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我们进行下一个热点的讨论。热点七：六部委联合发出推广使用安全套实施意见，安全套广告进程再受关注。2004年的8月，国家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6部门共同发出的《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支持、鼓励利用公益广告形式，在大众媒体开展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等传染病的健康教育宣传。自1998年杰士邦投放的第一条广告，一路走来，步履蹒跚，杰士邦董事长王学海表示，欢迎“实施意见”的发布，虽说仅限于做公益广告，但安全套的广告进程毕竟向前迈出一步。下面请王学海博士谈一下观点。

　　王学海：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安全套在中国本身不是很大的产品和行业，广告也是企业正常的行为，包括刚才谈到的杜蕾斯的商业调查报告，也很关注，被认为是禁止的，受限，到底该不该做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这几年我们是积极的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在发展，刚才主持人讲的步履蹒跚，最近一次是从2003年开始，我们原来计生委的一个副主任，他对全国人大提出一个报告，关于要求推广安全套的报告，这两年有些进展，今年八月份六部委的文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文件里面明确提出，允许安全套做公益广告，当然在这个工作中间，我本人也参与这个事情与部委有接触和联系，原来是不让做广告，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概在1990年的时候，在广州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仿真的性器具，当时拍了一些照片，放在报纸上，很不雅观，广州市工商局拿不准，给全国工商总局发了一个函，函就发了一个规定，就是与性生活有关的器具一律不让做广告。我们知道98年的时候，杰士邦在广州的时候做公汽广告，有一句广告是“杰士邦给你无忧无虑的爱”，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不能做，后来做了一个月，就被禁止了，当然我们也不服气，我们说安全套不光跟性生活有关，它对于防病，和提高人的健康意识都有关，后来2000年的时候，我们又在武汉做了一个户外广告，当然这个广告的形式也是因为和武汉市卫生局，疾病控制处一起，疾病预防的公益广告，在武汉长江大桥做的，不到24小时，反应很快，就被撤掉了，这是第二种。

　　后来2001年的时候，在中央台拿了一个“安全套没烦恼”的很漂亮的卡通广告，也是一天就被禁播了，于是我们在2001年初的时候，戴司长参加我们的会议，包括很多部委官员都参加了，当时广告监督司的司长也参加了，探讨这个该不该做，在会上专家的主流意见还是允许推广，但是区司长的意见就是说法律是落后于实践的，一研究就要研究很多年，最近也有一些松动。但是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对整个安全套的意识是在不停的进步，我自己亲身经历很多这种事情，2001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在东莞的一个夜总会派发安全套，但是第二天这个夜总会就被工商局勒令关门了，当时老板还找我们，到2002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一直在参与，对世界卫生组织，我们一直在做全国很多城市的百分之百安全套的项目，原来是一派发，夜总会就被关门了，现在大家参与进来做，同样在大家的接受能力上有进步，包括现在很多的户外广告，很多城市也在接受。这都是很明显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还没有到头，我认为还不够，现在的文件就是说不准做品牌宣传，只准做公益广告，只能说安全套怎么好，但是不能说哪个企业的安全套怎么好。

　　我记得在文件起草之前，一个卫生部的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给他写 了一个意见，我说为什么不允许做品牌广告？我个人认为应该允许做的，你说做公益广告到底谁来做？政府，非政府组织，资金总是有限的，只有企业有这个动力可以去做，但是企业你不让它宣传品牌它的动力就很弱了，那很弱的话投入量就不够，说了可以做但实际上也没有太多人去做，为什么不让企业做？我认为企业做是有市场的。安全套的质量问题，尽管有进步，但也不是非常乐观，去年国家质量监督总局的一个检测就是70%的合格率，20%—30%是不合格的，我们行业知道，查出的就是市面上大体上能看到的，还有大量的在小城市，农村看不到的，那些占领市场的都是一些质量非常差的安全套，都是积压常年的，本来应该销毁没有销毁的，流出去。安全套市场整治靠什么？我个人认为应该靠品牌，你不让品牌商，厂商做广告形成品牌，那这里面市场就会变得很乱，所以我提出概念就是品牌经营机制，有长远经营思想的人一定要投广告，投品牌，他投很多钱进去他要靠以后才能产生收益，为了以后产生收益，他就要重视质量，品牌形成机制，让安全套的厂商做广告是有利于这个市场澄清的。你说杰士邦怎么怎么好，安全套怎么怎么好，就像说哪个企业产品好一样，有什么坏处呢？我实在想不清楚，对于我们的社会上的消费者有什么坏处呢？你既然允许安全套做了，说安全套好了，为什么就不允许说哪个品牌好呢？当时你有市场监管的措施，我身临其间，我是感到很高兴的，但是我认为进步还没有到头，还需要再一步推进，这样可以让这个行业发展起来。提到高质量的，并且是易得的推广，会有利于中国的艾滋病预防事业。

