。

　　踏着未完成的采访日子，保留着波斯尼亚的经验，采访一些深刻的故事，做一个称职的记者。”——张炳玲

　　女记者们的非一般生活

　　在阿富汗、科索沃和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在伊拉克、波黑、东帝汶和约旦河西岸，在弹片、死亡、艰苦生活的大网之下，女记者们穿梭其间。2000年来，地球上完全不存在战争的日子只有58天，地球上伟大的女性却成千上万。

　　我仅仅是个记者

　　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际报道记者

　　在伦敦诺丁山的家，屋内的布置让人不由赞叹女主人的品位。摆放在咖啡桌上的摄影书籍和非洲雕塑等装饰物显示出了阿曼普尔独特的情趣，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走廊里的花瓶并非普通装饰品，而是一枚榴弹的弹壳，那是阿曼普尔在报道波黑战争时带回来的“纪念品”。那枚榴弹当时坠落在饭店里，和她只隔两道门。一想起当时的情景，阿曼普尔至今心有余悸---“如果炸弹爆炸，我和在这一侧房间里的每个人就都没命”。

　　阿曼普尔是一名战地女记者，但她和同伴们却坚持说自己就是“记者”，同任何男性一样坚韧勇敢。凭借这种坚韧和勇敢，阿曼普尔去年“杀”入了危机四伏的阿富汗，并在那里发现了小型军事训练营和关于如何制造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材料。

　　无法适应都市生活

　　杰基?罗兰——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

　　杰基?罗兰发现伦敦的生活无聊透顶。“我无法和人们就一些平常的事进行平常的谈话，在经历了战争、炮火和逃亡以后，我真的很难在这里谈论什么住房抵押或内衣店里的流行款式”。她回忆说，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就像是一部史诗般的电影。“时间慢慢地流过，那里所有的一切，包括灯光，看上去都是那么特殊。”

　　爱尔兰”铁娘子”

　　玛吉?奥凯恩——英国《卫报》记者

　　一位头发凌乱的爱尔兰“铁娘子”，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从巴基斯坦走山路进入了阿富汗。据说她穿过的关口极为难走，简直能把马累死。玛吉?奥凯恩的鬼点子总是很多，她能杜撰出一些感人的故事，好在检查站蒙混过关。在适当的时候，几封“露骨得令人尴尬”的情书也能起很大作用。工作也给她带来了很多痛苦，她的4次流产可能都是因为在战场上的“磕磕碰碰”。

　　最性感的女记者

　　意大利裔美国人雅尼娜?迪?乔瓦尼——英国《泰晤士报》记者

　　她在托拉博拉曾经灵活地躲过了“基地”组织的射击。据说在雅尼娜?迪?乔瓦尼绿色大眼睛的注视下，士兵们无法不向她倾吐心声。她是长得最性感的女记者，士兵们都亲切地叫她“宝贝儿”。她在非洲的塞拉利昂出色地完成了对娃娃兵和因伤截肢者的报道，也因此获得多项新闻奖。

　　戴眼罩的“猛虎”

　　玛丽?科尔文——《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

　　玛丽?科尔文徒步穿行斯里兰卡的丛林。她的目的地是北部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地区。虽然那一地区禁止记者进入，但想报道真实情况的科尔文还是出发了。夜里，她遭到伏击，政府军的士兵以为她和猛虎组织是一伙的，尽管玛丽大声喊，“不要开枪！美国人！记者！”，但手榴弹还是向她飞来，一块弹片飞入她的左眼，现在已经完全失明。

　　为此，她不得不戴上海盗们才用的黑眼罩。她的朋友、畅销小说《布里吉特?琼斯的日记》的作者海伦?菲尔丁送给她一只缀有珠子、闪闪发亮的眼罩。“这是我在聚会上戴的，”玛丽用发颤的手点燃一支香烟后说，“我这辈子也没想过自己会成了戴眼罩的女人，可有什么办法，生活变了。”

　　寻找真实行过烽火大地

　　张翠容——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曾为BBC World Service中文台和Inter Press Service、路透社电视部等多家国际新闻机构报导亚洲地区及国际性事务。

