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洁

　　安顿，因撰写“口述实录”故事而一炮走红的女记者。1999年，她的一本《绝对隐私》在全国火爆一时，口述实录这种文体也迅速地流行开来。此后的安顿却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六年后，由李少红执导的10集电视剧《绝对隐私》即将在荧屏上与观众见面，而安顿也将在该剧中扮演自己原本的角色——一位记录情感口述的记者。

　　安顿说，她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勤奋工作并且把工作当成生活方式的人，一个热爱并追求过好日子的人，还是一个有正义感、随时都会被生活中的温暖细节所打动的女人。

　　14岁，拿到第一笔稿费

　　安顿的文学梦始于她14岁那年的一笔稿费。那次，她所撰写的一篇有关老师的文章让她有了七元钱的收入。发表后，14岁的安顿激动不已，文章发表那天，她花光所有的钱买了那本发表文章的杂志后，却发现没钱购买回家的车票剩了，只好步行回家。

　　虽然只有七元的稿费，但这大大鼓励了14岁的安顿。那以后，安顿开始写读书笔记。她强迫自己每周读50本书，然后把书名和自己的体会记下来。虽然稚气的她把备选书由几百页缩到了几十页，50本的目标也没有实现过，但这样的体验毕竟让安顿开始用心观察周围的世界，用心感受身边的生活。

　　这些感受积淀成安顿宁静智慧的内心，因而无论讲述故事的人多么激动、多么愤恨，而安顿总是客观、宁静地记录下他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安慰了很多都市人孤寂的心灵。

　　偶然的机遇成就了“安顿”

　　大学时，安顿主修的是经济，但为了延续她的文学梦，毕业后她跑到《北京青年报》当了记者。1995年刚到报社上班时，安顿还不叫“安顿”，她的真名叫张杰英。刚开始，安顿只不过是个小记者，做过不同的栏目：社会新闻、科技新闻和情感故事。两年后，报社考虑开辟“口述实录”栏目，安顿主动请缨要求做这个栏目，那个时候她才取了“安顿”这个笔名。谁也没想到，这个不大的栏目会让安顿一夜走红，也让许多的国人第一次面对触及普通人心灵隐私的情感调查。

　　安顿现在的成功在常人看起来是由于她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因为她是挖“情感隐私”的第一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安顿当初的艰辛。“口述实录”栏目刚开辟时，安顿一个人去街道离婚办事处蹲点找人采访。一连十来天，安顿都失望而归，直到买菜回家时不死心绕道经过街道办事处“捡”了一个有很强的倾诉欲望的小伙子，他成了安顿的“第一桶金”。

　　“真正成为记者之后，我慢慢感觉到，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苍白的人，只有缺乏发现故事的眼睛。这样的故事有时候也许给人‘婆婆妈妈’的感觉呢，可是谁能说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我觉得真实的东西看起来未必唯美，但是自有一种触动心灵的力量。这也是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安顿真实地道出了她对这个栏目的喜爱。

　　十年，听过5000个不同人的故事

　　2005年是安顿做记者的第十个年头，在这十年里安顿倾听过的故事超过了5000个。安顿说，做了这么多的访谈后，她最大的感慨是：人活着太不容易了，磨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每个人的平凡日子里，人必须学会调整自己，学会宽容别人。“我从不轻视任何人。别人曾经遇到的麻烦也许你马上就会遇到，在没有遇到的时候，你只能庆幸而没有理由因此去认为别人的生活缺少价值和可信度。”

　　在记者问到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对陌生人进行倾诉，安顿说选择陌生人和选择心理医生其实是一样的，一方面为了宣泄，一方面为了得到一些意见和建议，而且必须是安全的。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国家目前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帮助方面的欠缺，这种欠缺使得安顿这样的记者变得珍贵了，而伴随着这个领域的逐渐完善，安顿最终失去她的作用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受访者的讲述会给我带来很多的感慨和思考，但是我从不会困扰其中。如果有一天，我不再能科学地对待这项工作和我采访的对象，而陷入和他们一样的困扰，我想我会接受心理治疗并且开展这项工作。”

