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周日)《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

　　嘉宾：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学副研究员。

　　主持人：各位网民朋友，大家晚上好，首先我们谢谢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如约来到我们预防艾滋病的主题，我们进行一个网上直播活动，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我刚才看了一下，从现在开始，网民朋友已经有问题进来了，说明大家对我们网上直播很关注，特别是预防艾滋病的问题，今天晚上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是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因素，我们在这个大主题下还是有一定的针对性，就是说，艾滋病其实对我们社会，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些关系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和梳理，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翁乃群先生，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专家，刚才在底下我们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是主持人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口栏目的节目主持人颜泽玉，接下来我们和翁先生就这个话题进行一个交流。翁先生今天艾滋病传播的文化社会因素，我想是不是这样，首先请您表述一个您个人的基本观点，您对这个话题的基本看法是什么呢？

　　翁乃群：从我们人类学角度来说，所有的人类的疾病都是和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他不是一个纯生理或纯生物的问题，从历史上也是这样，艾滋病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些情况需要有更多的，从人类学和社会学更多的进行研究，并且把这个情况揭示出来，使人们有更深的认识，因为如果要战胜艾滋病，如果没有很好的认识，他和社会的文化关系的话，那么往往会很乏力，就目前来说，全世界有四千多万艾滋病感染者，已经传播了20多年，但是至今还没有得到遏制，专家认为，无论是从人类学或者从社会学角度，搞公共卫生的专家也认同主要的问题不是在医药的问题上，而更多的问题是在社会文化因素上，比如从艾滋病传播来说，非洲撒哈拉以南占了目前艾滋病感染者的将近80%，那么艾滋病的传播情况在各个地方是不平衡的，而不平衡的最终因素是社会文化因素。

　　主持人：我想围绕着艾滋病，既然是讨论，大家对于有关艾滋病的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探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请今天的嘉宾翁先生和网民一块互动交流，特别是生理的、心理的社会学的都可以，网上直播这个平台跟传统的媒体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交流，真正实现了互动，网民你有什么问题马上可以提出来。

　　主持人：Guest8dnbgY：艾滋病对社会文化有什么特殊的影响？

　　翁乃群：是这样的，艾滋病当然是对社会文化有冲击，但是首先可能我们需要反过来，社会文化对艾滋病的传播起什么作用，然后再回到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好理解，过程我说了世界上艾滋病的传播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这个不平衡的状态不是病毒的问题，而是社会文化的因素，为什么在有的地方艾滋病传播非常严重，有些地方艾滋病传播就比较少，或者有些地方艾滋病感染者状态很糟糕，有的地方艾滋病感染者状态跟健康人一样，这里头都有很多社会文化因素，反过来，艾滋病对人们一般的，比如说因为艾滋病是非常道德化的疾病，他跟性行为有关系，他跟吸毒问题有关系，他跟一系列跟人们被认为是有不良行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个就造成了一种歧视性的问题，还有就是艾滋病的传播有些引起误解，造成更多的，比如说在有些地方性暴力是艾滋病的很重要原因，反过来艾滋病的冲击结果也使有些人，少女、儿童被认为是不带艾滋病的，反而被侵犯，被男性侵犯的更多，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就这一系列问题都产生了对社会文化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在有些地方有多妻制的现象，或者多性伴的现象，他越来越追求的是年龄更小的、弱小的女子，因为她被认为是不带艾滋病病毒，这个问题在泰国地区、在非洲，都表现的非常突出。

　　主持人：刚才我看了翁先生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在清华社会学评论的专刊上，应该说这篇文章以我个人的观感是非常全面的，很翔实的把艾滋病与社会文化的架构的深层次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阐述。我想从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样一个领域来说，我觉得对于预防艾滋病他可以说是给我们这个视野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艾滋病更多是大夫医务人员的观察视角，现在看起来艾滋病问题已经变成了社会问题，包含了我们社会层面多个角度，比如说文化，包括财政，包括法律，我们也都分别请了部分专家，网民反应，你们这次专家跟过去相比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也想通过这样一些多视角的探讨，使得我们公众对预防艾滋病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事实上我们的网民他们都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层次的，因为我们知道网络是一个新兴的，大部分朋友还是非常关注我们讨论的，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请大家提出来，欢迎大家参与。

　　主持人：GuesttAr66I：西方的艾滋病传入我国后，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有什么冲击或影响

