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

　　认识汪琨是去年在北京的采访“异性合租”时。当时他正与一位女同学“同居”。但他说：“我和她虽然是睡在同一个卧室里，但是有两张分开的床，她的男朋友都不介意。”采访最后，25岁的汪琨笑了笑告诉我：“我不介意跟你说实话，我是gay(同性恋)。”

　　就这样，他成为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志”。

　　跟真心喜欢的女孩做爱很不自然，但喜欢的男生会让他不由自主地冲动

　　汪琨的老家在河南，从记事时起，他便很少见到父亲--由于在外地工作，父亲每年只回来一两次。汪琨说伴随着他童年记忆的是5个女人--妈妈和4个姐姐。

　　汪琨小时候就喜欢和漂亮的男孩子在一起玩。他说：“家里都是女的，缺少男性形象的存在。有很多事情我觉得不应该让妈妈和姐姐去做，又找不到可以帮我的男人。可能心里一直这样想，所以，从小时候起，我就有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找个男的依靠。”

　　汪琨是在上高中时知道自己这样的叫做“同性恋”的，但因为面临高考，“平常也不敢多想，对哪个男同学有了好感也只能暗恋，把自己隐藏得很深。”

　　而轻松的大学生活，给了汪琨“机会”。他回忆说：“在成都大学时，我和下铺那个姓王的家伙都喜欢旷课睡觉。有一天早上，我俩都没去上课，就躺在床上聊了起来。他突然要上来和我睡在一起。我说我是光着身子睡的，他也不说什么，就钻进我的被窝了……其实在那之前，我就感觉出来他也是gay。”

　　汪琨在大学里渐渐意识到，同性恋是很大的一个人群，他们宿舍的8个人里就有3个是。

　　在讲到对异性的感觉时，汪琨说，他在大学二年级时和一个女孩好过。“我当时在外面租了房子，她在那儿呆过一晚……事后我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尽管我当时是真心喜欢她的，但做那种事时，却发现跟异性很不自然。我不是本能地作出一些反应，而是意识在告诉自己该怎么做--那种感觉跟和喜欢的男生在一起时是不一样的，后者会让我不由自主地冲动。后来我们就散了。”

　　他真的爱上了一个男人，但这个“同志”却让他知道了为什么有人听歌会哭

　　汪琨第一次碰到真心喜欢的人是大三的时候，“那时我常去学校门口看录象。录象厅老板是个年轻人，老是对着我笑。我从他眼神里看出来，我们是同一类人，。有一天晚上去看通宵，最后一排就我一个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坐到了我右边，左手一点一点移过来，偶尔假装无意地蹭我的指头。他看我没反应，又开始摸我的手。其实我对他的感觉一直不错，就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转过脸对他笑了笑，让他知道我不反对。他心领神会地凑到我耳边说，要是累的话就到后面的房间里休息一下……我们在后面聊得很愉快，一直谈到天亮，也没有做什么特别过的事，最多就是kiss了，但是感觉特别的好……他比我大6岁，那年，我20整。”

　　那晚过后，汪琨意识到自己真的喜欢上了那个开录象厅的小伙子。他很兴奋，因为以前从没尝试过这么美妙的感觉；但是他又很矛盾和害怕，因为他真的爱上了一个男人。汪琨说那段时间很痛苦，但最后理智战胜了冲动，在大学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都没去过那个录像厅。

　　大学毕业后，汪琨回到郑州工作，但他还是常常想着那个比他大6岁的人。终于，他向公司申请到四川分部工作，公司批准了。

　　“那天我回到大学门口，那个录像厅居然还在，他也真的在那儿！他看到我好像眼睛一亮。我问他还记不记得我，他想了一会儿，居然说‘不记得了’，又说他现在很忙，要开酒吧，没空和我说……”

　　“第二天，我赶了第一班汽车离开了成都。从我懂事起我就没怎么哭过，但那天，听着车里放的张宇的《用心良苦》，我哭了一路。就是从那天以后，我知道了为什么有人听歌会哭……”

　　汪琨不久又被调回了郑州。回郑州后，他开始上网了。在网上，他意外地发现了有好多属于同性恋自己的网站，结交了不少朋友。

　　同性恋者不喜欢碰撞性很强的运动，而喜欢中间隔着一层网状的运动，这体现了他们的处世方式

　　汪琨现在是北京某外企的销售主管。他说，来到北京，他找到了新的生活。“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很宽容，绝大多数的同事和公司领导不会因为你的性取向而对你另眼相看--只要我不把我的私生活带进工作里来。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就是作为一个gay也好，作为一个异性恋也好，很多人在乎的，是你的为人是否善良、是否够真诚，是否是以一种别人能够认同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我认为我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给人的印象不错，即使有人再痛恨我的性取向，他也会因为我的为人而对我的态度有所改观。”