　　主持人：谢谢。我们还有哪位专家就这个话题来谈一谈？

　　戴志澄：关于避孕套，我觉得六部委的文件，尽管是晚了，但是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实际上是当前的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的严重的形式推动它出台这个文件，刚才王总的话我非常理解，原来我在卫生部当司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这个联络，非常艰苦的一个推进的过程。其实，从政策上面，1995年，我当时是疾控司的司长，就已经提出来要在高危人群里面推广使用避孕套，而且以国务院的名义在1995年就有文件出来，但是阻力太大，包括2001年第一届艾滋病大会的时候，有很多避孕套放在会议中心的外面，后来干预了一下，不准放外面，后来搬到会场里面。但是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因为既然你广泛的应用了，计划生育要用，艾滋病要用，其他性传播疾病都要用，因为它有这个功能，需要，就会促进品牌意识，因为需要总会用好的，所以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实现商业的一种灌溉。

　　主持人：请各位专家就座，下半场马上开始。

　　为了调节气氛，我们把《面罩》放到现在来讨论，我们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面罩》 的宣传片，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主持人：好，大家看完了，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的面罩，很漂亮，片子也很漂亮，只有孙岩不够漂亮。我们来介绍这个以性为主题，在全国同时热播的《面罩》　以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揭示公众存在的性生理和心理问题，颠覆了国人传统的“能做不能说”的性心理，新颖独特的形式，贴近百姓的内容，使得中国内地的电视荧屏有了自己的性节目，被称为中国第一档真正意义上的深夜电视。下面请我们的特邀嘉宾，南方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周繁先生发言。

　　周繁：今天在座的都是专家和长者，所以我是抱着一种学习和观摩的态度来参加这个论坛，孙岩小姐说让我们对这个栏目做一些评价，我仅仅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应该说《面罩》这个栏目的定名，与其说是中国性状态的一种写照，不如说是这一类节目在我们传媒行业当中的一种写照，所以说“遮其面亮其心”是比较客观的。我从自己从事电视行业的经历来看，这个栏目，现在推出应该说大的环境、大的时机是比较成熟的，从它的内容定位上来讲，它是有受众范围的，而且将政策性和内容性融合得比较得体，分寸比较得当。看了样片以后，我觉得它的标识性是有特色的，就像我们不管去哪个国家或地区，可能吃不惯当地的餐饮，但是看到麦当劳，看到你熟悉的品牌，你会有一个亲切感，因为品牌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诚信，我希望把《面罩》这一档节目在可视方面进行完善，让大家一看到它就感到亲切、可信，它是一个有诚信的科普内容的栏目。因为它是一档深夜节目，从它的品牌营销策略定位来讲，我建议要考虑不同区域的深夜时段，尤其在广东这样的地方可能跟北方城市不同，有的地方子夜可能就到了深夜，像广东可能1:00才开始深夜，广东地区的收视特点就是这样。