　　翁乃群：我想对我们传统文化，从我个人来说，我对这种传统文化我是有自己的看法，所谓传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文化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化，我们可能要有一个界定，当然我不太清楚这位网民提出来的传统文化是指哪一方面，可能我想可能更多的是跟我们联系到艾滋病跟社会道德方面的联系可能会比较多，比如说有一种说法，艾滋病被看成是一个男同性恋的疾病，这是1981年发现艾滋病的时候，恰恰是美国西海岸的男同性恋的群体当中，可能就被认为这是因为道德问题，跟道德密切关系的一个疾病，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可能会在抵制艾滋病方面会更好，但是实际上不然，实际上跟性取向没有太大关系，而更多的是跟采取的是不是安全性行为，这是一个医学方面的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吸毒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们在边境地区被变成了一个毒品的主要通道，并且被看成是一个毒品的消费市场，所以，大量的毒品就渗透到我们境内来，这些情况确实冲击了我们很多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伦理道德问题，大量的出现了吸毒问题，这个也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实际上也是跟我们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跟这些地区贫困状况被这些毒贩子所利用，作为一个通道，而他们变成的受害者，再加上由原来在边境地区原来是吸食鸦片到吸食海洛因，通过静脉注射，共用针管而感染上艾滋病，而这些问题都冲击了社会的问题，还有这些地区的社会道德。

　　主持人：GuestQB2u15：艾滋病的传播对中国的性文化，传统的贞洁观以及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有什么冲击

　　翁乃群：实际上艾滋病的传播往往人们会很简单的等同于所谓性乱，但是我认为因为性乱本身是一个文化界定的东西，在中国的伦理道德里，有些被认为是性乱的东西，在其他文化并不被认为是性乱的东西，他并没有一个全世界共同认同的一个简单的性乱的定义，比如说在一些宗教里，他是允许一夫多妻，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他也有多性伴侣的习俗，但是他并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认为他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我们应该更看中的是如何提供他们更多的关于艾滋病传播，如何预防艾滋病的一种信息，在这方面，我们更应该提倡的是一个健康的性行为，要懂得怎么如果保护自己的性关系，当然，在西方也有这个问题，多性伴不等于就会感染艾滋病，但是更多的是如果不采取一种安全措施，这种感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就更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界限，如果我们认识到不要把这个问题过于道德化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更宽松的环境，能够更正确的对待艾滋病感染者他们也是一个疾病的受害者，这样更有利于在整个社会来更好的防止和遏制艾滋病。

　　主持人：实际上艾滋病的问题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就是因为有一个性传播的途径，如果就是一个血液传播或母婴传播，如果仅仅当做医学问题讨论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我记得我所主持的央视中国人口节目，我们去年采访过北京佑安医院的护士长，当时我问她，你在照顾艾滋病患者的过程中，什么印象最深。她说有一次照顾一个病人，老公偶尔一次没有保护的性行为，传给了太太，他的太太后来也原谅他了，这个可能很难用一种传统道德的一个鞭子去简单的鞭挞这个丈夫，我觉得有些问题在情、理法的关系上，我们有时不能简单的说这是怎么那是怎么，人本身是很复杂的，刚才您有一个观点非常好，从国外现有的实例看，多性伴的人未必一定会感染上艾滋病，这个也是给我们思考的一个新的角度，国外对知识的掌握比较了解，他的保护情况也比较好，西方国家现在也是大幅度下降，反倒是我们这些不发达国家增长的很快。

　　翁乃群：我想补充一下，这个问题其中提到一个传统贞洁观的问题，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值得批判的东西，因为他是建立在极端的男性主义的观点的，包括我们原来所谓的贞洁排放，这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其实在我们传统的性道德观里，男性与女性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对男性是比较宽容的，对女性是要求保持一种贞洁，贞洁是对女子而言的，恰恰这种传统的所谓贞洁观可能更不利益预防艾滋病，比如说他可能成为使用安全套的一个障碍，贞洁在我们传统文化里要求的是女子的贞洁，往往成为一种障碍，成为男性使用安全套的一个障碍。

　　主持人：GuestMiXErI：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起因多由性乱开始或其他原因。就性的开放而言，多从性商业为多，才有了性传播疾病的产生，社会照此下去是什么样子

　　翁乃群：从医学角度来说，研究艾滋病的队伍是很大的，但是从社会人文这个角度带研究艾滋病的情况，国外这个队伍还是很大的，但是国内还是比较薄弱的，用我们的学术语言就是话语霸权的问题，人们往往认为艾滋病是医学的问题，或者是传染病学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艾滋病从国外，包括国际组织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文化的问题，而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国家还有我们学术界对这方面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局限的，不过逐渐的，应该说越来越多的社会人文工作者、研究人员，还有社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他们也认识到艾滋病的传播要遏制艾滋病不仅仅是预防医学的问题，还有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个认识是在不断的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主持人：GuesttWbwGE：爱滋病是病毒引起的最厉害的传染病吧？

