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她找一份工作就能一劳永逸吗？

　　尽管对当地媒体“丑女”的称呼多少有些不满，但听说本报记者有意对她进行采访和拍照，张静和她的家人还是痛快地答应了。

　　张静天津市南开区人，25岁，1993年初中未毕业出来谋生。因相貌丑，10年求职上千次无一成功。全家四口人有四个残疾证，张静的残疾证上写有“三度智障”字样。其父患有小儿麻痹、脑溢血等疾病，视力只有0.01，张母患有严重的尿毒症，大姑患有精神分裂症。张静本人遗传了母亲的尿毒症，靠膀胱造瘘维持正常的体液排出。除去每月400元左右医药费，全家四口人只能靠五六百元维持生活，每天只吃一餐中饭，尚有1万块钱债务无法还清。万般无奈下，2003年7月23日主动向媒体求助，希望得到一份工作以养家糊口。此事经当地媒体披露后引起极大反响，张静此后接到30多家单位的工作邀请。经反复考虑，她选择了天津市友缘养老院，成为养老院的一名编外人员。

　　这个被称为“丑女”的声音竟是那么的清脆和温柔

　　找到张静并不困难，当记者8月5日来到天津红旗路上的友缘养老院大厅，向几位工作人员打听她时，一个瘦弱的女子迎面走来。尽管之前没有见过她本人或是照片，记者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之前，天津一些媒体对张静的外貌有如下描述：每个初次见到张静的人都会被吓一跳，这哪儿是25岁的青春女孩，除了几缕稀疏的头发是黑的，看上去分明就是个70岁的老太太。

　　而当张静及其家人从朋友口中辗转得知这段外貌描写后，不约而同地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也正因如此，张父对女儿是否继续接受媒体采访充满忧虑和警惕。但他仍然建议记者最好在晚上8点左右亲自和女儿说，是否接受采访取决女儿自己的意愿。

　　5日晚7时45分，刚刚从养老院步行到家的张静主动与记者联系。第一次从电话里听到这个被称为“丑陋”的女孩子声音，竟是那么的清脆和温柔，记者不禁脱口而出：“你的声音真好听！”电话那端响起银铃般开朗的笑声，她地告诉记者“为了挣钱，我曾经在信息台做过接线员”。在记者表明采访意图后，张静及其家人很痛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同意登出女儿的照片。

　　我找工作绝对不止一千次，每天吃一顿饭，从来不坐公共汽车

　　第二天下午，张静在养老院薛永惠院长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25岁的她化了淡妆——描了眉毛和眼线并涂了淡淡的口红——看得出来，她具有这个年纪其他年轻女子同样的追求美丽的强烈愿望。

　　十分健谈的张静告诉记者，她从1993年初中辍学后就一直在找工作。每天早晨起来后独自上街，只要看到有地方贴出招聘启事她就上前应聘。“除了四五次时间很短的打零工期间，10年来天天如此。我只想找一份工作，什么样的工作都行，只要能挣钱，能养活我们家人，能给他们治病就行。算起来这些年我找工作绝对不止1000次，而且我从不坐公共汽车，每天就走着。我每天晚上回家吃一顿饭，我们家人只在中午吃一顿饭。”这时坐在旁边的薛院长告诉记者，张静刚来养老院的时候的确适应不了吃中饭和早饭，每次只吃一点点。“张静来的第一天我们给她称体重，1.58米的个头只有82斤，看着真让人心疼。当时我们养老院的姐妹们就说，大家一定争取在一个月后让张静胖起来。”薛院长用手抚摸着张静的脑袋说。

　　“说实话，以前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长得会让其他人有这么大的反应。有一次我到一家小饭馆找工作，那个经理模样的中年男人一听说我要当服务员就说‘什么，就你，得了吧，你要是来还不把我们的上帝都吓跑了！’我赶紧跑出来了。”

