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的圣诞节，来福送了两张飞北京的机票做礼物，喜出望外的我心情自不待言。圣诞节一过，我们俩就连夜从奥地利的婆家赶回德国家中，第二天一早又往法兰克福机场赶。坐在国航的班机上，想想新年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和自己的家人团聚了，特别的开心。
环顾四周，坐满了金发碧眼的老外，像是一个到中国旅游的团体。节后的票比较便宜吧。在这个舱里，我好像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乘客，显得挺扎眼。
很快地，空勤人员开始端茶送水，供应早餐。一位穿着精神的空哥推着餐车殷勤地询问着客人，当然是用英语。
车上有红白葡萄酒、各种饮料和茶。他同样客气地问完我身边的来福，然后改用中文说：“要点什么？”，既没用“您”也没用“你”，连个称谓都没有。随便得像是北京东华门夜市上的小贩在招呼过路的客人。
“我要一杯白开水”，我客气地说。
“等会儿再说吧。”空哥不假思索地回答。他继续友好地接着询问坐在我另一边的一位头发雪白的洋老太太。
等了很是一会儿，那杯白开水还是没有来。又等了一会儿，空哥往来路过的时候来福叫住他说，“对不起，我太太想要一杯白开水。”那空哥瞟了我一眼，确认了我不是想混在老外堆里冒充洋鬼子后，稍微客气了一点，不是对来福而是对我说：“现在没有白开水”。
我不信。我当然不信。这话要是从欧洲的某个饭店里的服务员嘴里说出来，我信，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喝白开水，也不会聪明地想到从煮咖啡的壶里烧点白开水？可是喝了一辈子白开水的中国人在某个地方尤其是服务场所说没有白开水，我就不信了。即使没有，也可以很快地烧一点啊。我并不是矫情，我的胃已经疼了好半天了，我没法喝饮料，喝口白开水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吧。
等到饭都来了，白开水还没到。
空哥经过每一位客人又殷勤地解释“有鱼，有鸡肉”。经过我们的时候，来福说：“我太太的白开水还没有到。”空哥笑了一下说：“稍等一会儿。”又问他要鱼还是鸡，我们要了两份鸡肉饭。来福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他站起来自己到服务舱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他说：“很简单，就在一个开水壶里。”
本来这事也就算了，可是我偏偏听到这空哥对和他合作的空姐说：“我最烦这帮假洋鬼子，事儿了巴叽的。我就不愿意伺候这帮人。”
谁是假洋鬼子？这帮人是谁？我又没有跟自己同胞说话的时候时不时地冒几句洋泾浜的外文，我也没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再戴上蓝色的隐形眼镜，我也没在自己同胞面前假装忘记筷子怎么使，或者大说国外的天空怎么那么蓝，怎么就成了假洋鬼子呢？我就是不明白。可是这儿就我一个中国人，不是说我又是说谁呢？也许是自己“作贼心虚”，谁叫我嫁了个洋鬼子呢！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对面的大学里，常常看见一位中国男人和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走在街上。人们就指指点点地说：瞧人家这个男人多有本事，娶了个洋老婆。很夸奖很赞赏似的。几乎连街上报摊上的小贩都知道他们的故事：那男人是该大学的俄语教授，他太太是他在苏联留学的时候认识的，结婚后太太和他一块回到中国。最初他的行为被称赞为爱国，他太太也被认为是国际友人。后来中苏关系断交了，教授被认为有特务嫌疑，结果党籍被撤消了，还从重要岗位上给撤了下来。苏联太太也不再是国际友人，而成了家庭主妇，没被驱逐出境就是她的福气了。他们的两个漂亮女儿就在我们学校读书，比我高好几届。在学校的时候常听人们很难听地叫她们“杂毛儿”、“二毛子”。可她们确实很漂亮，也很文雅。
我同学刘艳的表姐从小在她家长大，后来在一家发电厂工作，再后来她嫁给了在她们厂帮助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人们又指指点点地说：这个女的真不要脸，跟个外国人混在一块儿。连我们同学和刘艳生了气都要骂一声：你表姐真不要脸，嫁给洋鬼子。或者说你表姐作风不正派，还穿布拉吉。气得刘艳七窍生烟。当时是七十年代，我还在上小学，我不知道穿布拉吉和作风不正派是怎么连在一块的，我见过刘艳的表姐，一个清清秀秀、文文静静的女孩儿，个子最多一米五十几，一点都不像作风不正派的女人。那个捷克专家高得简直吓死当年的我，两米多。他们俩站在一起很滑稽。