　　翁乃群：我不是搞医学的，不过据我理解，不能说他是最厉害的传染病，可能还有其他的病毒传染的，他死亡率要米艾滋病更高，或者是更急，就目前来说，艾滋病目前的情况来说，在发达国家，在欧美国家，艾滋病感染者如果早期使用鸡尾酒疗法的话，他的生活质量，还有他的寿命，几乎可以跟正常人一样，从这个意义来说，艾滋病就目前来说，几乎就接近到医学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在贫困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里，艾滋病还是非常致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更多的不是医学问题上，而是社会文化问题上，比如说在美国同样得艾滋病，在有些我们可以说是贫民窟地区，或者是社会下层地区死亡率要高，他的寿命要短，而在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他寿命应该说现在30年，甚至40年都没有问题。这也向我们国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推进我们的公共卫生事业，公共卫生事业发达国家在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上能够更平等的国家，他在面对艾滋病的情况下，他就没有公共卫生资源缺乏的这些国家那么严重，他的致命性就没有那么严重，死亡率要低的多，传播率要低得多，感染者的预期寿命要长得多。

　　主持人：Guest9qdRsE：北京有多少艾滋呢？

　　翁乃群：很对不起，我对北京有多少感染者具体数字我还不太清楚，好像是一千多人，不到两千，我的印象是这样。

　　主持人：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过去曾经有别的方面的专家来交流过，我记得当时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有一个概念，我想翁先生说的差不多，并不是光有北京户口的感染者是1千多人，包括到北京进行治疗的，在医院进行登记以后，就算成是北京的一个病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具体的数字可能拿不出来，大家可以到北京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能有网站，大家可以看一下。

　　翁乃群：大家也查一下，网上有一个网站叫CHINAIN，叫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持人：如果是外地的，你也可以到河南的卫生厅的网站看一看。

　　主持人：GuestPpR0pF：艾滋病患者会不会很容易染上SARS

　　翁乃群：我说明一下，我不是搞传染病学的，但是这个问题也曾经使我感到一种忧虑，当时在SARS传播的时候，一个很直接的理解，认为艾滋病会造成人们预防功能的低下，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容易感染非典，但是在非典时期我们还没有发现艾滋病感染者有非典的问题，这个可能还有待于医学专家的研究探讨。

　　主持人：前一段专家有交流的时候也谈到一些原则，就是说艾滋病患者叫免疫性缺损，他的免疫力是非常低的，非典又是一种靠空气传播的病毒，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很严重的证明就一定感染上，但是艾滋病患者的自我保护要加强，包括自己的身体状况，对免疫力下降以后你自己的调解，饮食、吃药，还有包括平时的看护都是必要的，我想不只是艾滋病患者，我们其他的病也是这样的，都是有这样问题。所以从健康的角度多加小心，多注意是没有错的。

　　翁乃群：其实在SARS期间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艾滋病的社会人文学者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们更担心的是农村的艾滋病感染者感染上非典，就是希望能够关注组织艾滋病传播到农村，其中有一个因素，尤其是传播到艾滋病感染者比较多的农村地区。

　　主持人：GuestZjJj6Q：翁博士去过河南吗？我觉得研究中国的爱滋病，一定要去河南的农村看看

　　翁乃群：我去过河南，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去过，是在去年，不过去法对我们从人类学角度来说，那是一个不完整的观察，因为人类学研究是一个需要在田野，在一个研究地做一个比较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不是一个蜻蜓点水的观察，我那次去应该说是匆匆的去了两天，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比较长期的深入下去，不过随着环境的改善，或许我还是很愿意，很想有机会再深入到河南地区去做深入的研究。当然人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河南，实际上艾滋病的问题在不同地区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当然河南有他非常特殊的社会文化因素，致使发生了河南艾滋病比较严重的情况，除此之外，我对云南地区的一些农村做过相对比较长的调查，去过几个地方，去过几个村子，是在村子里住过一段时间，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是一个课题组的同志一起深入下去，对一些情况了解的要比河南更深入一些。

　　主持人：无论是河南还是云南，无论是短暂的还是相对长一点，您个人认为，现在中国艾滋病在农村这样一个现状，如果归纳起来大概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翁乃群：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说社会边缘群体跟他所谓我们说的弱势群体的这种地位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在云南，艾滋病蔓延比较严重的地方主要是在边境地区，尤其是靠我们所谓的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金三角交界的地区，这是跟毒品的非法运输通道连在一起，由于这些地方是毒品进入到我国的最前哨，所以这一带的村民有种种原因表现的更加脆弱，再加上他们对艾滋病的是很缺乏的，不只是村民缺乏，连医务工作者，连搞传染病的防疫站的工作者在这方面也是很缺乏，当地领导、政府、官员也是很缺乏，由于艾滋病知识方面的缺乏致使在预防方面采取的措施就更加乏力，这些种种原因都造成了这些地方艾滋病有些村落是非常严重的，有的村落也是能够达到30%的感染者，这种情况也有。