　　为了解张静求职的艰辛，记者与她在红旗路附近随机找了两家门口贴有招聘启事的小店。第一家是个小杂货店，老板娘一看张静想来工作，睁大了眼睛夸张地说：“就你呀，算了吧，看你长的那样，不行不行，快走吧。”记者赶紧说别看她又瘦又丑，可是又勤快又有劲儿。老板娘不耐烦地说：“说不行就不行，快走快走。”第二家是个招聘后厨小工的小饭馆，也是一个老板娘。张静很主动地“推销”自己：“别看我瘦，可是有劲儿。”老板娘直直地盯着张静的脸说：“我们要20岁到30岁的，你岁数太大了”，记者赶紧说张静就是20多岁。老板娘又说我们只要20岁的，张静说我就是20岁，于是老板娘再次改口说要20岁以下，十八九岁的。张静求职的时候门口总是围着三四个围观的人，连记者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可张静始终笑着说，经常这样儿，没事儿。

　　上学时我从来就没高兴过，成天受同学们的欺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

　　“你上学的时候同学们有没有因为你的容貌欺负你？听说你初中没毕业就不念书了，为什么？”“嗨！”记者的询问让张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上学的时候不仅同学欺负我，老师也不爱搭理我。”“就因为你长得不好看？”“对，而且我学习也不好。不是我不想好好学，是周围的环境没法让我学。刚上小学的时候我视力不好，一个0.5一个0.6，可老师每次都让我坐在最后面。上课的时候不是同桌踹我一脚，就是前边的男生打我一拳，老师看见了只是说一句‘你们干什么呢，该上课了要好好听讲’就完了。一次课间有个男生无缘无故地照着我肚子就是一脚，我一下子从第一级楼梯滚到下面，班主任就在旁边，也只是说了他两句。她(老师)哪怕扶我一把，给我拍拍身上的土也好呀，可是她没有。”

　　“从小学到初中，每次单元考试，老师从来不给我的卷子判分，签个“阅”字就完事了。只有几次年级期末考试老师给我的卷子判了个5分就完了。”“那你有没有问过老师原因？你认为你的卷子的实际分数应该是多少分？”“我问了，老师说你答的题全都错了，也就得5分吧。可她根本就没给我判哪道题对哪道题错，错在哪，只是在卷子角上写了个5分。我学习是不好，也确实算错了很多题，但也绝对不是5分，及格应该是可以的。”张静肯定地对记者说。

　　由于张静刚刚搬了家，10年前的卷子已经无法找到。而且张静和原来学校的同学全部中断了联系，记者无法确定她的说法是否准确。但记者找到了一位她当年的邻居，据这位邻居讲，张静当时在学校的确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老师也不待见她，她经常看到张静妈妈接送张静上下学。“大家都认为张家那孩子脑子不太好使，听说她学习也不好。那孩子从小儿就瘦，肋骨一根一根的，一看就有病，腿脚也不利索，走起路来身子向前探着，走在马路上大家都看她。”

　　张静在接受采访时曾明确地告诉记者，自己的智力没有问题。记者问她是否去过医院进行检查，医生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判断她三度智障？她的残疾证上又为什么这样写呢？她回答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智力问题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有经过任何医疗程序的检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说我智力有问题，可能是开残疾证的人看我像吧”。

　　记者问张静：“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你怎么看那些欺负过你的人，你还恨他们吗？”“恨，想起来就恨。要不是她们这么对我，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情绪激动，张静挥舞着两个瘦瘦的胳膊大声说。

　　看到她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记者赶紧换了个话题：“张静，你能告诉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什么高兴的事或者印象深刻的事吗？比如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交过比较知心的朋友？”“没有，上学的时候没有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我成天受同学们的欺负，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我在学校也没有过一个朋友。”

　　我比那些三陪小姐高尚多了，她们能靠脸蛋养活自己，我不行

　　“那从学校出来以后呢？碰没碰到过什么高兴的事呢？”记者追问她。“献血，那件事我印象特别深。那是1996年我18岁，听人家说只要够18岁就可以参加献血，200cc就可以有250块钱。我当时听说这件事特别高兴，因为我终于找到一个挣钱的法子了！我可以赚钱养家，给我们家人治病了。献血头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宿都没睡着觉，第二天我5点就起来了，也没敢跟我们家人说干吗去。到了献血站门口那个负责发体检表的老太太一看我就问你干吗来了，我说我来献血，我已经18岁了。可她说‘妈呀，你算了吧，就你这样倒贴别人250块钱人家也不要你的血呀！’现在想想人家可能是嫌我太瘦了，可我当时心里真难过，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挣钱的法子也走不通了。”