那时候涉外婚姻还很少，可是巧的是我身边就有两个事实。可是同样是和外国人结婚，一娶一嫁，怎么就那么不一样。男的娶洋人，那叫“有本事”，女的嫁洋人，那叫“贱”或者“不要脸”。我当时不明白，多年之后的现在还是没弄明白。更没想到自己有一日也嫁了个洋人，沦陷到被人骂的境地。
尽管我是在首都的电视台当记者，在这样一个见多识广的文化单位，这样一个经大风雨见大世面的机构工作，可是，当年我和来福恋爱的事儿，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隐瞒了很久，生怕领导和同事知道了，认为我是个作风有问题的人：放着这么多优秀的中国男人不找，干吗一定要嫁给外国人？我怕别人这么问我，因为，要是我回答感情这事儿是不分国界，也说不清楚的，仍会有人不信服。人家还得往坏处想：比如怎么就跟外国人认识了？不就是想混着出国换身份嘛！通常只有轻浮的女人才跟老外搅在一起呢。越是隐蔽就越让人猜疑。
刚开始，我们俩是鸿雁传书，一封信千山万水地往返一个月，可是情却不待；再说也不那么容易，我住的地方信箱根本不完善，别说外国来信，就是国内来信都常常是三封收到一封就不错了。寄到单位吧，收发室的大妈们不识英文，等问明白了，摆在窗口，也是过了好些天。
来福想了想就开始发传真给我，开始是一周一份，可是仍然有麻烦，我是个记者又是节目编导，我的工作就是天天在外面跑，采访拍摄，即使是后期制作也是在我们节目组自己租来的机房里。除了每周二在台里开例会以外就很少在单位呆着。我们俩就约好每周二的上午9点是传真时间，我就守在传真机前等着。那感觉像特工一样。由于时差，来福就不得不在半夜两点为了那封情书睡意朦胧地爬起来。又过了一段，感情日趋强烈，只周二已经不够用了，他感到有话要说的时候就传一份过来，碰巧我在单位还好，要是不在，就麻烦了，同事们互相猜来问去的，闹的沸沸扬扬。好几回部主任找我谈话，让我注意影响，别让人说闲话云云。好在部里的翻译小侯跟我关系不错，要是她接到传真，就呼我，让我速到台里取。被动得不得了。这样一来，我决定自己买台传真机。当时我的工资不算少，可是一大半都贡献给了房东。跑到商店一看，都挺贵，我看中的那台是四千多元，可不是小数呀！我咬咬牙，把它搬了回家。有了它，联络问题终于解决了。
随着感情的发展，我们从地下渐渐地转入了地上。来福的假期终于到了，他兴高采烈地要到北京来看我。住在哪儿呢？那时我自己租的房子是在安贞桥一带，距电视台和我侄女的学校都不太远，那时侄女是跟我同住的。过去那是一片菜地，后来政府征地盖房，菜农们也一夜之间由农户转为了非农户，而且几乎家家能分到两三套房子，菜农们把多余的房子一出租，自己就坐在家里收租金，不必劳作，尽享清福，有的就成天开麻摊，搓麻将。我的房东老太太四个女儿分别有房，都住在这栋楼里不说，还余出一套格局不错、厨卫齐全的两室一厅来出租。我的一位朋友刚好在那租了房住，听说我找房，就把我领了去。
房东老太太是个又矮又瘦挺和善的老北京，她和一个我不知道是老几的胖大无比的女儿一起，认真仔细地查看了我的居民身份证和户口本后，又问了诸如为什么和侄女住呀？还有些什么人呀？好像我一个年轻姑娘带着个上高中的侄女住在外面挺奇怪。我当然不能告诉她说我离婚后变得一无所有了的事实。最后，我又出示了自己的记者证工作证后，老太太才答应租给我。后来，我了解到在我之前，老太太的这套房子曾经租给过两个浙江来的小贩子，这两个人先是说做服装生意，后来常把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来，弄得屋子乌烟瘴气的，过了不久，又被公安局以涉嫌偷盗自行车案给拘留了一段，害得老太太差点没成了窝藏犯。自此老太太谨小慎微地挑剔着住客，生怕再闹出什么乱子来。进住之前，我先把那套叫两个小贩子折腾得不成样子的屋子粉刷一新，特别是厨房和小小的卫生间，我都贴了新瓷砖，家具虽少，可是很是整洁且温馨舒适。修整一新后，还请房东老太太来视察了一遍，老太太啧啧称赞后才放了大心。有时候，我的母亲也来小住一阵，就使着小屋更像个家的样了。除了一个季度交房东一次租金外，水电费电话费全部自理，我们就相安无事。
这个居民区最叫我满意的是院子里有个酒吧，地上只有孤零零的涂着黑漆的一个小屋子，一点不显眼，其实地下是个有着很多房间、面积很大而且装修挺有情调的酒吧，酒吧的名字挺可爱，叫“丑鸟”。别看“丑鸟”是在地下，据说文化圈内很多著名人士经常光顾，生意很是不错。我呢，也捞个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朋友来了就往地下一领，或者有朋友来了先在地下一聚，然后再到地上我这来再聚。