　　张翠容游走于阿富汗、东帝汶、巴尔干半岛、柬埔寨、印尼、越南、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和约旦。以第一位华人战地女记者身分写下游走边缘国度的采访实录《行过烽火大地》，看过书的人会恍然大悟：原来世界这么黑暗！

　　“其实很多地方没有西方媒体报导的那么危险”她表示。进入以、巴前，在开罗向一年轻人打探战事，对方告诉她“巴勒斯坦绝不比你在开罗过马路更危险”，她放心进入，发现以军驻守农村很平静，的确不似外界形容的恐怖。

　　现在还是会写好遗嘱再出发，但张翠容还是要去，她说：“我不是挑战危险，而是挑战谎言”。

　　玫瑰军团

　　凤凰卫视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派遣了以女性为主的报道团。第一个进入战后巴格达的华人女记者闾丘露薇、驻守在小鹰号航母在美军攻入巴格达之后又再次进入的隗静，以及沈玫绮。虽然媒体为何尽遣女性记者上前线被人指责为炒作，但我们依然应该对几位女性给予极高的评价，为了她们的勇气、责任心与爱。

　　苏珊?梅瑟拉斯

　　美国人，生于1948年。在苏珊?梅瑟拉斯从哈佛大学拿到了“视觉教育”学位的同一年，她就开始为拂雷德里克.怀斯曼的记录片《Basic Trainning》(基础训练)担任编导助手。在1972年至1974年间，她在纽约市南部的布朗克斯区为老师和儿童开办培训班。随后又在NEA和南卡罗来纳及密西西比州立艺术委员会的支持下，前往南方的乡村学校开办电影和摄影教程。

　　这之后她从事的一些项目结合了教授概念，口述历史和摄影技术等发面的内容，比如“Learn To See”(1975)(学会看)以及“A Photographic Genealogy”(摄影系谱)。使她最后被Polaroid公司聘请为顾问。

　　1976年梅瑟拉斯被Magnum(玛格南摄影网)侯选提名，1977年成为该协会的友好人士，1980年正式成为会员。她的摄影作品在《Time》(时代周刊)，《New York Times》(纽约时代周刊)，《Life》(生活)，《Paris Match》(巴黎火柴)等著名杂志上均有刊登，此外还出现在由她参与执导的两部影片中。

　　她对发生在中美洲的起义及内战的照片记录曾经在全球展出，1979年，她拍摄于尼加拉瓜的一组作品获得了Robert Capa金牌奖。之后，她的作品还获得了众多奖项，其中作品《Excellence》(卓越)于1982年获得了Leisa奖，另外还有1992年获得的MacArthur奖金和1994年的Hasselblad奖。

　　梅瑟拉斯最近刚完成了一个为时6年的关于库尔德斯坦的历史性记录。同时还建立了一个网站以便进行近一步的研究、

　　她们还活着

　　她们还活着，她们还在思考，她们理应得到爱和关怀，正如她们爱着我们一样。不要让她们变成商业社会的炒作，如同不要让战争变成生活的调味品，她们活着，和我们一样！

　　撰文/陈石

　　周轶君说：“我并不十分在意双方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武器，关注的是哭泣的眼睛和破碎的心灵，还有恐惧、奸诈、无私、善良等等人性元素。”“我们是贪婪的”，得到荣誉的意大利裔美国女记者雅尼娜?迪?乔瓦尼说：“我们把他们身上发生过的可怕故事榨取出来，然后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在战争中失去过一只眼睛的女记者玛丽?科尔文说：“有时感觉自己就是个伪君子，因为“我总是要回家的”。

　　知名香港战地记者张翠容也曾疑惑：“我们是嗜血的动物，还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我们的工作又怎样为外界带来思考的空间？”

　　第一次从阿富汗回到香港，张翠容则望着朋友们为她摆下的“接风宴”楞在了，久久不敢动筷。而后，这位采访过阿拉法特的女士竟然忍不住哭了起来。朋友说她莫名其妙，都回到香港了，还为那些事牵肠挂肚。而她则不理解周遭的人怎可无视世界天天发生的杀戮，漠然至此。

　　曾经在波斯尼亚战火中历练的香港女记者张炳玲在9月29日采访结束后，30日即直飞米兰时装秀的现场，面对战争和浮华世界的上下两重天，面对120场fashion show她日记中写下的两行字令人感叹：“极尽奢华，消费世界”。