　　主持人：谢谢。其他的专家学者愿意就我们《面罩》栏目来聊一聊吗？

　　胡佩诚：我谈两点意见，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一定要突出“有用”，能够答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我建议有这样几个观点是不是可以宣传一下。一个就是从0岁到100岁，都会有跟性相关的问题，实际上胎儿就有性的问题，身体形成的时候，他就观察到可能会有生殖器的一些勃起状态，甚至人到了八十岁、九十岁都会有性欲的问题，所以我建议这个要做宣传。再一个是人的性健康水平是可以测量的，当然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推出来的话，实际上就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依据来提倡科学的和健康文明的性。第三我建议在这一档节目里面，青少年的性教育不容忽视，但是在深夜青少年又不能看，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定义在成年人的性教育问题上，我觉得现在家庭的成年人性教育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话题，成年人的性教育要推出这个理念“家庭性教育是预防艾滋病的最好途径之一”，我觉得在这个话题里能够讲这样的问题，“男人跟女人的区别”，实际上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是能够上升到一个高度上，把男人女人区分开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可以展开一定的争论和讨论，最后由专家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特别上升到左脑、右脑高度的问题上，家庭之所以吵架，发生矛盾，实际上是由于区别造成的，再一个宣传夫妻性和谐的因素，有哪些是影响到夫妻性和谐，这里面就是要教会大家如何过好性生活，这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误区和错误的问题，包括家庭的结构，房间的结构，是不是最适合于过好性生活的呢？我个人觉得，未必。包括我在美国看到的那些夫妻卧室，那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张很大的床，床的旁边就有一个淋浴间，不是上厕所的，就是为了夫妻性前性后淋浴，而且房间面积很大，温度也合适。但是咱们中国的家庭现在有多少能够达到适合于过性生活的状态呢？更不要说三代人在九平方米的房间里过生活，当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一个怎么样促进夫妻性和谐的技巧，比如我们刚从印度回来，印度会议上有一个议题就是性技巧，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档节目能够把家庭性生活搞好，而且把这个科学的东西变成一种娱乐的能够让人接受的东西，我建议应该做这样一些东西，成人的性教育有必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增加进来。

　　高德伟：我问一个问题，观众定位是成年男女，但对于青少年观众来说，同样可以接收到负责任的信息，这是一个矛盾，因为深夜节目就应该是成人的，青少年是不宜看的。

　　主持人：我们不可以定位在青少年不宜收看，我们相信它是一档健康的栏目，成年人看是因为他这个时候可以看，而青少年已经休息了但是我们的节目一定是健康的，对社会负责任的，即便是青少年看了，我觉得他们一定也能够接收到负责任的信息。

　　高德伟：如果是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对成人的性教育，深度可能就不够了。

　　主持人：在目前来说，的确在我们的电视媒体当中，如果这样一档性节目播出的话，那宣传口径，各方面我们还是非常谨慎的。

　　高德伟：我的意思是，刚才胡教授提的建议挺好的，针对已婚夫妻的性生活健康质量问题。我还提出，要恢复中老年人的性生活权益问题。因为咱们国家，往往女性性生活年龄，结束到更年期，男性那会儿还正是旺盛的时候，以至于很多人过早的失去了性生活的乐趣。老年人夫妻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都应该有很好的性生活，其实咱们国内很大一批人需要这个。刚才胡教授提出，加入中老年人的性生活内容，那需要一批具体内容的性知识。比如说女性的G点，S点，P点，它是科学，可是对青少年来讲就不是科学了，把这部分介绍给已婚夫妻或者中老年的话，就要深入，再深入，介绍给青少年看就不合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要针对已婚夫妻、中老年，目的很明确。而不像国外的深夜节目，完全是黄色的东西，大家可能都看过，到国外一开电视，都是那样的内容。既然这样，那健康的东西对青少年来讲也是不合适的，我的意思来看，既然叫深夜节目，那就把青少年剔除，青少年做完作业都睡觉了，那么已婚夫妻中老年正好可以看看。