可是，来福要来了，麻烦也要来了。他住哪儿？思来想去，没有好主意。我问过我的一位也嫁给了外国人的女友，她哈哈地笑着说：等着吧，难着呢。她和她的荷兰丈夫是双双在印度留学的时候认识的，没结婚以前就在一起同居了，因为在国外，未婚同居平常得就跟一天要吃三顿饭一样。可是后来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仍然住在一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邻居指指点点不说，搞不好还会惊动公安局派出所，当时在国内这叫非法同居。后来他们自己租的房子经常被居委会的大妈大婶们关心地盘查，生怕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学坏了，然后房东被动员得害怕了，怕背上姑息养奸的罪名，就把他们辞退了，当时二人都是刚刚学成的学生，没钱租公寓更没钱住饭店，好在女友的父母都是文化人，开明得很，就把女儿和落难一般的男友接回了家中。就算如此，也没挡住邻居的好奇和白眼，大概他们觉得是外国人就很有可能是不正经，坏东西，或者来历不明动机不纯的特务什么的，和外国人在一块的中国女孩当然也是不正经、轻浮、生活作风不正派了。女友还说，更难的是外出旅游，一般饭店不给我们开一间房，那感觉好像是外国人嫖娼我卖淫似的，有时候竟然半夜查房，检查身份，弄得这位荷兰出生长大的人愤怒不已，而且无法理解。怎么好端端的恋人要受到如此之多的隐私侵犯，而好多真正的妓女明目张胆地在富丽堂皇的饭店大厅里拉客却没人制止。在那么落后的印度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后来二人分别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很快结了婚，买了自己的房，才把心情从不自在变得自在起来，总算是不用耽心半夜被人突然查房了。
我可不想被人在饭店里当成卖淫嫖娼的给逮起来，大煞风景不说，再背个黑锅，诸如让我们单位来领人回家什么的，那绝对是说不清了。
我把来福接到我的小窝里的时候，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好歹那是星期五。人们上班的上班，买菜的买菜，院子里除了玩耍的小孩外，嚼舌头的妇女们还没来得及出来“坐班”。我把车停在一个尽量靠近我住的那个单元门口，好让来福这个显眼的目标一溜身就能进楼。
那辆车是我从好友著名的速滑冠军叶乔波那里借来的，她是军人，所以是个军牌子，按理我是地方本子不能开的，可我就那么开了好几天，算我有运气没叫查军车的给查住。从军车里下来个外国人也属于新鲜事儿。
在车上我就嘱咐来福，下车后小跑着上楼，不要左顾右盼，招揽目标，在走廊里不可久留，也不可高声和我说英文——走廊是那种直筒子式的，一路上经过好几家才能到达我的小屋。他心里莫名其妙，却又觉得挺刺激，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时他有一种红色恐怖的感觉。
扛着他的大行李箱，我们飞身上楼。一楼二楼，平安无事，我一阵高兴，我住在四楼，胜利在望。偏偏上三楼的时候，两个小孩在那玩耍，其中有个小女孩就是我隔壁的邻居的外孙女，被我和侄女唤作“超级侦探”和“小事儿妈”的那个。这小事儿妈经常是我家门一开，她就会吱呀地也把她们家的门打开，然后伸出一颗小脑袋来，绽开一脸根本不像六岁小孩的没有一点童真的笑容，献媚地叫声“阿姨！”，然后会问“您吃了吗？吃的什么？”，“你们家又来人啦？谁呀？”，或者干脆问“阿姨，你干吗呢？”“阿姨，你真漂亮！”“阿姨，你又换新衣服了？”观察之细，叫人佩服。整个一个小人精儿。然后就会听到一声花脸叫白——但不是京剧腔而是河南口音，“惠惠，家来！”，人精的姥爷在叫，人精儿叫惠惠。每次我的朋友来访，也同样会被人精的小花脸照一下，发问若干，很不自在。“让那么小丁点的侦探给监督一下，真是全民皆兵”，有个朋友玩笑说：“你真够安全的，有小事儿妈给站岗。蚊子都不容易飞进去。”有一次，我和同事拍完片子，手扛肩提地把机器拿到我家，准备简单在我这里吃点东西，晚上接着拍夜景。刚一上楼，就让正在楼道里“执勤”的小事儿妈给碰上了，她小得跟没有一样的眼睛笑成一条细线，穿着肮脏无比的短裤满楼道追着我问，“阿姨，你回来了，还有男的呢，你们还有这么大的照相机呢！”
烦得我只想找根线把她的嘴给缝上。同事跟在后边直愕然。
到了学龄的小事儿妈也不去上学，天天脏着脸，有时候衣裤也不穿，光着身子在家当侦探。除了和姥爷耍贫嘴外，就在楼道里有时候独自玩耍有时候找个伴一块玩耍。住了快两年，我也没搞明白这家的人物关系。小事妈有没爸妈，我没看全过，好像有男女总是在用河南口音吵架。这大概是小事妈的爸妈吧。