　　女记者们与男性不同，她们会被电视剧所感动流下眼泪，也会义无返顾地走向战场。她们细腻而温柔、她们敏感而勇敢，她们在和爱一起工作，和战争本身相比，女性更加关注的是在其中受折磨的生命。也许正因为如此，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前妻、曾经报道过西班牙内战的玛尔塔?格尔霍恩才被人誉为战地女记者中的楷模。她的文章反映出来的除了枪炮外，还有人性的良知。

　　“男孩在两岁时就被玩具武器吸引，长大后也没有改变，”玛丽?科尔文说，“但我认为在报道战争中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想重要的应该是人。”当玛丽?科尔文驾车在波黑战场上行驶时，曾经看见一名男子黯然坐在路边。出于一种本能，她跳下汽车去和他攀谈，男子告诉科尔文，她身旁就是他妻子和孩子的坟墓，他们没能逃脱无情的战火，科尔文将他的故事写了出来，那些整天忙于追逐将军的男记者不得不佩服她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感人的笔触。

　　在长达40年的战地记者生涯中，美国著名战地男性记者阿奈特对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已经司空见惯了，似乎炼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但是有些时候，他也会被战争中的人性场面所打动。

　　有一次他在约旦河西岸采访时，遇到了自杀性爆炸事件，周围到处是死人和断壁残垣。突然一名男子向他跑来，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他向阿奈特请求道，“先生，请您帮我把她送到医院好吗？以色列军队已经封锁了这个地区，没有人能够出入，但您是记者，您能出去。求求您了，先生！如果您不肯帮这个忙，她肯定会断气的！”

　　于是阿奈特让他和女孩上了自己的车。他们顺利地通过了以军检查站，来到耶路撒冷一家医院，把小女孩送进手术室。两个男人坐在门口的长椅上一言不发。没过多久，里面出来一位医生，告诉他们孩子已经不行了。男子立刻失声痛哭起来。阿奈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安慰道：“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我无法想象你的感受，因为我没有失去过孩子。”那位男子抬起头，吃惊地看着他，“哦，先生，这个巴勒斯坦女孩不是我女儿，我是一位以色列定居者。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是人，都是上帝俯视之下的一个大家庭！”

　　在拍摄完欢腾的沈阳五里河足球赛场之后，新华社记者戚恒直奔战争中的阿富汗，在欢乐与苦难中穿梭之后，他说：“我们奔波在战地的人，记录战争和灾难，描述痛苦与悲伤，正是希望透过我们的镜头让这个世界显得更清晰，让生活在和平生活中的人们透过我们去了解灾难、品尝苦涩，从而倍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他们正在死去

　　自从1854年，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威廉拉塞尔随英军赴马耳他报道战地新闻至今的140多年的时间里，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有记者的身影。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记者协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工作者的组织，自联合国1991年前把5月3日定为国际记者日以来，先后有1000多名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殉职，原因多是战乱和暴力。据国际记者协会的历年报告——2001年全世界至少有上百名记者被杀或遇难，为近6年来全球记者罹难人数最多的一年。

　　2002年的报告则在全球范围内，共有67名新闻从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遭到杀害。48起被确认为谋杀，另外19起仍在调查之中。其中拉美地区殉职的记者达22，亚洲20名，欧洲11名，非洲8名，中东和北非6名。此外，国际记者协会还认为，新闻媒体的炒作方式也常使其雇员处于危险的境地。

　　“如果你拍出的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战火还不够近。”这是殉职于越南战争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罗伯特?库柏的一句名言，他临死前的最后动作是按动了相机的快门。

　　整个越南战争中共有63名记者牺牲。被新闻界普遍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出色的战地记者的美国记者彼德阿奈特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说：“在越南我学会了战地记者最重要的品质——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冷静。也许我会死在某个发生战争国家的检查站，被一颗子弹射中脑袋，就因为有个家伙不喜欢我的长相。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的，‘战地记者就应该死在战场上。’”

　　撰文/陈煜、李晓夜

　　摄影/周轶君、洪漫、张兰华、龚兵姜海龙

　　鸣谢/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