　　主持人：您的意见我们已经领会了，我们请刘总说说我们《面罩》栏目的理念。

　　刘熙晨：谢谢高老师的建议，我非常同意您的意见，刚才说这句话，是在某种背景下，我们不强调这是成人节目，因为成人节目跟青少年是相对立的，我们的节目不强调对立。第二个因为我们是深夜电视，我们要求全国都是在晚上十一点到一点播出，我们充分考虑到给成人看的特性，这是我们强调深夜节目时间上的点。第三点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感觉到，在国外，在世界各地，性节目，都是收视率很高的节目，但是像国外的性节目，我们是不能做的，至少跟我们中国的很多实际情况是不吻合的，包括台湾、香港跟性有关的节目，我们都是不能播出的。在我们内地，有一些谈性的节目，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马晓年经常做嘉宾的那个《生命 生育 生殖》，这样的节目可能更像一档讲座，如果把港台的节目拿到内地来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电视节目中，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档，以当事人来讲自己的性困惑为主的，国外的性节目是有主持人跟当事人谈，谈到很细节，有很多色情的东西在里面，这在中国是不能有的，但是我们要突破，所以我们选择一种“面罩”的形式，这些面罩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大家可以看到，带有　一种京剧脸谱的东西在里面，同时色彩也很明快，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所有有性问题的人，能够走出来，讲出来，在专家的指点下，确实解决自己的一些困惑和压抑，就像刚才胡教授讲的，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的节目就没有意义，就是一个套话。我们的栏目从播出开始，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做大量的宣传广告，就是要鼓励有问题的人到北京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讲自己的问题，他们的路费，他们的吃住都由我们管，至少在北京可以算一次旅游，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跟专家接触以后，我们对这个知识了解以后，我们觉得性的问题太广泛了，太多了，是讲不完，道不尽的，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品牌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能有突破，我想在中国现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我们的节目做得是比较深入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论坛，让各位专家提供意见、案例分析，确实做到为“性文明”的建设和中国老百姓的生殖健康，起到一个实际的作用，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李银河：我觉得这个节目能在中国推出来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从宣传口径什么的，一直在限制，刚才有同志讲说国外的夜间节目都是黄色的或是色情，其实也不见得，比如我在英国看到的夜间节目它也是传播各种知识，所以我希望这个节目慢慢变成，空间越来越大，尺度越来越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我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希望是这个栏目能够传播正确的性知识，就是不要给一些错误的东西。第二个就是能够传播正确的性观念，因为国人，现在在性上有好多错误的观念，如果咱们能够起到一个矫正的作用就很好。我举个例子，前不久我接到有个重庆的记者，说他们那儿有好多大老板在搞虐恋俱乐部，这个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看，也不懂，我希望能够通过你们的节目，采访到这样的人，告诉大家，什么是关于虐恋的正确解释，至少不要说这是一个很变态的，或者是什么，我就只举这一个例子，当然也有好多别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传播一种正确的性观念，而不是错误的。

　　方刚：其实我要说的和李老师观点一样，这也是我看了样片以后的感觉，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感觉很兴奋，有这样一个节目，进入到电视这样一个主流媒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且它的长远影响可能是远远超乎我们现在所能预料的。但是实际上我看完样片后有一种顾虑和担心，我觉得并不是所有在言说的都是好事情，还要看怎么言说，谁在言说，在言说什么，以什么方式言说，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性在学术界是有不同观点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针锋相对的，我们如何来做，提到什么样的观点？很多观点是完全冲突的，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要求传媒按我的尺度说，但是我觉得至少应该跟社会同步，公正的，平等的呈现两面的观点，只有这样我觉得才有一个不光是价值倾向的问题，还有一个市场的问题，如果一个媒体总是比社会倒退半步，或者一步，那么我们不可能想象它有一个长久的市场，观众是有一个筛选尺度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传媒，我觉得能够公正呈现两个观点是很不错的，但是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走钢丝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以节目来表态，对青少年的性教育，最后主持人有一句话，我觉得那是以节目的身份来表态，确定一种价值观，否定一种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光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有争论的。这是我主要想谈的一个问题，但是具体操作起来会很困难。另外说到是成人节目还是青少年节目，我觉得不管放到几点钟，都不可能避免青少年去看，如果我们传播的是自以为中立的，我们不能说一种观念是正确的，一种观念是错误，如果呈现的是一个中立的观点，我们就不用太多担心，第一不要太低估青少年，不要把他们简单化，我觉得只要我们提供一个中立的观点，这样对于一个传媒和一个市场都有好处，这是我要说的。谢谢。

　　许华：刚刚谈到青少年的问题，应该是青少年的家长关心自己的孩子，怎么办？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家长，我觉得这个栏目应该会引起很多家长的注意。

　　主持人：第九个热点问题，潘绥铭。被媒体称为“中国性学第一人”，2004年又发表出“性革命”、“性化”、“向小姐学习”以及“中国女性仍然处于一种“性屈从”的状态”等诸多言论。潘绥铭的论点大胆、直接，语出惊人，再度引起社会各界的争议。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九个热点。

