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第一扇窗户是“捷达”的车窗

　　后来我们来到了北京，住在中央电视台提供的简陋的宿舍中。一次和谭梅在长安街散步，望着灯火通明的一座座高楼，谭梅不经意地说：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拥有一扇属于自己的窗户呀？对于我们来说，这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

　　后来情况比刚到北京时稍有好转，但是买房子是完全不敢想象的。可我心里老念叨着谭梅说的“窗户”，于是悄悄算了一下手里的存款，又找了几个铁哥们一凑，我竟然一冲动，买了一辆“捷达”。那时候家庭买车还不算普遍，我的做法实在是一种“不理智”的消费。那天，我办完了所有的手续，把车开到了我们宿舍的窗户下面，走进房间，指着车，对正在洗衣服的谭梅说：“看，那辆白车是咱家的！”

　　谭梅理都没理我，接着干活。我把一个大车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在她眼前使劲儿晃悠，谭梅将信将疑地看着我：“真的吗？”我拉着她下了楼，打开车门，载着她转悠了一圈，指着车窗说：“这是属于我们的窗户！”

　　谭梅高兴坏了，回到房间，打了一桶水，拿了一块布，下楼把车里里外外擦了个遍，其实新车一点都不脏。我们都很兴奋，尽管我们在北京还没有自己的家，但是，至少有“四扇”车窗户是属于我们的了！晚上，我开车拉着谭梅上街转悠了一大圈，她一直开心地说笑，我的满足感自不言说。

　　就这样，我们一起在北京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结婚11年中，无论是我落魄的时候，还是成就一件事，谭梅一直和我守候着属于我们的一方天地。我们一起咀嚼着平平淡淡、真真实实的味道。我由衷地承认，我今生今世娶到了好媳妇，在爱情上我是一个成功的人，也是一个幸福的人，我会用后半生的时间来呵护我们今生的幸福。

　　静候生命

　　母亲特别希望在生前能看一眼我的孩子，这是老人家的心愿。母亲去世后，我心里老是空落落的，也许真该有一个孩子了？生孩子不仅是生命的延续，更是一种难得的生命体验。于是趁着我和谭梅还年轻，我们决定当爸爸妈妈了。

　　看着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变大，我才真正意识到，一个男人的责任不仅仅是孝顺父母，事业上尽职尽责，还有对生命的善待和守候。自从谭梅怀孕到孩子出生，例行的妇产科检查，我一次都没有落下。甚至医生询问孕妇细节，谭梅自己糊里糊涂说不清楚的时候，我都可以对答如流。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成了妇产科准爸爸们学习的榜样，经常受到医生护士的表扬。

　　当十月怀胎终于要结束的时候，我常常梦见自己未来的宝贝，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与他从未谋面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他。甚至那个时候，在《艺术人生》节目中，我絮叨得像个家庭妇女，无论哪个嘉宾谈起自己初为父母时的感受，我都不停地追问。

　　2002年的6月26日，我像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在产房外面焦急地等待。下午，谭梅在我的目送下高高兴兴地进了手术室，进门前还随意地对我说：“别着急呀，我一会就出来。”

　　说实话，我当时差点哭出来。这个时候，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夫给了我一份协议，让我仔细阅读后签字，这是手术前例行的责任书，将手术中即便是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清楚地写了出来，不大的一页纸，看得我心惊肉跳，手脚发麻。尽管这只是医院的例行公事，尽管谭梅一直都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孕妇，但是当我战战兢兢地在这张“生死协议”上签名的时候，我的手还是不停地颤抖。我知道，这就叫责任，我在成为一名父亲之前，必须先承担这份沉重的责任。

　　签了字，手术室的门关上了。用医生的话讲：“没有你的事情了，等着吧！”我和谭梅只隔了一扇门，却让我觉得我们有可能隔着生死。站在手术室的门口，扒着门缝往里面张望，我的朋友将我当时的状态悄悄用DV拍摄了下来，后来一看，像个特务。

　　产房外面还有几个准爸爸，都是如坐针毡地走来走去。我们素不相识，却互相点头，互相鼓励。在那一扇门的外面，人和人没有了距离，那一刻的心境都是一样的：只求母子平安。

　　我在静候着属于我，属于妻子，更属于我们未来的生命……

　　主刀医生面带微笑地走出了手术室，我冲上去问：“大夫，您出来了？”大夫见我紧张的样子，说了一句话：“母子平安！”

　　我激动地给大夫鞠了一躬，兴奋得直想蹦！不一会儿，护士将孩子从产房里抱了出来，只见白色的被子里面，裹着一个可爱的小娃娃，红扑扑的脸蛋，紧闭着眼睛，微微地皱着眉头，手腕上套着一个圈，上面写着谭梅的名字。

　　太棒了，这就是我朱军的儿子。10个月来，我每天都会猜想自己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今天终于见到了，他安全健康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抱着孩子找到疲惫不堪的妻子，看着躺在床上的她，特别想傻乎乎地大喊一声：真好！

　　我给孩子取名朱思潭，取谭梅名字的一个谐音，“思”字，意蕴悠长。从此以后，朱军、谭梅和朱思潭三个同志将在一起幸福地生活喽！(文/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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