我和来福一上楼就遭遇了正在那里站岗的小事妈。她像一粒小煤球一样光着屁股脏不溜丘的。很多次我都在想，这家的姥爷怎么就允许一个小姑娘总是光着身子在外边呢？一见我们，小事妈马上停止了玩耍，怔怔地看着来福，又看看我，很快小事妈反应了过来：这是个外国人来了。她突然高叫着，“姥爷！姥爷！快看，外国人来了！”三脚两步向家飞奔而去，整个静悄悄的楼道都是她尖刺的声音，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越怕有人知道就越有人知道。小事妈把我气得七窍生烟，快到我的门口了，小事妈已经拉着姥爷的手，在那夹道欢迎了。我脸上没有平日的一丝笑容，因为她破坏了我的计划，重要的是我不想找麻烦。我径自去开门，理也没理小事妈和她姥爷。小事妈站在那儿，问“阿姨，你们家来客人了，是个外国人呀？他是谁呀？”那姥爷牵着小事妈的手皮笑肉不笑地立在那儿，我生气地说：“是我舅舅。”说罢，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小事妈和她姥爷被关在了我的门外。我知道这下房东很快就会来的。
第二天晚上，是个星期六，我邀了最好的几位朋友在家吃饭，顺便把来福介绍给他们。我们八仙过海，各炒一两道菜，霎时间桌子小山似的丰富不已。众人忙碌一阵刚刚就座，很开心地准备开撮，来福打开了他从德国带来的香槟。突然敲门声响了起来，由弱而强，侄女跑过去往门镜里一看，吓了一跳，说好多人，还有警察也来了！众人也一惊。
我的一位和我同在电视台工作的老大哥示意大家冷静，他过去开了门，果然是一堆人，房东大妈和她的“河东狮吼”女儿，女婿，另外一个女儿和女婿，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他们挤在一起争着往里看，警察没话找话道：“吃饭呢？”
我的老大哥同事不软不硬地说：“还没有，正准备吃。”他并没有让他们进屋的意思。警察皱皱眉头又问：“这屋里几个人住？”
老大哥说：“平时是我表妹和侄女，要是我们家老太太和亲戚来了呢，就不好说了。”他的话里，似乎自己是我的表哥一类的人物。他故意不提来了老外的事。
警察终于憋不住了：“听说来了个外国人？”
老大哥轻松地说：“您说我表妹夫吧？有关部门请他来帮助工作，这不我们这些当哥哥姐姐的来给表示一下，接接风，也表示一下咱们中国人的友好，好客。”好个滴水不漏的回答，简直像是地下党机智地接受盘问一样！对方连发问的机会都没有。
“您执行任务？辛苦辛苦，要是不见外，来和自己人喝一杯吧。”他邀请着，又冲来福说：“来福，给这位兄弟倒酒。”他连比带划说，来福当下明白，端过一杯香槟给那警察递过去。一见这阵势，那警察倒给弄懵了，他忙说：“我婶儿不放心，说您这儿突然来了个老外，怕闹出什么事来，让我过来看看。”原来老房东是警察他婶，以公徇私。气氛顿时松了下来。
我趁势站起来招呼房东老太太：“嗨，大妈，您看您有话还不直接来问我，这么见外，我先生呆两个星期就又走了，所以平时就我和我侄女。我们怕外人知道家里只是两个女孩，就不敢对外人说起。”我胆子一大，顺嘴开始编起瞎话来。
我那老大哥还火上浇油地说：“大妈，您知道不能轻易让人知道咱妹夫在国外，一来不安全，二来自己一显摆，这个找你换美金吧，那个找你作担保吧，事太多。”
我们俩一唱一和，比真的演员还合作得好。
大妈的河东狮吼女儿和其他人面面相觑，大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不我们也是怕出事么，您妹妹来的时候没说过个人的事。我们也想关心关心。”
老大哥说：“那可就多谢您的关心啦，这房东还是真找对了，难得。”
大妈忙说出门最好别让邻居看见，人家爱说闲话。临了，大妈又问：“扯证了吗？”就是领结婚证了没有。
“在国内还没有。”这话模棱两可，听起来好像是在国外扯过了似的。不过从逻辑上讲，我并没有撒谎。
折腾一通，老太太像佘太君挂帅似的带着一帮人马走了。我们的饭菜也凉了。大家觉得既可笑又可气。我有点后怕，这要不是老房东而是真警察呢？要是没有众朋友在场帮腔呢？我和来福没准真的得叫警察给请了去，谁叫我和一个外国人未婚同居呢？这是非法的。
我讨厌死了那个小事儿妈邻居。她现在又长大了不少，但愿她别再那么好事了。