　　马晓年：中国的文化有一个特点，非常注意修辞。比如在英国看英文版的《金瓶梅》，看起来一点儿都没有意思，本来我们是很优美的诗句描述，结果翻译成英文以后，就是大白话，根本没法儿看。所以我们对语言的词汇、修饰、雕琢，太丰富了，所以不光是潘绥铭的话，包括“性小康”，“性商”等等这样一些，非要弄个一清二楚。我们历史上就有很多文字狱，哪怕跟皇上的名字有一个重音，可能都要杀头的，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我不大关心他具体的说了一些什么话，或者是有的话用的什么什么词，但是他确实是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很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关于“小姐问题”，或者叫“性工作者”的问题，这次的广州性文化节上，叫“性工作者”好象是一种褒义，肯定她了，承认她是一个职业，那你不叫性工作者就不是一个职业了吗？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这么回事，就是避免了叫“妓女”的这样一种歧视，我觉得在用词上实际上还是可以向国际接轨的，没必要非要给她一个贬义词，包括像手淫问题，有人说用“自慰”这个词来取代好吗？他认为不，“自慰”好象是褒义的，“自渎”是贬义的，“手淫”比较中性。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提出“向小姐学习”，他也不是第一个，马思克斯在人类学当中就讲过：“所谓性感集中，训练的方法，实际上都是他在走访妓女的时候了解到的，她们是如何满足顾客的需求，她们是怎么做的，所以根据她们介绍的技巧，我把它们总结为性感集中训练。”所以马思克斯被认为是世界性学大师，当然他的也不一定都对，但是他的地位，他的工作，是谁也否定不了，前两天开始有人否定金西，但是你不管怎么否定，都是否定不了他的历史地位。

　　所以潘绥铭讲到“向小姐学习”的问题，确实也有他的一个见解，其实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夫妻关系的和谐等等问题里面，特别是夫妻关系的处理问题上，如果真的是女方性的观念比较开放一点，多少表示一点积极主动，那么夫妻关系的质量肯定会有提高，肯定会解决很多问题的，但就是因为在观念上的过分保守和进步，限制了她们积极参与的精神，就导致了夫妻生活没滋没味，男方就会觉得女方毫无反应，或者说男方需要了，对方给一点帮助，可能也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有人说，女方如果说点好听的话，给点儿刺激性的语言，相当于25毫克的“伟哥”，如果女方用手再帮助帮助的话，相当于50毫克的“伟哥”，如果女方再用上嘴，那就相当于100毫克的“伟哥”，这个话听上去挺有学问的，潘绥铭讲的这句话确实可能有他一定的科学基础，不仅仅是观念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潘绥铭在这方面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现在越来越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比如他在网上搞了一个小姐的“电子杂志”，我觉得对于研究这些问题的人，比如我们能够经常看到这样一些材料，当然它反映得不一定跟官方网站一致，或者基本一致，它可能有好多意见，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觉得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毕竟需要有人关注这个群体，毕竟需要有人为这个群体说话，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着好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把人家所谓的小姐给处理了，或者把一个大学生当嫖客抓了，最后还跳车死了，这是一个新闻，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新闻，当然对于整个行业来看，可能会有它市职业形成的种种理论，我曾经看到网上分析过，各式各样的理论来解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那个我们就不深究了，但是我觉得潘绥铭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然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又不太一致，因为我是纯粹从一个医学的角度去看待性教育的问题，关注的重点是在性健康上，他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些性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这跟他的专业也有关系，当然他有一些说法我是坚决反对，比如他说“性学”，如果现在还分什么性医学，性社会学，就是很愚蠢，但是我坚决反对，我觉得性医学就是性医学，性社会学就是性社会学，你可以是一个很笼统的性社会学家，但你不可能是一个性医学家，这种词的划分，可能也有他的意义，但是他的观点就是不可能再分，再分就很愚蠢。比如说到性健康，他说性健康如果离开夫妻的男女关系来看性健康，也是很荒谬的，你一个人哪有什么性健康问题？我觉得这也太绝对了，可能很多人一辈子没有性生活，没有性伴侣，但是他就没有性健康问题吗？儿童、青少年没有性健康问题吗？同样不可能。有时候他可能会强调那一方面，但是把另一方面忽略了，因为他是社会学家，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好象瞎子摸象，摸到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人无完人，他的观点不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也不完全正确。

　　戴志澄： 潘绥铭是我们很熟悉的朋友，他的话经常语出惊人，我觉得我们非常习惯，本来看一种不同观点的反应，特别是在一些问题上，社会学家跟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在看法上有很多不一样，比如说潘教授对性方面的观点，跟性医学有很大的差别，清华大学的李楯教授，他也研究艾滋病，他从社会学上研究艾滋病，法学上研究艾滋病，他今天下午在北京图书馆，也是为了12月1日这个主题，他搞一个报告会，就我所知他有很多观点跟我们现在医学上宣传的观点不一样，比如说对当前形式的估计，对当前国家花这么大力量来投入艾滋病的问题，我们作为公共卫生的工作者是一种看法，他作为社会工作者有另外一种看法，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讲这个话，这个应该是被允许的，而且把它作为一个学术的讨论，不应该再争了。把它作为学术问题，你赞成就赞成，你不赞成的话也不要去揭开人家，可以讨论。我是这么一种观点。