　　“听说你以前在声讯台……”记者小心翼翼地询问，张静此时满脸通红，身子下意识地向后缩了缩。“那大概是1998年吧，我从报纸上看到信息台正在招聘接电话的人，我就去了。当时以为就是查号台呢，后来才知道那是黄色陪聊电话。我爸我妈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曾经干过这个。头几天上班的时候啥也不懂，刚接到电话说不了两句就说不下去了，只能把电话递给旁边的大姐，一天挣不了几毛钱。可老这样也不行呀，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工作，我还要挣钱养家，还要给我爸、我妈、我大姑挣出治病的钱呢。后来我干脆搬到公司里来住，别人上一天班歇一天班，我就天天上班，别人打电话我就在旁边认真听，认真学。就这样没几个月我的话务量成了全台最高的人。记得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接了17540分钟电话，挣了一千多元钱，结果好多声讯台都来挖我。他们说要给我开专线，别人每分钟1毛钱，给我1毛5分，外加住宿和车费补助400元钱。他们真这么跟我说的。”这时张静露出自采访以来惟一的一次自信而骄傲的神情。对于她来说，那可能是她一生中得到他人尊重和夸奖最多的一段“辉煌时期”。

　　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薛院长此时已是泪光盈盈，她喃喃地对记者说：“这孩子是被生活逼得没有办法呀。这孩子要强，太想挣钱养家了，我认为她非常高尚，因为她自食其力，起码比那些三陪小姐强多了。”可是当薛院长走出办公室时，张静轻声地对我说：“我跟您说句实话，他们说我比那些三陪小姐高尚多了，也强多了。可不管怎么说她们能靠着自己的脸蛋赚钱养活自己，我想这样就做不到。”

　　为了给那个男人买99朵玫瑰花和三盒高级巧克力，她卖了200cc血

　　张静下班后，记者与她一起回家，在路上沉吟良久，记者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张静，我想问你一个女孩子之间的问题，你想到过爱情吗？25年来你有喜欢过的人吗？我是指异性，你可以不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有过一个，5年前认识的，直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有他。”张静没有丝毫的迟疑就坦白地说出了那段令她刻骨铭心的感情，那个“他”是张静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声讯台的老板。“我只是默默地喜欢他，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据张静介绍，在那个公司她工作了7个月，可老板只是断断续续地给过她一共70元钱。

　　最后在家人的坚持下她离开了那个地方，临走时她想要回自己的工钱，但那个男人只扔给她一句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她想要回自己放在宿舍的脸盆和被褥，那个男人说，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要命有一条。

　　在2001年情人节的时候(张静此时早已离开了那个公司)，她送给那个男人99朵玫瑰花和3盒高级巧克力，一共花了240元钱，那是她卖了200cc鲜血换来的。“当我把东西给她的时候，巧克力他留下了，但是玫瑰花他退给了我，我当时就哭了。”“那个男人那样对你，你为什么还对他那么好？”“我不知道，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我的好朋友说我傻，说我要再和那个男人有联系就再也不理我了，可我就是忘不了他。”

　　在张静家那间30多平方米的小屋，记者看到除了一台电风扇和一部电话，张家没有一台所谓的现代化电器。而这两件电器和部分家具，还是在张静老姑的资助下购置的。房间里仅有两张单人床，张父说一张给张静睡，另一张给妻子睡，自己和张静的大姑打地铺。张家最多的物品就是放在床下一箱子一箱子的药，“我们全家六七种大病，每个人都要吃好几种药。”据记者了解，这些药全部是最便宜的仅能维持治疗的药，没一种是有显著疗效的药物，因为那太贵了。

　　“我们这么大岁数又得了这么重的病，已经活不了几年了。我们现在就担心张静，我们走了以后她可怎么办？她没有工作，靠什么吃饭？”张父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

