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版的《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这一转变被很多人视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我国医学界、社会学界和影视文化界的三位著名人物。

　　李银河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作者 记：这次新的“标准”出台，不少人都拿它和1973年美国的作法相比，当时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分类中取消了。

　　李银河(以下简称“李”)：对。不过当时美国还留了条“小尾巴”，认为同性恋“还会产生病态”。在社会学界，对同性恋的认识还要更彻底些。

　　记：现在提到同性恋，大家往往想到你和王小波所著的《他们的世界》和建筑在此书基础上的《同性恋亚文化》。当时是怎么想到要介入这一领域的？

　　李：1988年我从美国留学归来，想在国内做次社会调查。当时选了10个领域，在进行“独身调查”时，发现有些独身者其实是同性恋人群，于是衍生出了同性恋问题的调查。

　　记：你认为同性恋是不是病态？

　　李：当然不是。

　　记：这么肯定？

　　李：基于两点。《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接触、调查了数十个同性恋文本，对他们的情况比较掌握。早几年，美国曾经在同性恋与异性恋人群中各选一组，在对两组人的测试中发现，两组人心理指标均有好的和差的，并没有显著区别，完全分不出来。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测试共选取120例个案，完全符合心理测试的量标。

　　记：目前我国同性恋人群处于怎样一种现状？

　　李：同性恋正在浮出水面。过去，这个少数族群被遮蔽在黑暗的角落里，受到歧视。现在，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同性恋酒吧，同性恋文化沙龙也办起来了。网上有许多同性恋网站，出版界有像《朋友》这样的杂志。更应该指出的是，1997年新《刑法》施行，删除了过去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鸡奸罪”。得益于大环境的宽松，已经有同性恋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当然，还有很多异性恋者不了解同性恋，歧视同性恋。

　　记：在接触同性恋者的过程中，你认为他们不被主流文化接纳的原因是什么？

　　李：同性恋的被接纳程度，直接与该民族的文明程度挂钩。前不久，巴黎选出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任同性恋市长。文明程度高的民族能够尊重差异，反之就比较排斥。另外，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多数人希望压倒别人，少数族群在就业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也不能忽略我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而同性恋是不可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的。

　　记：人类的性取向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否可以转换？

　　李：关于同性恋的成因目前医学界尚无定论。我认为先天、后天两种因素都有。目前在性理论界，倾向于后天的论调较为雄辩。若非如此，就无法解释同性恋在古希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说到转变的问题，有必要提及美国性社会学家金塞的“频谱”。金塞认为，纯粹的同性恋和异性恋处于“频谱”的两端，双性恋处在“频谱”的中间位置。大部分人都是“兼色”的，不过有倾向性，不排除这种倾向性会发生变化。

　　记：同性恋是否要为爱滋病的蔓延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李：在中国70%的爱滋病是通过静脉吸毒传播的，还有大量是通过异性恋卖淫传播的，男同性恋传播比例很低。但对同性恋中的爱滋病传播途径不可不防，应在男同性恋者中进行爱滋病的宣传，提倡使用安全套。本报记者潘浩 本报通讯员京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