　　方刚：我觉得广州文化局报道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学术界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不得了了，你的导师在广州“向小姐学习”。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我觉得毛主席语录还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来理解，何况“潘绥铭语录”呢？我觉得只不过是夫妻之间在性技巧上做一些努力，增加一些乐趣，促进夫妻感情，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个概念，在这里面我觉得可以做一下补充，从性技巧上来看单纯提向小姐学习还是有问题，女性主义者就说夫妻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女人要用取悦的态度来改善夫妻关系，我觉得补充一下就很完美了，男人应该向“少爷”学习，“少爷”就是男妓，男女双方在性技巧上做一些共同的努力，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更全面的论述。

　　许华：潘绥铭教授的一些言论，我觉得应该这样分析，我觉得当前，对弱势人群，对性工作者，对艾滋病携带者，是不是存在很多误区？潘绥铭教授做了很多调查工作，他自己花钱到红灯区去调查，他写的东西只做社会性的研究，第二他剖析了很多社会现象，比如他写的一个41岁的妓女，高尚的母亲，他把一个东北41岁左右的下岗女子被害这个事情拿出来，她为了生计为了自己的儿女而去做卖淫的事情，可是她收到嫖客的两张假票，二百多块钱，后来警察发现，她女儿说是嫖客欺负她，但是她不允许把这个钱拿出去花，所以这个母亲，我觉得对这个人群，对这个性工作者的人群有一个误区。社会上我最近接触了一些妇联干部，还有一些年轻的女记者，她们对这个人群——她认为是感染艾滋病的性传播者——是一群坏人，内蒙有一个妇联的干部，有一次我们跟她谈到，说“妇联是不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她说：“我看都不会看，讨厌她们。”“那你妇联是不是应该对她们进行一些教育帮助？”我说。经过我们做了这些工作以后才认识到，她们是受社会歧视的人群。我们到国外一看，他们还是叫“性工作者”，她们提出一个口号，不应该歧视她们，不应该迫害她们，她们要求得到保护。所以提出这个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在咱们国内同样也是这样，这个人群受到警察的欺负，黑社会的欺负。当然不排除这里面有为了钱去做这个，但是大部分是一些弱势群体，农村到了城市，找不到工作，文化低，为了获得经济来源，做这个事情，大致一般搞几年就回家，我在南京女子监狱问过一个女犯人，她说我卖淫了，我跟一个男人从武汉到南京，那个男人把我甩了，我没有经济来源，我卖淫，一次五块钱，我卖了三次，15块钱，判了三年。所以我觉得潘绥铭教授提出的观念很好，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帮助这个群体，所以我觉得潘绥铭做了好多工作，他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有些提法，就是社会能不能接受，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学术讨论研究，因此我觉得对潘绥铭教授的言论，我们应该以分析的眼光来看。

　　主持人：媒体一改沉默，关注名人性事件。国内主流媒体一改过去对名人性事件避而不谈的状况，开始关注并全面报道名人性事件，如赵饶案、高峰亲子案、陆德明嫖娼案等。报道从数量到深度均发生了变化。

　　李扁：赵饶案，赵忠详先生，我看过一个报道，一个记者给他打电话说，你就是供我们娱乐的，老赵就说你混蛋，这两句话，一来一往，体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名人占有过多的社会资源，你还不诚实，或者你伪善，这样是不行的。在性的问题当中集中折射出来我们整个社会中以人为本，人文主义的情怀制度的建设，体制的建立，还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路要走。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还有哪一位要说吗？

　　方刚：其实我觉得媒体一直挺关注的，对于名人的私生活，而且陆德明跟那几个人的事件不是一个性质。最有趣的是，陆德明出了事之后公众的反应，很多公众表示了同情，对他失去工作的一个同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至少我们民众开始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私人生活是不是能够跟职业生活分开，虽然他是一个所谓为人师表的教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的私人生活是不是影响我的职业。