　　倾诉的男性多于女性

　　很多人以为来找安顿交流的人当中女性占的比例较大，其实正相反，安顿说，男性受访者从一开始就多于女性。也许是因为现代社会男性的压力比女性更大。

　　安顿说她很喜欢自己是个女性，从不认为女性是弱者的代名词。在她的书中，她从不吝惜把最好的词用在她们身上。在她采访了那么多人后，她觉得女性充满了隐忍、奉献、牺牲精神，有着顽强的韧性、不怕失败的勇气和重建美好人生的力量。

　　“女性在婚姻中有时会表现出某种柔弱，这种柔弱其实很多时候体现了女性对家庭、孩子、爱情更多的责任和慎重，是对生活负责的态度，而绝非软弱可欺。我觉得婚姻中没有强者和弱者之分，如果一定要我对我的同伴说些什么，我只想说：每个女性都应该珍惜自己爱的权利和作为人与生俱来的自我尊重和自我确认。婚姻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需要我们用理性来经营每一天。”

　　从容面对自己的隐私

　　1999年，在《绝对隐私》首发式上，第一个发问者就毫不拐弯儿地提出：“安顿，说说你自己的隐私。”在百十双眼睛的凝视下，安顿坦然答曰：“我没有什么隐私，如果就我个人生活来说，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我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丈夫，我们有一个10岁的儿子，我是孩子的后妈。”

　　十年中不断有人要求她说出自己的隐私，她从没觉得这是一种刺激。“我认为隐私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那只不过是一种心事。每个人都会有心事，快乐的心事和别人分享，不快乐的心事独自收藏，后者我认为就是所谓的隐私。我是不是愿意说出来那要看我的心情和当时的环境。”

　　安顿说，她的生活一直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和所有的人一样，别人有的烦恼她也会有，别人遇到的困惑有时候也正是她的困惑。进行情感隐私的采访，让安顿变得更充实、更忙碌、更宽容和更理性。安顿说在她的采访过程中，绝大部分故事其实没有写出来，也可能永远不会写出来了。她不觉得遗憾。如果因为她的工作而扰乱了一个朋友、一个受访者的生活，她会自责。安顿觉得听到是最重要的，写出来并不重要，她满足于倾听和了解，因为这直接对她个人的成长有帮助。

　　母亲是我最依赖的人

　　安顿曾经说过，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对她影响最大。父亲教安顿要行万里路，一方面在行走中增长见识，一方面有不同的经历，这让她始终保持肉体和心灵都在路上。母亲教安顿要读万卷书，在阅读中扩充经历。母亲很安静，没有什么是她在意的，从那个动荡的年代走来，许多品格在她身上沉积下来，形成基因遗传给安顿，让她能够有耐心去听那一个个总有点雷同的破碎故事。

　　安顿说在她成为“安顿”之后，她只有一次在公众场合说到她的母亲，那次她哭了。

　　“母亲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给我最深刻的影响的人，也是我成长到今天在心理上最依赖的人。我越来越不喜欢过生日，并不是不愿意看到自己不再年轻，而是因为我知道，我每长大一岁，我母亲也就老一岁，我不能面对母亲的晚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乐观、聪慧的人，如果她和我处在相同的时代，我相信她将远远比我要优秀，一定会令我望尘莫及。”这是安顿对母亲的评价。

　　和李少红惺惺相惜

　　李少红和安顿相识在1999年，那年安顿正好出版了她的书《绝对隐私》。安顿说，她现在还记得和李少红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至于为什么安顿会答应扮演“安顿”这个角色，也是因为李少红的鼓励。安顿说过，她自己从来没想过自己这样一个听故事、写故事的人，会“钻”进电视屏幕让大家看到安顿真实的形象。最初李少红告诉安顿说，就是需要她一个模糊的轮廓，安顿很踏实，觉得这没什么，就答应了下来。后来到了开机前几天，忽然得知，要自己演自己。“那个时候我很紧张，但李少红导演是那种固执起来比谁都固执的人，我知道反抗是没有用的。其实这里面还是因为有对她的信任。我想她敢用我，一定有道理，也一定有她的独特的方法来帮助我适应这种情况。她是一个特殊的导演，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艺术家，她用她的方式不着痕迹地把我变成了她需要的那个的‘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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