　　主持人：我们这次国家的扶持政策也包含了对疾病公共卫生的重视，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家里十个人，九个有病的，这个还叫健康的家庭吗，农村这块问题比较多，可能是国家的二元制的结构，就是一个脱离的东西，我去河南上蔡县采访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村里很镇上的差别，镇上和县里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上蔡县也是驻马店的中心县了，自然资源也还是不错的，这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农村遇到艾滋病的问题可能除了我们专家、学者，还有我们一些公益活动以外，整个国家的投入可能还要加大。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河南省派出了省政府76个干部下到艾滋病村，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态度，就说明政府过去从不重视，到今天正视以至于采取行动，今天能够干什么且不说，但是人在那，有什么情况可以反馈，可以了解底下的基本情况，河南省这次的做法我个人觉得是非常赞扬的，当然说别的省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相应的措施，因为艾滋病问题一到农村，而且到一线，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感受，不到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GuestQCqd3J：我国传统的性文化对现在的及时行乐观点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翁乃群：说起来这个也比较复杂，复杂在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我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朝代，如果说我们古代，或者是不同的时期，我们的传统性文化也是在变化的，虽然我们认为现在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实际上不然，他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是总的来说，确实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在性文化方面，在多性伴侣方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里头，对男子跟对女子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还联系到，包括在西方的，在基督教文化里，所有的和生育没有关系的性行为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是基督教文化地的一个很重要的性道德的界限，在我们国家，尤其是汉族文化里，这个关系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生育，恰恰成为可以纳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当他的正妻不能生育，或者当他的正妻不能生儿子的话，他可以冠冕堂皇的再娶妾，或者是各种因素，所以性文化实际上是要放到很具体的背景上谈的。及时行乐的问题，实际上我想也不宜把他看成是当前社会的普遍的情况，当然这种现象可能会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把一夜情也当成是这种情况，我想应该说是跟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是有差异的。但是这里头及时行乐还有一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考虑，其中包括男女之间双方的这种关系上的，比如说他是不是出于一种平等的关系上，不是某一方对另一方的带有强加的，但是不一定是所谓的强奸，而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关系上的性行为，可能我们更应该关注。包括社会地位的情况。

　　主持人：有人说，能不能效仿国外搞一个红灯区呢？

　　翁乃群：我认为这都是可以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性产业的发展，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就是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个我们也不能忽视，但是在这里头，比如说，在传播艾滋病问题上，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泰国，是跟性产业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泰国的性产业是怎么发展来的，他是有一个非常久远的一个历史过程，但是问题是在更多的参与到性服务的这部分年轻妇女，是在一个家庭贫困，处于社会非常边缘的这一部分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保护措施，他被性侵犯的这种几率要更大，那么这种危险性就要更大，那么如何给他们更多的所谓的赋权，包括给他们预防艾滋病知识方面，还有对更多的流动人口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我觉得更为重要。

　　主持人：GuestZjJj6Q：搞医学的专家真没本事，多少年了还没整出对付病毒的药！

　　翁乃群：应该说我们的医学发展的非常快，从社会资源的投入，对医学的投入应该说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反过来要看到的是往往是最平常的疾病对某些地区反而更致命，这个是很多人类学者、社会学者都指出来的，比如说肺结核，应该说很早以前我们就有治愈肺结核的100%的把握，但是至今肺结核的死亡率每年是300多万，什么原因呢？关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中包括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比如说农村缺医少药，在城市是很平常的病，没有问题的病，那么在农村可能变成死亡率相当高的一种疾病。这不只是我们国家，在别的国家也是这样。而现在的医学更多的关注疑难病，高难度治的病，而不太注意最平常的病，而在对那些缺医少药的地区却可能成为一个比较致命的病。

　　主持人：血吸虫当年都已经消灭了，其实当年的血吸虫病跟非典差不多，国家大规模的消灭了，在这实际上我们刚才探讨的是政府对公共资源如何再分配，如何让更多的人都能受到一个基本的医疗保证，在农村现在开始的医疗保险的实验，包括一些医疗资源的再分配，在年初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在农村对患者实行免费治疗，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举措，政府终于能够把也个问题作为非常严重的公共疾病，我知道一年国产药好几千块钱，但是钱花得值，通过治疗以后，使更多人知道这个疾病的危害性，过去欠帐还是比较多的。

　　翁乃群：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大概是在96、97年，我去过云南的一个村落，这个村落肺结核就是这个村落的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实际上跟他们的缺医少药跟贫困都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是在前年，我去过一个村落，是在四川跟云南的交界地区，正好在那个村落发生了麻疹的传播，发生的死人，因为他并发症，所以引起的死亡不止一个，这种情况，在我们医疗设施比较健全的城市就不会发生，这就关系到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另外从医疗资源分配问题，我们应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从原来重预防变成相对来说忽视了预防，而更多的是在治疗方面去投入，结果很多基层的防疫站由于不能得到更多的经费资助，而不能正常的运转，预防工作开展的比较弱，而造成了很多疾病的重新爆发，包括血吸虫病的问题。当然有一种说法，血吸虫病从来没有断过，但是我想严重程度会有差异。