　　主持人：到此为止我们的十个热点讨论告一段落。这是我们共同提出四大主张，一是打破性禁忌“能做不能说”，变成“能做也能说”。主张二：性教育部只是对未成年人的，成年人同样需要性教育。主张三：尊重中国优秀的性传统(婚前无性行为，婚姻存续期间对配偶绝对忠诚等)。主张四：预防艾滋病的根本是提高大众的性文明程度。 这是我们提出建设性文明的四大主张，咱们在座的专家对我们的四大主张有没有什么样的言论？

　　高德伟：我说四大主张是非常正确的，通过讨论以后如果得出这么四大主张，而且今后能实施，那是很好的，现在关键问题来看，就是你怎么去实施，怎么去落实？我觉得文字是不错的，很好，比如打破“能做不能说”的禁忌，变成“能做也能说”，能做也能说，你做什么，说什么，在什么场合说，针对什么对象说，针对什么对象，说什么，这里头都是值得注意的，所以这里面来看，能做也能说，操作起来应该很仔细的来考虑。另外，你比如说，性教育不只是对未成年人，对成年人也需要，成年人与已婚夫妻非常需要性教育，这个市场非常大，我没想到这批人那么热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不应该忽略这一圈；另外就是尊重中国优秀传统，杜绝婚前性行为，婚后对伴侣忠贞，这一点要做到是不容易的，那么这就牵涉到性教育的观点是什么，因为我们是搞性教育的，我们和在座的搞性医学、性社会学，是不同的角度，看法可能有出入，因为我们是面对第一线的青少年比较多，我就觉得从预防艾滋病的情况来看，真正在读的学生来看，目前在全国来说，基本还是一片绿地，在这种情况下，对在读的各级学生进行性教育，就应该符合国情，按照我们国家培养目标的导向来进行教育，我们总的一个观点来看，就是既反对性禁锢，也反对性放纵，而是主张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充分享受他应该享受的全部性的内涵，人人享有性的权利，但是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享有性的内涵是不同的，否则将要引发大的社会问题，我们觉得这个观点既摆脱性的束缚，也不重走西方性开放的老路，而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来进行的。当然这个观点，也要与时俱进，但目前情况来看，适合于我们国家，将来发展如何，再说将来发展，你不考虑这一点，生把预防艾滋病，发放避孕套，上学校进行，现在行不通的，比如发放避孕套或进行教育，我是坚决同意标本兼治，对在读的各级学校进行治本教育，对高发人群治标，因为不搞不行了，太严重了，没办法啊。 另外我们搞教育要吸取外国的经验，既吸取教训又吸取经验，大家知道美国的变化是很值得人深思的，六七十年代，解放性自由，导致性放纵，实行价值观中立的无导向教育，结果导致少女怀孕，艾滋病大泛滥，制止不了，到了八十年代以后，进行性教育，推广避孕套，结果没有根本解决，从九十年代开始，又进行品质教育，国外的这些教育值得我们吸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搞，也有我们自己的观点和原则。 如果能够做到第三点主张，我觉得是不错，但是需要花很大的努力去进行。 第四个主张是跟性文明连接的，如果性文明搞好了，那么对于预防艾滋病来看肯定起作用，我就不展开了。(掌声)

　　主持人：谢谢你。

　　方刚：我觉得第三点存在很多的异议，我建议至少把括弧后面的删掉，因为前面改可能也来不及，因为首先婚姻前杜绝性行为是不可能的，而且你节目的受众可能不一定会赞成，甚至于反感，其实婚后对伴侣忠贞，不是中国的优秀传统，中国的性传统恰恰是一夫多妻制，我觉得这种逻辑应该梳理一下。

　　许华：第三条不现实，第一个提出来，什么叫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元明清以前是开放的，元明清以后是允许男的嫖娼，不允许女的改嫁，这个不能叫中国的性文化，要不然咱们改就是尊重中国优秀的性道德，好的道德，像性传统就很难解释。

　　方刚：比较含糊一些。

　　许华：刚才后面括弧里的现在根本不可能做到，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和他的夫人是先同居四年然后再结婚。实际上在中国，如果说必须到结婚那一天，才能够过性生活，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也不可能。

　　方刚：从来没有成功过。

　　主持人：非常感谢，要说的是今天咱们，大家这个论坛的新闻，今天在中央电

视台的四套七点播出，如果大家赶回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论坛到这儿宣告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和嘉宾的光临，感谢大家的真知灼见，再次感谢各位媒体的朋友们！我们就到这儿。(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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