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RAZILIAN WIFE IN CHINA

　　洋主妇名片：

　　姓名：Elsa

　　国籍：巴西

　　学历：本科

　　职业：秘书

　　家庭成员：丈夫Ahmed、儿子扎法、女儿晶晶

　　在中国居住时间：12年

　　居住地：北京

　　其实，最初希望来中国是我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痴迷使“到中国去”成为他平生最大的梦想之一。

　　有一天，他在巴西的大街上看到一张海报，上面写着：“谁要公派去中国留学的机会？今天是最后一天。”于是他立即跑去填上了我们的名字。

　　没几天，我们的生日到了——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就在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祝贺你们，你和你先生得到了一个公费去中国学习的机会。”我惊讶极了，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电话里问：你叫Elsa，你的先生叫Ahmed对吗？我说是。但我还是不敢相信。

　　我丈夫回来也不敢置信，因为有那么多人在申请，怎么我们那么幸运？但接下来我们被通知到大学参加培训，有人给我们介绍中国文化。那是4月的事情，9月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带着两岁的儿子扎法。

　　那年我刚刚28岁，在巴西曾是一位成功的瓷器绘画教师，为了亲爱丈夫的梦想，我放弃了一切，离开了我的事业、双亲和朋友。1991年9月9日，我们一家开始了笑料迭出的北京生涯。

　　过剩的幽默感

　　巴西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有美极了的广袤大海和蓝天，也许正是这些造就了巴西人热情、开朗、乐观的性格，我们相信生活中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总是对生活充满希望。

　　我出生在巴西南方。只有巴西北方才每年都会举行热闹奔放的狂欢节，但我们年轻时，常常会穿着奇装异服跑去参加。巴西人性格是坦白的，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不管什么场合，有人笑话说得精彩我们就尽情地笑，而我发现中国人不是这样的。

　　刚来的时候由于不明白中国的习惯，我们闹了不少尴尬。到北京的头一个星期，就有人帮我们找了一个保姆，我丈夫一位好心的老师则破例让扎法去了当时只接受教工孩子的学院幼儿园，3岁的扎法成了幼儿园里第一位小“留学生”。我第一次下午下了课去接他，还没走到门口，就发现很多人趴着教室的玻璃往里瞧，我敏感地直觉到扎法出事了，因为幼儿园里就他一个外国人！

　　天哪，可怜的小扎法！我的眼泪立刻就下来了，我边哭泣着边一路狂奔过去，到了教室却发现他根本好好的。原来，大家都稀奇地看着他玩儿呢。人们都奇怪万分，问我为什么忽然哭了，我赶紧说没事没事，是风吹痛了眼睛。后来我才知道中国人是不会像我这样外露的。

　　不过我们有办法“解决”我们的情绪。在家里，只要我和先生高兴，就会把音响的音量开得大大的，笑着叫着，和着音乐跳桑巴舞。家里的保姆或邻居开始都觉得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委婉地来问我们，我们只好解释说我们只是高兴。高兴难道不是一个庆祝的理由吗？

　　巴西人都有天生的幽默感，喜欢跟人开玩笑。可刚到中国时我开玩笑，中国人都不明白，谁也不笑，倒弄得我啼笑皆非。那时我汉语还不好，等到我比较精通汉语了，才明白这是两个民族性格和情趣的差异。

　　所以我最喜欢和我的孩子们开玩笑。我常说我们的猫会三种语言，汉语、英语和葡萄牙语。孩子们像所有巴西人一样，立刻意会了我的玩笑，于是扎法斜眼看看我，小嘴一撇一撇像只可爱的猫咪。虽然他懂得我的玩笑，可由于在中国长大，我觉得他的幽默感已经不如巴西本土的孩子了。

　　有一次，儿子的中国同学到家里玩儿，我想开开玩笑调节一下气氛，于是上楼去把自己的头发弄成很酷的样子，再抱着吉他下楼来，扮成摇滚歌星载歌载舞。但没想到，所有的中国孩子都吓坏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妈妈是决不会这么干的。不过他们毕竟是孩子，感受新鲜事物的能力特别强，过了一会儿也跟着我一起欢快地跳起来了。临走时，还有个孩子羡慕地对扎法说：“你有一个多么可爱的妈妈啊。”

　　好在现在我已经学会处理自己“过剩”的幽默感了：对那些走过世界很多地方的年轻人来讲，我是可以和他们比较随意地开开玩笑的；但对普通的中国人，我就不轻易开玩笑了，在他们面前，我也变成了中规中矩的“中国人”。