　　主持人：现在做的一些社会学、文化学、法律学上的研究，我们政府或者是相关部门有没有进行一些采纳，或者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举措，通过你们的研究有没有看得见落实的情况。

　　翁乃群：应该说还在逐步的落实，当然不能说跟我们的研究有关系，但是从非典之后强调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农村的公共卫生问题，包括重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包括重建合作医疗制度问题，这些东西应该说是直接跟更多的看到医疗资源分配存在着严重问题采取的这些举措，这些应该说在艾滋病防治方面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很好的措施要贯彻下去，要取得成果，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这个恰恰也是需要我们社会人文工作者更多的参与研究，因为他直接关系到方方面面，包括社会的，包括文化的，包括认识的这些东西，国家的政策跟老百姓的愿望要如何结合的问题，现在在推行合作医疗的时候，往往有些贫困地区，虽然国家拿出一部分钱，但是老百姓还是拿不起他所需要缴纳的那一部分，有些也是一个认识问题，保险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是比较缺乏的。

　　主持人：Guesttlx1Ud：听说中国的爱滋病已经走上了性传播的主渠道？

　　翁乃群：有些专家是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从我们经常说的高危群体向普通人群传播，在谈到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的时候，当然主要是指从性传播越来越多的因素来考虑，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争论，因为就目前来说，跟我们的检测机制也有关系，因为性传播不像吸毒群体比较集中，他比较分散，所以检测起来就是说比较困难，再加上我们国家还没有形成我们叫自愿的咨询检测的这种机制，由于社会环境的原因，有些人不敢去检测，也不愿意去检测，有一种担心，担心受歧视，所以没有建立起这种机制。所以在某种意义来说，性传播的情况就不如像吸毒共用针管这种情况统计数字比较容易找到，因为吸毒牵扯到大量的是在戒毒所里检测出来的，而性是通过自愿的检测，这个就需要进一步完善，而性传播实际上在一些地区，应该说性传播是主要的，比如说我们做过调查的一个云南村落，一个村子里，当时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个村子有四个感染者，其中一个是婴儿，三个是成人，婴儿是母婴传播的，三个成人都跟性传播有关系，他们都没有吸毒的历史，这种情况在这个村落就很典型的性传播为主，在河南也出现了一些性传播，妻子卖血，或者是丈夫卖血感染上艾滋病传给大的配偶，在吸毒村也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这个情况在国外在非洲在全世界来说，艾滋病传播被认为是性传播为主，但是在我们国家特殊的环境里，在云南是以毒品为主，在河南是跟发生的非法的采血联系在一起。

　　主持人：GuestQCqd3J：为什么明知道性开放能得性病和艾滋病，但还有许多的人前去实践呢，是什么原因呢？

　　翁乃群：现在也很难说人们的性行为，病毒本身也是不断的有新的病毒的产生，性行为也是不断的有变化，实际上很简单的情况，往往我们认为在性开放程度上，西方、欧美要比我们要更开放，但是从目前艾滋病传播的情况来说，他的感染比例要比发展中国家要低，所以这种推力可能值得我们很认真的去反思，比如说，当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数字，在北欧性产业合法化的地区，因为安全套的使用率非常之高，甚至可以说艾滋病感染率在这个产业里是非常低的，甚至比普通人群的传播还要低，因为在泰国自从推行100%安全套以后，他的艾滋病感染率就明显的下降，所以不要简单的联系起来，而是要作为一个区分，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做好艾滋病的预防工作。

　　主持人：GuestQCqd3J：我国农村目前有多少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孤儿，他们的近况如何？政府有什么相应的措施？

　　翁乃群：应该说就目前来说，艾滋病传播的情况来说，跟SARS的传播不同，SARS主要是在中心城市，广州、北京，艾滋病的传播更多的是发生在农村，农村人口的感染率是比较高的，这个跟社会的流动，跟农村人口的边缘地位和弱势地位，包括对艾滋病知识的缺乏，还有农村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的缺乏有密切的关系，还有刚才我说的在边境地区，在毒品通道上的一些农村地区，他们表现出来的脆弱性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国家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对农村这方面，包括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对贫困的艾滋病人，农村人口如果感染上艾滋病，我们给于治疗，甚至要做到还有待于一段时间，需要有人，有机构去推行，来去贯彻，来去实施，而现在我们还要补上，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孤儿问题也是这样，国家越来越重视，但是作为一个发展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不仅仅国家要参与，还要有更多的社会的支持，包括更多的志愿者，非社会组织参与到孤儿的救助上来，因为这是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朝这方面努力，应该有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机构参与到孤儿的救助，比如说高要洁大夫就做了很多工作，另外海外的华人也参与到孤儿的救助方面。