　　“医生说我妈妈最多也就能活三五年，我真害怕我们这个家不在了。家现在是我惟一拥有的东西，如果没了家我该怎么办？”张静搂着妈妈，低声啜泣。

　　后来上街我干脆就搂着张静的肩膀，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呢

　　张静说的那个好朋友是小王，两人是在一家声讯台工作时认识的。8月5日傍晚，在津卫路边的一个街边花园里，记者见到了这个被张静视为亲姐妹的王姑娘。

　　“我是从辽宁一个小山村里来到天津的。那是1998年，我刚来天津，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钱，就来声讯台打工赚钱。第一次见到张静是在信息台里，她坐在床角很伤心地哭。那个场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不仅是因为她的长相，更是因为她的无助。”这位容貌清秀的姑娘今年24岁，刚刚修完高自考中文专业的课程，叙述事件思维清晰，语言很富感染力。

　　“那时台里的人因为她长得不好看都欺负她，就是那么非常直接地不带一点掩饰地奚落她。比如说几个女孩子逛街看到一件衣服，大家都说穿起来一定很漂亮，如果张静也这么说，她们就会特别不屑地说‘你都长成这样了还穿什么呀！’有时我们俩拉着手在大街上走，别人就会用特别奇怪的眼神打量我们，好像看怪物一样。每当这时张静和我拉着的手就会往回缩，我心里特别不好受。后来上街我干脆就搂着她的肩膀，别人爱怎么看就怎么看，我才不在乎呢。一次马路上一个流里流气的男的冲着张静吹口哨，我气得上去就冲他嚷嚷。我当时那个生气呀，把那男的和张静都给吓住了。”

　　小王告诉记者，她眼里的张静是一个特别善良也特别实在的人，别人对张静一分好张静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人家。“她和那个男的事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涮张静，好让张静给他干活，因为张静的话务量特别高，那男的好几次甜言蜜语骗张静回公司干活，可就是不给钱。她卖血送花的事我也知道，为这事我经常骂她，我说你的血就至于这么不值钱？这种人别说你卖血，你就是把命搭进去他也不会看你一眼。”

　　记者问小王，张静和她此前并无任何关系，为什么会和张静相处得如此亲密。小王坦承，自己是从山区出来的，从小也受过苦，所以和张静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而且张静又是那么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子，对别人毫不设防。“她有时就跟一个小孩似的，我们在一起互相诉说不开心的事，但更多的是互相分享彼此的快乐，我们俩认识也是缘分吧，我们真的就像亲姐妹一样。”小王告诉记者，她甚至想过，如果张静的父母先走了，她就把张静接来和自己的父母一起住。“我想赶紧找到一个工作，再租间房子，以后和父母还有张静一起过。当然现在只是这样想想，我还没有这个能力。”

　　声讯台姓刘的老板激动地大叫，你们记者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8月6日，记者拨通了张静提供给记者的那个声讯公司刘姓老板的电话。当记者直呼其名称呼他时，刘先生并未答应，电话那端的声音明显地迟疑了一下。记者想起小王曾经告诉过记者，声讯台的老板给员工留下的名字大多是假的。

　　刘先生承认认识张静，并说直到现在他们还有联系。记者问刘是否欠张静7个月的工资，他先是肯定地说全部工资都开给了张静，后来又否认了自己的说法，承认自己是扣过钱，但那是因为张静犯了错误，违反了公司的规定。记者问张静违反了什么规定，刘先是说：“你问她去，她自己心里明白。”记者问：“什么规定非要问张静，您为什么不能说？”刘回答：“反正就是上班时间什么的。”“是迟到早退吗？”记者追问，刘此时又说自己忘了，反正就是犯错误了，直到最后刘始终含含糊糊，不肯正面回答记者的这个问题。

　　刘还在电话里对记者说：“你应该让她去精神病院看看，她脑子有毛病。”记者又问起张静送玫瑰花和巧克力的事，刘说他没接受，全都退给张静了。记者问你不是留下巧克力了吗？刘马上又改口说是留下巧克力了，但花退给张了，“不信你去问她，我是不是把花退给她了”，刘后来又补充说巧克力和公司里的同事分着吃了。