　　汪琨举了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位同事，以前做过国企的厂长，40多岁，他的有些观念在我看来是很传统的，但是他人很善良。有一次，他趁没人的时候把我叫住，很委婉地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想结婚啊？跟我说你不要这么做(gay)。我首先感谢了他的好意，然后很耐心地解释给他听--这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这让我觉得快乐……最后我估计他还是没能听懂，观念上还是不认可我。但他的生活经历和我平常的为人处世给他的印象告诉他，要尊重我的选择。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所以我认为，只要你始终真诚地对待别人，就可以指望别人能真诚地对待你。”

　　汪琨还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同性恋者不怎么喜欢足球篮球之类碰撞性很强的运动，他说这跟他们的处世方式有关。因为他们不喜欢冒犯别人，不期望与人争得什么。同样，他们也不愿意别人来冒犯自己。他们喜欢的是乒乓球、羽毛球之类中间隔着一层网状的运动，双方不发生直接冲突，互不冒犯。

　　谈到羽毛球，汪琨告诉我，有基金会提供基金，在每个星期六晚上包下了北京某师范学校的羽毛球场地供大家在一起活动，其间还会提供一些保险套和卫生、情感材料。在一些同志酒吧，也经常有人免费发放保险套和一些“同性爱健康刊物”，比如青岛医学院出的那份很有名的《朋友》。汪琨还说：“这些基金的来源可能是国外的，具体我也不大清楚。”

　　“同志”之间的感情都比较浮躁，好像是有着保质期的罐头一样，过期作废

　　我问汪琨，知不知道国内的同性恋人群占人口比例到底有多少？他说，具体数字他不知道，但的确很多。“我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情况，比如，今天公司来个客户谈生意，由我来接待，见了面双方发现都很眼熟，然后会想到是在某次‘同志聚会’中认识的朋友；或者今天打开电视，瞎调了个台，无意中看到这个主持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仔细想想，上次大家在一起聊过天的，他也是gay；我单位有个同事，我认识他后就觉得他肯定是gay，我试探过他，他不承认，说自己不是。后来我在‘同志的厅’却看到他在活动，其实他就是……就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的小，gay特别的多，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阶层，一不小心就会碰到眼熟的。”

　　“那你们的认识途径是通过聚会多一点，还是通过网络的多呢？”我又问。

　　“当然是网络。”他说，“网络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对于同性恋交友来说，我觉得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关键的。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很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遇到几个、十几个。而现在你一个月就能认识这么多甚至更多，只要你想的话，网上到处都是。像以前那种在电线杆、厕所上留下呼机号的做法已经不多啦，以前那是没办法，沟通缺乏渠道。”

　　但汪琨同时也承认，虽然通过网络认识了很多“同志”，但是能够留下感情的却是少之又少。他说：“现在大家也都是这样。比如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大学刚毕业的男孩，后来约好了见面。一见面，就看到他往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嘴里还念叨着‘今儿又见了一个’。我把本子要过来翻了翻，看到上面已经记了十几个他见过的同性恋网友，其中还很仔细地按身材、长相、甚至是否使用安全套来排了个次序。你觉得可笑吧，我也觉得可笑，大家的感情都比较浮躁，好像是有着保质期的罐头一样，过期作废。”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汪琨分析道：“同性恋之间的感情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能公开、不能结婚。比如说，我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了，我们可以很坦然地向社会公开，会顺利地得到家长和亲友们的认可。这种认可，会给自己带来一种无形的社会责任。即使又有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子进入你的生活，责任和道德也会约束你--因为社会承认的是你的前一段感情，那样分手会有很多的顾虑。而同性恋们之间的感情交流只能是私底下的，相识和交往，都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没有法律和责任来约束自己。所以关系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唯一能够维系双方关系就是感情本身，一旦感情稍微有了点改变，或者双方有点看不顺眼了，那就会立刻分开，再去找新欢。同性恋之间交往混乱，很难做到比较专一。就是因为它得不到社会承认，没有约束，更多的是很随意地仅凭情感用事。我想如果把异性恋放到这种相同的境地里来，分手频率也一定会同样的快。”

　　如果和某个“同志”确定了关系，会告诉家里人的

　　“你家里知道你是同性恋吗？那你如果和某个“同志”想确定关系，你会让你家里知道吗？”我问汪琨。

　　“我觉得现在告诉他们还不成熟，以后再说吧。反正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他们也不知道我的状态。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我是gay。我想，他们可能有点意识到，但还不敢往那方面想。”汪琨说：“如果将来我找到合适的、善解人意的朋友，我会带回去跟家里说的。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我记得有个‘同志”，是先让父母看同性恋电影《喜宴》，然后讲给父母听，等父母表示理解了电影里面的人物时，再告诉父母说自己和电影里的人是一样的。虽然他的父母当即就表示反对，但看到自己儿子真的是同性恋，还是觉得应该对同性恋有重新的认识。结果他们慢慢地也就接受了儿子的选择。如果我要让家里承认，我也打算这么干，争取让他们对同性恋重新审视一下。”

　　汪琨又表示，如果他想要个孩子的话，也许真的会考虑找个女孩结婚的。“如果结婚，我会对妻子尽到义务的。”

　　汪琨最后还特别说到，他可能不会在北京呆太久。“在一个地方认识那种朋友太多就不大好了，有些事情不能控制自己。以后我可能会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