哄走了房东一家，哄不走全院子的人，一到周末，我们俩就不能在清晨出门上街。我们住的楼是个凹字形，共三个门，我正好住在中间那个楼门里，夏天时，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两边都坐满了乘凉扯闲话的人，每个门洞里出出进进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看在眼中。所以我和来福只好早早地出发，晚晚地回来，或者他先独自下楼，然后我再一个人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下楼来，在某处会合，像特工一般。有时候回来早，手里又大包小包买了不少东西，就早早退了出租车，一先一后往家跑；有时候回来晚了，可是乘凉的人还没走，我们俩就一溜烟跑到地底下的“丑鸟”去喝咖啡和饮料，明明是刚从别的地方喝了回来。坐在地下，我打电话问楼上的侄女还有没有人了，她就从走廊里一张望，说人走得差不多了，你们可以出来了。来福被这一切搞得既莫名其妙不可理解又觉得好玩刺激，他说跟电影里的情景差不多。
在院子里要偷偷摸摸，上了街又得规规矩矩。鉴于国情，我要求来福不能在家人朋友以外的公众场所对我表示亲昵，这包括出租车上、大马路上、饭店里，来福又大为不解：恋人之间不许亲昵，这是何道理？我说是我的道理。国人看不惯。
来福是在奥地利那样一个美丽浪漫，处处飘着施特劳斯圆舞曲和绿野花香的欧洲古国长大的。他所受到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是单纯安祥的，人们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距离，但那是对个人隐私的一种尊重，亲人和情人之间的表达绝对是由衷的，身体语言的表达体现为亲吻和拥抱，在欧洲街头，哪怕在相对保守的德国街头，情侣们站在街头，坐在饭店或电影院里火热地接吻，热情地拥抱，如漆似胶地抱着对方狂吻的镜头屡见不鲜，而旁人连看都不看一眼，对他们来说这很平常，因为人人都有陷入火热的情渊的时候。所以当我正色警告来福的时候，他觉得不可思议，他对我说他太爱我了无法用语言来表示，所以只好亲吻我，而我却不允许，我说要是你是个中国人还好办些，可惜你是个老外。来福说难道老外就不允许表达爱情吗？我说国情有别，风俗不同，我们的爱情通常是深埋在心底，或者是在深夜静悄悄，或者是在没有别人的时候才能尽情表达的。他听罢摇摇头很是不解。
多数时候，来福对我的警告遵守得很好，但情深意浓的时候就又忍不住要当众亲吻我，虽然我也一样浓情似火，但考虑到影响，只好时常“把爱埋在心底”，或者做老鼠过街状先观察一下四周条件是否允许，然后再予以迎合。比如在出租车上，刚刚准备迎接来福火辣辣的热吻时，突然看到反光镜里司机厌恶和警觉有时是鄙夷的眼神加上是自己“作贼心虚”，立刻惊得温度骤降。
有一次，我带来福到圆明园去游玩，在认识我之前，他曾经作为游客把北京的几乎大多数景点都游过了，作为一个建筑工程师，他曾经看到过关于圆明园的介绍，于是我们在一个春和日丽的天气里来到了圆明园。由于不是公休日，所以游人不多。我们倘佯在爱情中，也倘佯在被人工堆砌的充满匠气的残垣断壁中，来福惊叹着中国人的聪明与勤劳，也为这样一座曾经是那样辉煌的杰出园林被侵略者毁于一旦而叹惋。我们两人为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而感到痛心，我们谈到德国的建筑，来福说二战后期盟军对于希特勒的报复就是摧毁了几乎整个德国的古老建筑，可是关于那段战火的功过是非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旗帜鲜明地说，八国联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跟盟军轰炸德国相提并论的，他们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的行为，是恬不知耻的那种公然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掠夺与侵犯，来福赞同我的观点。我们两个来自东西方国家的人为历史也为人类的某些过失反省着，在我们的沟通上没有国界和种族的隔阂。
前面走过一行人来，快到近处的时候，忽听得有人说“真贱！人家都把自己的国家给烧成这样，还好意思跟人傍在一起。中国人就是卖国贼太多了！”
白花花的阳光下，寂寥的游客里，这句咒骂脆生生地传到了我的耳膜里，我的心被尖锐地刺了一下。
“卖国贼？”谁是卖国贼？难道我和一个外国人相爱就会成为出卖祖国的人？就会成为卖国贼吗？那时候我的神经还比较脆弱和敏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见怪不怪，听得多了已经不在乎了。那时候，我很在乎，被自己的同胞误解和谩骂，使我很难过。我难过，因为我的纯真的爱情被常常冠以下流的词汇来叫人任意曲解和责骂；我难过也为了我的同胞狭隘的偏见和偏执的所谓爱国情绪。可是，我除了学会忍受之外，还能干什么呢？我总不能写张小纸条贴在脸上说：我不是卖国贼，我们是真正相爱，或者爱情是超越国界的。
那些人超过我们的时候还愤愤地说：这些不要脸的侵略者，还好意思到圆明园来？