　　记者问刘，张静在情人节送玫瑰花给他，他是否知道花和巧克力是怎么来的，是否能明白张静的意思。刘立刻说“我不知道，我也不能理解，有什么事你问她去，别问我。”记者在电话里对刘先生解释，采访的目的只是想听听双方不同的声音，记者不想只听一面之词，希望给双方一个共同讲话的机会。此时刘激动地大叫：“你们记者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炒作，是炒作，是干缺德的事呢！太缺德了你这样干！你不是北京的记者吗，怎么不在北京采访，跑到天津干嘛来了？”记者回答“我的采访范围不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吧”，随后双方挂断了电话。

　　当记者事后询问张静是否违反了声讯台的规定，比如迟到早退什么的，张静肯定地说：“这么多年我干任何工作从来就没有迟到早退过。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怎么敢违反公司规定呢？”

　　南开区残联基金每年只能向全区残疾家庭提供总共4000元的救助金

　　记者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曾经询问过每一个采访对象，像张静这种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能够切实地解决她的问题？是不是为张静找一份适合她的工作就能一劳永逸了？

　　对此薛院长的回答是，只要她管理养老院一天，就决不会不管张静。但是她无法保证永远地管理这个养老院，因为养老院也是她向上级单位承包的，而薛院长本人已经将自己的住房卖掉将资金全部投入到养老院，记者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包括一个已经上大学的女儿挤住在一间十二三平方米的房间里。薛院长还承认，以养老院这样的规模(友缘养老院共有60位老人、19位护理人员)，她可以接纳一个张静，但第二个、第三个张静她就无能为力了。“我觉得国家应该救济这样的家庭，但国家财力有限，社会也应该伸出援手。”

　　张静的朋友小王认为，张静属于身患重病的人，适合她干的工作太少了，她只能向社会求助。

　　而张家以前的那位邻居则认为，老百姓也不富裕，不可能无休止地捐款。“这种贫困的家庭不少，老百姓哪有那么多钱总是接济别人呢？况且我们以前也捐了不少了，不能老捐呀。”

　　就张静这一类人群的生活状况，记者采访了天津市南开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刘长利。刘理事长听完张静的家庭情况后，先是表示会通知居委会主动联系张家，进行实地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补助，并尽量帮张家找一个“结对子”的对象——残联掌握的愿意为困难家庭或残疾人家庭每年提供固定数额救助金的单位或企业，一般每月可以为这样的残疾特困家庭提供200元生活费。

　　刘理事长对记者说：“张静虽然不属于低保户，但情况特殊，条件确实很困难，我们会尽力为她解决困难。不过说句实话，在南开区比张家更困难的家庭还是有的，而且不是一户两户。王顶堤附近有一家七口，三个精神病，三个弱智，还有一个老头是瘫子。今年他们家一个精神病跳楼，摔成残废需要截掉一条腿，手术费要1万元钱，对于这样的家庭绝对是雪上加霜。还是在王顶堤，一家五口总收入700元，妻子截掉一条腿，丈夫下岗，女儿上高中，还有两个老人从农村来没有收入。像这样的家庭我们理事会每月给补助100元，再有就是过年时发个四五百元，其他的就再也拿不出来了。我只能说，靠政府相关部门救济只能是救急救不了穷。”刘理事长随后在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的提醒下非常熟悉地为记者列出一长串数字。

　　据刘理事长介绍，南开区现有残疾人2600多人，其中“低保户”900户约1300人，双残户为110户，而南开区的“残疾人联合会基金”目前只有50多万。根据相关法律，在本金不动的情况下每年用于救助的利息款为4000元左右，只能用杯水车薪来形容。而南开区残疾人占总人口的4.2%左右，比天津市4.4%的水平还要相对低一点。

　　记者随后致电担负困难家庭救助任务的另一政府部门——南开区民政局。该局城市福利科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就记者提供的情况来看，张家肯定不属于低保照顾范围，但并不表示民政局没有其他的救助方式。如果张家通过居住地所在街道向区民政局提出申请，经情况核实无误符合救助条件的，民政局可以提供每户每月50元的生活补助。“但是看病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因为我们没有医疗保险方面的救助措施和款项。”张先生如是说。(记者/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