　　主持人：艾滋孤儿和艾滋病孤儿是不一样的，儿子孤儿是指他父母亲戚死于这个病，而艾滋病孤儿本身是患病的孩子。

　　主持人：GuestAcgf8v：请问专家：有人说去看牙也有可能传染爱滋病，这样说对吗？为什么？谢谢！

　　翁乃群：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看牙确实有被感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但是有条件的，比如说牙医本身是一个感染者，或者牙医的病人中有感染者，那么在器械的消毒过程中，或者是治疗过程中，如果牙医本身是感染者的话，治疗过程中有开放性伤口，病人在进行治疗过程中，在口腔当中有伤口的情况，都可能引起交叉感染，而感染上艾滋病，这种病例在世界上也是有的，但是只要我们医务工作者严格按照卫生部关于无菌操作的严格的要求，那么这种感染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

　　主持人：GuestC6UhJQ：我国就性传播情况看，建立一定区域的红灯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呢？是什么道理了？

　　翁乃群：这个可能不是我能回答的，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我觉得，我更主张是加强管理而不是采取禁止的措施，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的制度、国情，所以可能这个问题就目前来说是很困难的问题，是一个还在争论当中的问题，可能有不允许的地方。

　　主持人：GuestGCrB67：如果怀疑得了AIDS，应该怎么做才能知道自己是否安全？

　　翁乃群：我想可能要去医院做一个艾滋病病毒检测，在确认自己是HIV感染者以后，只要你严格按照防疫措施，我想你是不会传染给别人，但是首先你要有一个对社会的责任心，对你伴侣负责任的态度，还有对自己感染疾病的正确态度，当然这对自己也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能够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的话，应该说在得到一个适当的治疗，那么你的性生活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没有去检测，你是无法知道你的情况，又没有安全措施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别人，包括你的伴侣。

　　主持人：Guest3rHc4h：性病的流行与卖淫女有直接的关系，就这个问题而言是传统的性文化的延续呢，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翁乃群：应该说我们的性病在解放以后曾经得到了遏制，但是，应该说80年代中期以后，性病有进一步的扩散的情况，但是大家要放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下，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有更多的流动的自由，在不流动的社会里，性生活是一种，在流动的情况下，性生活会发生变化，我们坦率的说，人们有一个生理需要的问题，这个也是跟城乡二元体制有一定关系，当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的时候，把自己的配偶留在农村，两地分居，这种情况下，长期的两地分居在影响着我们性行为，所以这些关系到我们要改善这种原来制度性人为造成的两地分居的环境要进一步改善，比如说在户口制度上，在流动人口的暂住证这些东西，这些都有所改善了，这些都有利于减少人们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有利的制度性的变化，但是也需要进一步继续完善。

　　主持人：上上周我主持的中国人口栏目中谈到农民工的性生活问题，春节回来以后又凸现了，有的人两三年没有性生活，很多人属于性活跃期的年轻人，我们拍完这个片子以后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是不可能解决的，在这个片子中，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请了一些专家，就是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周孝正教授，我们谈完以后觉得没有答案，以我们现有的国体下也不可能建一个红灯区，而且他们也没有钱，我们也是想呼吁我们的各级政府能够更人文一些，把他们的太太接到城里来，给他们提供一些免费的住宿，前两天在吃饭的时候，我一个朋友讲到，他们破了一个案子，说农民工进屋抢劫强奸，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性的冲动造成的。我觉得刚才翁先生的分析，我个人觉得，这个不能把这个推到性工作者身上，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的问题。

　　主持人：GuestGCrB67：孩子想报考医学院，但是听说医务工作者是高风险行业，是不是这样呢？

　　翁乃群：因为哪一个行业或许多多少少都有他的一个风险，我们做记者的也一样会碰到风险，每年都有多少记者在采访当中遇难的，还有空姐，还有司机，我想这种担心可能还是没有必要，因为只要严格的按照医疗操作程序的话，这个家长可能更关心的是不是容易感染上艾滋病，但是从统计数字来说，倒不一定医学工作者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更大。

　　主持人：我去年采访了北京艾滋病医院的病房，我在那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可以告诉你，我去那的时候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也有点害怕，但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很自然了，因为我们也穿隔离服，戴手套，我们也跟患者握手，我们也没有戴手套，只要严格的按照这样的操作程序，打针、吃药，医务工作者一般是没有危险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按操作程序的。