为什么不呢？在德国，他们把集中营作为展览馆来供人参观，除了控诉希特勒纳粹分子犯下的滔天罪行外，还警示后人，正视历史，不少当年协助纳粹工作过的德国人都看得痛苦不堪，良心受到了谴责，而新一代的德国青年也为自己的前辈给世界带来的灾难而感到歉疚，虽然历史和他们并没有干系。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带外国人来看看当年他们的祖先给我们的国土和民族带来过怎样的灾难呢？我这样做了，倒不是为了让来福感到歉疚，八国联军来的时候，连他的妈妈都还没有出生呢！我是想告诉我的爱人：在历史上，在一段那样的日子里，欧洲人曾经掠夺过一个东方伟大的国家的财富，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但历史的后帐是不该算在无辜的人的身上的。我真希望那几位爱国的同胞能够清醒这一点：几乎所有在海外的华人的爱国热情绝不亚于国内的同胞，甚至更深。
自从圆明园“事件”后，我几乎很少再带来福到敏感地带去参观，省得招人恨。
后来，我们俩就经常在三里屯一带晃悠，因为那里是使馆区，又是京城中外国人聚集的地方，服装摊儿咖啡酒吧屋已经使那条普普通通的居民街道变成了著名的一景。那儿老外成群成打儿，人们见怪不怪，连小摊贩都会用洋泾浜的口音说上几句英文，来招揽老外们的生意。在那里，我们可以手拉手地慢慢溜街慢慢喝咖啡，不用怕人品头论足。
有一次我们在服装地摊上闲转，一个操东北口音的老板娘不由分说地把我拉过去，问我说：小姐，换美金不？现在的价儿可是挺合理的。我说我没有美金，她不信，她说：哪能啊？小姐天天和老外在一块儿，手里能没有美金？那天我没有化妆，可是我穿的是短小的T恤衫，牛仔短裤，长发披了一肩，还有几绺焗成了黄色的。眼睛上罩着GUCCI眼镜，这东北大姐大概是把我看成成天站在大街上专傍老外的“夜莺”了吧？我已经学会不生气了，我神秘地对她说：告诉你，我结识的老外都是入了中国国籍的，第三世界来的，手头除了一堆你都不认识的烂钱以外没有别的币种，你特失望吧？那东北大姐听后，咧开一对暴牙呵呵地乐了，说：小姐，想不到你还挺会说笑话！
还有的时候人家把我当成了导游，问我带的团是西欧的还是东欧的，我就说是尼加拉瓜的或者是玻利维亚的。人家听了挺失望，还挺同情地问我那还能赚着钱吗？我就说赚点零花钱吧，总比没有强。
还有一次，打出租车去木樨地看望一位朋友，一上车那司机就张开说要一百元才走。我问为什么？他油腔滑调地说：小姐，您跟外国人泡在一块儿还在乎这点钱吗？再说我要赚也是赚老外的钱，跟您没关系呀！态度流气而猥亵下作，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想狠狠地抽他一个嘴巴，打得他金光灿烂，满地找牙。
我准备记下他的车号去出租汽车管理局投诉他，可想想这样的事防不胜防，哪里投诉得过来呀？再说，国内的法律又没有语言污辱这一说。就只好咽下这口闷气，去等下一辆车。
最可笑的一段故事不可不说。
那是1999年的五月时分，我和来福回到了北京，不久就赶上了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那时，整个北京群情激愤，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报纸上广播电视里天天报导着事态的动向，人们为三位不幸遇难的中国记者感到痛心也为美国这个自己以为自己是世界老大、动不动就摆出一副国际警察的样子去管教别国，插手人家内政的国家而愤怒。事实也是，侵犯了人家的主权，又伤害了人家的公民，居然还要大白天里编造瞎话以蒙哄天下，中国人愤怒当然是有理由的。想想看要是中国轰炸某个国家，一不留神把美国的大使馆给炸了，还死了三个美联社或路透社的记者，那美国又会怎样呢？大概他们会把这个小辫子一直纠缠到公元25世纪去吧？因此，那时的北京是火热的，激忿的，民情也是易怒的。
我正怀孕五个月。依我的禀性，也不由得想到滚滚的游行队伍中去宣泄一番，但是身不由己，又怕伤害了还在腹中的婴儿。我和来福决定到贵友大厦一带去看看，看看也属于声援。我们设法挤到了人群中，游行的大多数是大学生，也有部分市民，大家挺有秩序。
忽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这儿有一个美国鬼子！”
我和来福并没有意识到矛头是指向他的。又有人喊到：“把美国鬼子赶出去！我们要以牙还牙！”“瞧，那个女的，真不要脸，还他妈的嫁美国人！”我们一看才反应过来。一群人就已经围了上来，来福虽然不懂中文，但他看出事态不好，急忙用身体护住我，怕有人冲动的时候使我和孩子受到伤害。