　　当然有时我还是不免“天性流露”。有时买菜，卖菜的人见我是外国人就抬价。我说你别骗我了，我是中国人。他惊奇地上下打量我：“莫非你是混血儿？”要过一会儿他才会明白我在开玩笑，就问：“你在北京很长时间了吧？”我说12年了。他很惊讶：“12年？比我还长！”我就说是啊，所以你不能卖我外国人的价格，我得享受中国人的待遇！

　　孩子为快乐加磅

　　我在巴西的女朋友都很高兴她们有朋友在中国，我回去的时候会给她们带很多中国风味浓郁的照片、幻灯片和杂志。她们和中国女人一样，都希望自己有一副窈窕的好身材，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好家庭。

　　虽然现在巴西人不都想结婚，但绝大部分女人还是觉得有孩子是件幸福的事。当巴西人有了孩子时，会只想着给孩子穿漂亮的衣服，送他去最好的学校，自己的需求反而降得很低。比如在语言学院学完中文后，我没按计划在瓷器绘画专业上深造，因为那样就得去景德镇学习，这意味着我和丈夫、孩子要分开，对于一个巴西女人来说，这是很难想像的。所以我只好调整计划，选择到中央美院学习中国画。我想在为丈夫和孩子着想这一点上，巴西主妇和中国主妇骨子里是一样的。

　　来中国3年后，我们的家庭又“增容”了，1994年，我生下女儿晶晶。就我所知，我是历史上第二个有“北京女儿”的巴西母亲。医生来到我的屋子说：“你应该给她取个中文名字。”我说：“我特别喜欢水晶，她的英文名字叫Crystal，就是水晶的意思。”我忘了“晶”字怎么写，还高兴地对医生叫着：“太好了，每个‘晶’字有六个‘日’呢！”

　　我的父亲也特别喜欢中国，于是我创造机会把父母都接来中国旅行。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父亲告诉我，他买了很多黄瓜、西瓜还有西红柿的种子，要把它们种在巴西自己的花园里，他还说他是让楼下卖菜的人特别为他准备的。我惊讶他究竟是怎么和他们交流的，要知道他一个中文词都不懂啊！但爸爸毕竟是巴西人，总是有办法，原来他居然用手势和人家说要这个要那个。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比划的，反正人家都懂了，就把种子给他带来了。

　　扎法也具有巴西人的爽朗性格。有一天，我和父亲带着他一起坐公共汽车到友谊商店买东西，我听见车厢里有人议论说：“那么年轻的女孩儿，怎么嫁给一个老头儿？”扎法好像被激怒了，他用纯正的中文大声说：“他不是我爸爸，他是我外公！”车上的人听到孩子的反驳，哄堂大笑起来。

　　女儿晶晶也让我享受了很多做母亲的快乐。我们去上海时，晶晶丢了她心爱的玩具小熊。我丈夫到处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晶晶伤心极了。我们的火车早上6点到北京，回家安置好孩子再匆匆出来，正好是商店开始营业的时间，我赶紧到雅宝路的商店去找，希望找到一只一样的熊。可是接连找了好几个商店都没有，最后，精疲力竭的我终于看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熊。”啊——“我登时叫起来，店里所有的人都看我，以为我疯了，因为那么大的人居然会为一只玩具熊兴奋得大叫大嚷。回到家，刚睡醒的晶晶一眼就看见了小熊，但她觉得小熊好像有点儿不一样，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这样的：”我们是坐火车回来的，而它是坐飞机，在机场它丢了自己的行李，花时间找了找，所以就回来晚了。又因为它在上海吃得比较多，所以就胖了点儿。“两岁的晶晶相信了，抱着它拼命笑。孩子们都长得很快。晶晶现在上小学了，扎法也14岁了，比我们俩都高，像个男子汉。好笑的是，当我和扎法出去时，人们认为他是丈夫；当他和妹妹出去时，人们又认为他是父亲。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了，了解更多的是中国而不是巴西的文化。上次回巴西，我带扎法去我的母校，他已经能给孩子们介绍中国文化了。我为此骄傲。

　　巴西女孩十三四岁就很成熟了，开始交男朋友，而且电影书籍里都有这方面的东西。中国女孩在这个年龄还相对懵懂吧，所以对于在中国长大的两个孩子，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当然作为母亲，我觉得还是应该常和孩子们谈谈性和毒品的问题。孩子小时候就经常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会找些相关的书和他们一起看。我想如果他们不从父母那里得到这些知识，从其他地方也会得到，而没有父母的指点，或许还会更糟。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12年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不管中国人是否觉得我是这里的一部分，我觉得我已经是了。我的许多中国朋友都感染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快乐天性，我们的共识是：生活本来就是顺利和坎坷并存，你哭也好笑也好，时光老人还不是自顾一路走了过去，所以干嘛不多一点开朗和乐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