　　翁乃群：我补充一个例子，就是去年我去参加一个会的时候，是关于艾滋病孤儿的一个专门的会，这个会当中是在武汉召开的，是我们在艾滋病治疗方面的专家来主持的，当时请了一些外国专家来，其中有一个专门治疗儿童艾滋病的一个美国的专家，武汉的艾滋病专家就趁这个机会邀请了美国的艾滋病专家去看一下艾滋病儿童感染者，在看的过程中，他们对客人的尊重，给美国的艾滋病专家准备了比较高档的防护服，还有手套，当时专家看到这个情况，说我不需要穿这个东西，拒绝戴这个手套，因为我懂的这个东西，我看这个病人不会感染上，但是我一穿上就是一种歧视，这是一个有名的艾滋病专家，当时武汉的艾滋病专家就非常的感动，当然他并不是说当时给他们准备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是他们是一种对客人的尊重，一种关心采取的措施，但是这个医生就拒绝穿了隔离服还有手套，就直接跟病人接触交流，并且刚开始他拒绝穿白大褂，但是最后还是穿了，也是很普通的。

　　主持人：对这个问题我还是有个人的看法，对艾滋病患者，我觉得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如果现在还没有症状，我们也没有必要做过多的保护，如果是一个病人了，我个人建议，专家如果同意的情况下，还是穿上点防护服，这个也是必要的，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别人。一般的情况下确实没有必要。如果是到重症病房，已经是高危传染的情况下，还是要穿的，这是两个概念。

　　主持人：Guestiq6arO：我去美容院洗脸时，用了酒精消过毒的工具挤暗疮，工具是公用的，但用酒精消过毒会有感染HIV的危险吗?

　　翁乃群：仅仅是酒精消毒，因为我不是直接搞传染病学的，我想可能还不够，因为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高压、高温的消毒，我们这个行业可能都有一个严格的管理要求，我想只要我们的卫生管理部门严格对他们提出要求，而他们严格的按照这些要求去操作，应该都可以避免，但是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就是说如果做美容的工作人员是感染者，并且有伤口，而做美容的这个客人也有伤口的这种情况下，我想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只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应该说这些问题都不会太大，这是我的理解。

　　主持人：一些专家也讲过，艾滋病在空气中存在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万一两个客人或者是服务员正好出现了刚才说的情况，用酒精的话，理论上也还可以，如果时间不够，再不经过高温消毒的话，也很难说100%的不存在，所以一方面要规范管理，另外我们作为消费者要有这样的意识，你可以提一提，问一问，你的东西消毒了没有，过去有个剃头刀，那个时候没有艾滋病，人们也不知道，现在可能朋友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在一些大的理发店，好像还可以，但是要像一些小店就不一定能够保证了。

　　主持人：GuestaosxXh：性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与国外的性文化有什么不同？

　　翁乃群：性文化本身是一个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界定，有不同的规范，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刚才我说了，我们经常说性乱的问题，性乱在不同的文化里有不同的定义，这种性文化本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也是在发生变化，拿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来说也是这种情况，从圣经来说，性本身只要是跟生育没有关系，那么就是一个罪恶，但是实际上，在实践当中，性文化本身，性道德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当然有很多争论，比如说最近大家如果关注新闻的话，加州就有不少同性恋登记结婚，成为一个合法化，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在反对这个法律，但是现在还在继续实行，就是最近的事情。从这个意义来说，确实从目前的情况来说，性跟生育的分离，在全世界的情况来说，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来说越来越突出，性不一定跟生育联在一起，这个情况是相互分离会越来越大，性行为的界定也不仅仅是性器官之间的交流，还有其他方面，也被认为是一种性行为，这些情况都是整个社会在发生变化，我们也看到这种变化，实际上没有一个文化是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性文化的标准，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大家如果注意古典说里头对性的描述，还有对青楼性工作者也不都是鞭笞，我们的名著里有不少女主角的正面人物是性工作者。当然在所谓的性工作者里也是被分成层次，更多的鞭笞是对下层的卖淫者。

　　主持人：Guestvzufw6：我国艾滋病是河南最严重吗？听说山西也很严重，是真的吗

　　翁乃群：据我所知，从非法采血的途径来说，河南是最严重的，当然周边的省份，比如说安徽、山西、陕西、河北的一些地区也有通过这个途径感染的艾滋病感染者，当然目前是河南最严重的地区，通过非法采血传播河南是最严重的。

