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本书、看了一个电影。书说的是电影学院学生评述中国电影产业，电影是冯小刚的《手机》。我敢说，冯小刚对中国现代电影产业建立了卓越功勋。中国文艺创作一直强调“从生活中来”，可是放眼中国电影界，谁是中国人“生活再现”的大腕呢？非冯氏小刚不可也。这次他不仅抓住了年轻人，而且更“针扎”了中年人的“痒”。

　　中国人现在手机拥有量全球第一，每天人们都离不开手机；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现在开始讲究精神品质了，所以就有了严守一和费墨，有了《手机》，以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现在有一怪想，如果有人在上世纪70或80年代，拍一部类似于《腰带》或者《饭盒》之类的片子，肯定成功，因为这些工具是那个“饥渴”年代判断性和感情的唯一依据。以上只是针对最近的一个好片子说的题外话，之所以说好，是因为它所反映的生活离我们那么近.费墨说“还是农业社会好，进京赶考一去就是大半年，说什么是什么”。为什么农业社会被男人费墨看“好”呢？在我看来，农业社会里不仅仅是“秦湘莲”们没有GPS定位系统，更主要的是在那个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才情横溢，或处野或居朝，个个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霸气。在那样一个让所有男人倍感怀念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女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即使她们贵为金枝玉叶，可要是被“攀龙附凤”的驸马打了，也就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让妇女翻了身。伟人讲过“这种翻身不光是地位上的，更应该是精神上的”。然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现代中国男人对这个“精神翻身”的概念还不是很理解。窃以为，“翻身”就是女人需要和男人共同分享社会给予的“股权”，而且在家庭中很是要分出一个谁多谁少的。

　　从生产关系这个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精神翻身”就更能明确地让很多人知道，为什么有些家庭会破产。在家庭这个经济单位中，男人和女人是这个单位的共有人。在农业社会，男人属于“CEO”一类，因为当时“三纲五常”等等道德法律规定，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他所有，所以他在这个经济单位中是不需要再付出任何有价物质的，诸如感情、激情、浪漫等等，以维系这个经济单位的继续运转。因此他要是“包二奶”“纳小妾”都很正常，无非是招纳了两三个他看着顺眼的“新员工”。可是以“精神翻身”为表现，以“家庭股权”为目的的骤风暴雨来临了，这种来临使家庭这个经济单位里的生产关系得到了改变，女人作为法律的保护者要求打破原来的所有制体制，而且是50%对50%的股权，甚至于更多。家庭这个经济单位里已经没有绝对的CEO了，大家都是同事，而且实行的是“竞争上岗”，所以要想再在这个“单位”里混下去，就得有所表现，需要投入一定的生产性物质，如鲜花、家务、抚育、事业、钱等等，使家庭单位得以稳定地运转；一些非建设性物质如外遇、懒惰、霸道等等，会使家庭的其他员工认为有害于他(她)的身体健康或者工作等。在有一定的积累后，如成员们认为这个经济单位的存在已经没有产出，或者是负产出了，就只好申请破产。

　　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生产关系变革不能，也不可能“大一统”，每个家庭成员对股权的要求不同，而且由于恋爱中“女追男”或“男追女”等历史原因，使他们在新建立的企业中得到的股权有很大差异，因此，从宏观上造成当前家庭经济结构中，呈现出多种所有制共存，各种矛盾分布的态势。有的属于“夫权企业”，企业失去监督，“包二奶”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女员工们为了不致于背上“下岗职工”的名声而忍辱负重；有的属于“妇权企业”，处于高压态势下的男员工们虽然所处企业比较稳定，外面比较光鲜，但是内里待遇很差，人心涣散；有的属于“合资企业”，股权明晰，员工在“自由”等方面待遇比较好，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情味，缺乏凝聚力；有的则属于没有营业执照的“独资企业”，待遇好，员工们激情并快乐着，但问题是特别容易被“炒鱿鱼”，员工们普遍缺乏安全感。

　　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经理人杰克·韦尔奇认为，“最受尊敬的企业”，企业文化都应该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坚持诚信、注重业绩、渴望变革。诚哉斯言。(文/周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