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老的主要涵义是家庭为老人提供物质资源，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城市64%的男性老年人领退休金或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只需要家庭为他们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需要。女性老人长期从事家务劳动没有经济收入，而大多数年轻和健康女性老人是家庭照料的主要提供者，因而老人中配偶的养老支持是相当普遍的。城市老年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期望生活独立，不要成为子女的负担和包袱，往往个人或夫妻单独居住，只要求子女对他们的紧迫需求提供支持和经常看望或联系。

　　城市女性老人中只有20%有退休金，80%的靠配偶和子女供养。他们的平均寿命长于男性，由于生育子女和常年的家务劳累损害了健康，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需要生活照料的时间比男性长。她们原来是家庭照料的主要提供者，一旦她们自己需要照料时就会成为家庭的负担。大部分老人对子女和孙子女的爱和感情投入会得到一些回报，虽然不能再为家庭做贡献也得到儿孙的尊敬，也有不少老人晚年生活比较凄惨，儿女不履行家庭养老的责任。未来的女性老人的经济自立能力好于当前的女性老人，但是子女数量减少和远离父母的比例增多会更加削弱家庭的照料功能和精神蔚籍功能。

　　社会变迁的客观因素和人们的主观认识都对家庭养老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家庭规模缩小,减少了家庭的人力资源，子女面对就业竞争、个人发展和培养下一代成材等各种压力，降低了家庭的养老的能力和条件；老年人口增多，家庭负担加重，以及年轻人待业、失业人员的增加对家庭养老造成威胁；子女价值观念的改变淡化了家庭养老意识和责任感。许多中、青年人外出打工、就业或出国求学远离父母，城市空巢家庭越来越多。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只能得到子女经济上的支持，而老年人最需要的生活照料、情感需求和受人尊敬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造成老人心理和精神上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家庭养老面临困难和挑战。因此，家庭的某些养老功能，特别是生活照料功能转到社会和社区，社区家政服务和老年公寓的发展缓解了家庭养老的困难。根据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家庭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随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居家养老将作为我国的主要养老方式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六、几点思考

　　1、家庭文化教育是家庭成员道德、意识、思想观念的沉淀和表现，对塑造人起着决定性作用。先进的家庭文化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石，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和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人才价值观念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家庭教育的导向。社会上重智力轻道德、重技术轻人格的现象严重制约着年轻人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2、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更是社区的组成元素。家庭文化是社区文化的基础，社区文化是家庭文化的外延，它们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中青年人是社区居住成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庭教育和家庭养老的主要执行者，应该在社区文化和家庭文化的层面上对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进行评估和重建，为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素质营造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

　　3、家庭消费水平提高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应大力倡导科学消费和理性的消费，改变我国长期以来消费观念落后，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但是由于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家庭支付预期极不稳定，倡导适当储蓄是十分必要的。

　　4、我国是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水平很低，还无法承担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和医疗需求。继承和发扬我国的家庭双向抚养传统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而子女减少、空巢家庭增多，家庭养老能力下降的事实说明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传统难以维持。需要尽快找到一种替代模式或综合模式[9]，以避免出现女性老人面临十分严重的生存困难。

　　5、女性在家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她们在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子女教育和家庭养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如果让女性脱离社会经济活动仅在家从事家务和照料子女及老人，每天同样的生活内容、处理相同的人际关系，将会泯灭女性的奋斗精神，大大阻碍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将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社会化，或让女性都走出家门在社会浪潮的冲击中锻炼和搏击，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和女性自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康, 社会学词典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6

　　[2] 刘铮等,人口学词典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

　　[3] 海淀区妇女联合会，海淀区家庭文化调查问卷，2001，11

　　[4]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2001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5] 张怀承，论中国家庭模式极其道德价值，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 ,6

　　[6] 李晓西，转轨经济中的消费行为及理论假说，经济科学，1998，4

　　[7] 郝麦收，中国妇女报，1995年3月3日

　　[8] 郑忠梅，城市青年家庭：新的生活方式与儿童的社会化，青年研究，1998

　　[9] 穆光宗，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3

　　(本文作者为: 柳玉芝, 北京大学人口所副教授。蔡文媚，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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