那些人举着小国旗，有的人手上还有矿泉水瓶子。我们被围在那里，我急中生智说：我先生是奥地利人，不信你们看他的驾照。我知道来福身上多数时候总是带着驾照的。来福听懂了奥地利一词，也连忙改成德语说：我是奥地利人。
那些人缓和下来，一个人冲我问道：让他说说，美国这样做是不是太缺德了？
我急忙说：那还用问吗？美国当然是太混蛋了。
那人又说：问问你丈夫，他们奥地利人怎么认为的？我连想都没想，就问来福：你们奥地利人怎么认为这件事的？
来福犹豫了一下说：事情的真正动机我还不太清楚，但伤害了人，肯定是不对的。
我把来福的前半句给省略了，只翻译了后半句。人们才满意地疏散开了。
同胞的热情又一次使我哭笑不得。如果来福真的是个美国人呢？大家会痛打他一顿以解美国人杀害了我们的同胞之恨吗？
我们不敢再多停留，急忙往家赶。走到工人体育馆的东门一带仍然没有发现出租车，只好往城市宾馆方向去，那里停了几辆出租车。我拉开车门问里面的人：望京一带去吗？
那司机正在吸烟，他态度坚决地极其厌烦地教训我：“都他妈的快国破家亡了，还跟他妈的老外混在一起。不去，给钱都不去！”
我听得也火往外冒：这叫什么道理？国破家亡难道是我嫁给老外造成的吗？再说几枚炸弹就能叫我们国破家亡了，那我们的国家也太容易叫人给灭了。什么叫给钱都不去，难道平时你是免费开车的吗？
那司机一听觉得自己的确有些过火，但他没有道歉的意思，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不拉，这活不拉！
他的爱国热情的确叫我佩服，只是用错了地方。
我们还特别不幸运地遇上了同样过激的邻居。
在我们居住的小区里，有不少的外国人。我们算是其中一家。那次怀孕回国，本来想有自己的妈妈照顾，可以好好大开口戒，很是开心。可是开心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倒霉的日子就来了。楼上的那家开始装修了。
浩浩荡荡的装修队伍开了进来，把走廊院子弄得乱七八糟且不说，一天到晚噪音大作，工人们很勤奋，经常是黎明即起，早上不到七点钟就开始打眼凿洞，电锯声音刺耳欲聋。哪怕星期天的早上也不放过。晚饭后，工人们还要在寂寞的生活中找点乐趣，放声高歌，走了调的嗓子能让人听得把晚饭吐出来，走路时地板踩得叮咣乱响。中午连午休都不肯放弃，如此这般一周就过去了。
来福被这一番从未见过的景象给震晕了：此番情形若是在德国不仅仅是邻居不能原谅，连警察恐怕都会给招来了。他更加担心正在怀孕的我会受到摧残，腹中胎儿就更是可怜，我们本来是回来度假的呀！
来福决定上门去求饶。我自己陪着，不然谁能听得懂英文或者德文呢？
邻居家里一片“装修中”的狼藉，工人们拖拉着鞋子，木工管道工一应俱全一起开工，有人高声吼着“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声音吓人。
一看一个老外和孕妇进来了，歌声嘎然，我们就问谁是工头，那吼着歌的小伙子说工头买料去了。于是我们就拜托能否周末的时候晚些开工，或者星期天休工，那小伙子说：不行，东家管得紧，在催进度，合同到期完不成，东家不给钱的。
未果。于是，我们决定跟那位东家说说。来福就常在窗前张望东家的到来。终于有一天东家到了，一个矮墩墩的满脸横肉剃着寸头的人来了，T恤大裤头，一副典型的北京胡同人家的装扮，脸上少许的得意样子像是有些小财的新小康人家，不然也不会买得起这里的房子。那东家的身后跟着一个骄傲地挺着肚子的女人，一定是东家太太。二人站在屋子中央，那矮墩的男人腰上别着手机，像秋收时节的生产队长那样叉着腰，喝三吆四地指挥着田头上的民工们。见到我们的到来，那东家眉头一皱，很是不爽地看看我，又看看来福，问：有事吗？
我说有啊！来福就开始讲他的道理，我尽量拣些符合国情的内容翻译着，我客气地说：您的太太也在怀孕，我也一样，请您理解一下，尽量照顾一下。
那矮个子东家听完，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来说：谁家装修不是这样，你告诉他，这是在中国，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国情，不习惯就别来。整个一个混蛋无赖的样子。
来福一看不见效果，连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就说要到物业管理处去控诉。那人一听说：去吧，随便到哪儿都成，反正这是中国！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们就在这样的可怕的噪乱中渡过了一个假期。