　　主持人：GuestGCrB67：现在国外有一些人到国内做性工作者，国家怎么控制这些人的爱滋病传播危险呢？

　　翁乃群：就目前来说，实际上性产业在我们国家是一个被禁止的一个产业，所以，应该说，作为禁止来说，就谈不上，我们就没有探讨的前提了，当然从积极预防这个角度来说，可能需要做很大量的宣传教育，因为社会的事实是他们的存在，因为我们不能回避，就是说，要对她们进行这方面艾滋病防治的一些知识的传播教育的同时，要让更多的普通百姓也懂得艾滋病防治的措施，因为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在北欧，几乎在性产业里很低很低甚至比普通人群的传播还低，因为他使用了100%的安全套，这往往跟人们的常识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在研究艾滋病的过程中，往往有些性产业的消费者由于他有这种知识，他在进行消费过程中，他懂得采取很好的安全措施，反而跟自己的伴侣没有采取这种措施，但是往往是一种亲近的表达，但是往往就出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可能要有防治的措施，就要建立在一种互相信任，但是要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可能更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治。

　　主持人：GuestGCrB67：请问一下，如果做检测，应该什么时间去做呢，到哪去做呢？

　　翁乃群：目前在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信息，什么地方可以做，当然有些边缘地区可能缺乏这种机构，但是大城市，还有一些中等城市，这种检测机构还是在逐步的建设起来，可能需要在不同地方去咨询一下，我想在一些网站里可以找到，可以查询一下。也可以到各个地方的防疫部门去了解什么地方可以做检测。

　　主持人：另外你可以打电话，问地区一级的，地区一级的医疗水平都不低了，打电话也不知道你是谁，另外很多的检测也是保密的，可以匿名。

　　主持人：GuestQCqd3J：艾滋病的窗口期是多长呢？？？

　　翁乃群：现在一般说法是二到四周，有一个窗口期，当然看你做什么检测，窗口期如果检测是病毒载量这些东西，可能有的也可能查出来，但是有些是指他的抗体，抗体是产生更长时间的窗口期，因为从病毒的侵入到产生抗体有一时间，当你检查仅仅是一个抗体的时候，那么窗口期会长一些。

　　主持人：当然了对于艾滋病的窗口期，以前也回答了很多次了，这里有一个多次检测的问题，这个检测首先要重视，但是也不要当做一个心理负担。另外我们国内的试剂水平也很高，漏检或错检的几率也不是很高。

　　主持人：GuestC6UhJQ：艾滋病有多少传播的途径呢？听说洗牙也能得艾滋病，是真的吗？

　　翁乃群：普通的说法是三种传播途径，都是体液的交流，有血液传播，性传播，还有是母婴传播。

　　主持人：GuestC6UhJQ：我国对于艾滋病的研究有什么新进展吗，其中有什么文化领域的研究吗？

　　翁乃群：今天时间关系，没有直接的举一些跟文化有关系的例子，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从非洲的情况，还有泰国的情况，还有欧美的情况都有这方面研究，包括对安全套的使用，就是我们说的避孕套的使用，有些文化观念造成的对安全套使用的一种抵抗，或者是拒绝，是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的。

　　主持人：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国家开展艾滋病的防治过程中，借鉴我们传统上的文化观念呢？

　　翁乃群：在美国实际上从国家来说，由于他的宗教的背景，从国家来说并不推广安全套使用，但是在美国的社会来说，他有社会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非政府组织是非常强大的，而在预防艾滋病方面，在推广安全套的使用方面，应该说这些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包括宣传艾滋病的预防方面，而政府更多的投入是到医学研究上去，而在预防上，因为他是跟基督教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我们叫正确性的东西不能用政府的钱来资助这方面的宣传教育，这是美国的情况，所以也不是禁欲，实际是传统的这种严格的一夫一妻这些宣传是有的，但是起的作用应该说我们应该看到是有限的，我们国家也是这个情况，如果我们真正要采取跟过去的这种方式，那么我们整个社会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说，这个都是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个措施不是能够单一拿出来来进行推行的，他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包括刚才我说的河南的问题，你能够简简单单用这种性的禁欲主义来解决河南的问题吗，比如说云南的吸毒问题跟性也没有关系，所以只是一个部分，而且这个部分有效性是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为一个条件的。

　　主持人：今天的直播节目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首先感谢您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分析和交流，您今天交流以后有什么感受呢？

　　翁乃群：我觉得从网民提出的问题来说，我还是收到很多信息，也受到很多启发，我想大家可能更多的把艾滋病和性联系起来，当然我们传统的性文化到底是什么，可能需要进一步探讨，可能传统的性道德在什么背景下能够起作用，跟现在的社会有什么不同，我们都需要很好的认识，另外我也从网民的问题里也进一步证明艾滋病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

　　主持人：好我们非常感谢翁先生跟我们的交流，我们也感谢网民也提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使我们在互动当中都能够各自有所收获，作为央视中国人口栏目的主持人，我也很有收获，我也希望今后在我的电视节目中把网民朋友的一些思路在节目当中反应出来，把我们专家很好的建议能够通过电视媒体也能够很好的传递出去。祝大家晚安，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