第二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已经一岁了，我们又回到了北京。偶尔遇到了那邻居，点点头算是招呼了吧。每天晚上8点，女儿是一定会自动上床睡觉的，而楼上那个比我们女儿大几个月的孩子却会不停地哭闹，有时候半夜三四点钟会听到那家的爷爷奶奶将孙子抱出楼外去散步的动静，走廊里，夜深人静，那孩子的哭声惊天动地，声声入耳。或者半夜里，在楼上推着沉重的车轮哄着小孩子高兴，声音照样轰隆轰隆。我已经产生把这房子卖掉的想法。
一天，遇到了那东家的太太，黑黑瘦瘦的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
她主动问我：怎么从来听不到你家孩子的哭声？你们是怎样调教的？
我竟一时语塞，上帝总是公平的。老实人总不能处处倒霉吧？
她摇摇头说：到底是外国人的小孩，从小就那么独立。其实这跟外国人一点关系没有，我们只是不那样没有原则地溺爱她而已。她应该学会跟别人合作和尊重别人，包括她的爸爸妈妈，尽管她还很小很小。
这是我听到的最美的一句话——从我们那“可爱”的邻居身上。
自从嫁给了来福，在欧洲倒是从来没有人歧视过我，小看过我，至于谩骂就更不可能了。可是在中国的街头，我的同胞谩骂过我，什么样难听的话我都听过了。
我只是生一些女人的气。她们年轻，貌美，她们姿色出众，她们有的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是她们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样的诱惑，放着自己的金光大道不愿走，却想要找捷径，于是就把自己当商品一样标上价给卖了。不仅卖了青春身体，也卖了尊严羞耻。她们混迹在一些并不是真正高级的洋鬼子中间，以自己的身体和美貌取悦着这些同样无耻的外国男人们，然后把钱从他们的腰包里取走。那些洋鬼子们其实并不是欣赏她们，疼爱她们，她们只是他们在异国的猎奇和发泄物。他们知道，中国女人在床上是温柔的听话的，不像欧洲女人那样自我而任性。偶尔，也有好命的这种女人，会碰上个把专心的外国男人，或者是暂时被这些女人设下的温柔陷阱给迷惑了的外国男人，他们会暂时地负些责任，给她们包饭店，带她们去参加宴会当个点缀物。这些女人并看不起中国男人，她们觉得中国男人还不够资格去玩弄她们的身体，因此，她们通常只出入于京城的各大饭店、各大豪华处所、酒吧迪厅，甚至外国使馆，她们有一些门道可以弄到某个使馆官员的电话，然后就可以联系上了。她们通常都会吸烟，穿着时尚华丽、性感，甚至一般的没有经验的外国男人以为她们是某个外企的白领丽人。她们的形象，使得不少真正因为爱而嫁给了外国人的女人们蒙上了一层耻辱和冤屈，比如我。
如果你长得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丑，而你嫁了一个外国人的话，大家会毫不怀疑地认为：你们是有真正爱情的，不是靠相貌把自己出卖的；
如果你长相一般，却略带些书卷气息，大家会说，这女人很有才华，一定是在共同的工作中与外国专家产生了恋情，或者在海外留学期间双方志同道合，然后结婚的。
如果你长得稍有姿色，气质不俗像个外企的领班，大家也会理解，外企的嘛，和自己的外国老总搞在一起，日久生情，是自自然然的。如果你长得很漂亮外加性感，又嫁了一个老外的话，大家的信任就要打一个折扣了？真的吗？她爱他不是想到国外去换个身份，或者先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再说，至于你的才华，你的智慧，早被怀疑者忽略不计了。漂亮女人能有才华吗？还不就只是徒有其表而已。
曾看到一则英文报纸上的消息，说，在北京，有很多想嫁老外的中国现代女人，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一、真正的爱情。二、投身老外好换护照到国外去就行，爱不爱的再说。三、最不济起码还可以生个漂亮的混血儿洋娃娃。第三种女人在我的朋友里也有，她们在看到我的女儿之后更是信誓旦旦，这种动机其实还是蛮可爱的。
慢慢地，我已经学会了闭上眼睛关上耳朵去对待那些憎恨中国女人嫁给老外的咒骂和污辱声，我也习惯了我们的同胞以怀疑的鄙视的态度来对待我这样的和老外在一起的女人。我学会了不在乎，在乎又能如何？我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向人家解释：我们的爱情是纯洁的浪漫的伟大的跨越国界的。我总不能不停地跟大家说：爱国和嫁人没有关系。可是我怎么说那么多的人才能相信呢？再说说多了不就成了祥林嫂了吗？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谁叫你嫁了个外国人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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