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崔子恩一直比较低调，但从1995年起，他已经在《花城》、《作家》、《青年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了小说近百万字。他的长篇小说《桃色嘴唇》入选“香港文化沙漠好书展”、台湾《中国时报》“一周好书榜”，编剧暨演出之电影《男男女女》获第52届瑞士诺迦诺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

　　2000年，崔子恩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我爱史大勃》。最近看过这本感觉有些怪异的集子后，我于一个春日采访了他。

　　我的童年在书中慢慢复活

　　《我爱史大勃》写的大多是对童年、少年天真无邪的生活的怀念。在浓淡相宜的怀旧气氛中，它带我们回首人人都曾有过的少年心怀：那充满友情、勇气、苦闷、驿动的心路历程，那物质生活的匮乏与艰涩，精神驰骋的自由与浪荡……

　　在长辈们看来，崔子恩从小到大一直是个好孩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没干过什么坏事情，是最好最好的学生”，他没有小说里“我”那样丰富的童年，“但在我的小说里，我童年的光彩慢慢复活，我把别的孩子干的事情都加到我的身上。”崔子恩笑着说，“我以前侧重于幻想，对某些思想主题比较迷恋，而这本书是针对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些具体的事、感性的生活材料，以及世俗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达人的一种青春萌动的感觉，这部分经验每个人都会有，我没有刻意寻找所谓的共性和个性，只是把感动我的一些东西作为文学写了出来。最早这里有几篇我是想做成电影的，像《长长的游戏》、《岁月：对酒当歌》，但后来由于纯艺术的东西缺乏市场，所以没有拍成。”

　　其实，在写《我爱史大勃》这个短篇时，崔子恩同时交叉写作的还有另外两篇《奸情如焰火》和《大众水果》。“我刚刚写好一个题目时，想法就会不断涌现。”崔子恩作了一个手势说。小说中“我”生长的城市是“三角城”，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由于崔子恩小时侯家在铁路上，老是搬家，东北的夏天很短，“一年只有三个季节，以至于没有哪个孩子会把夏天看作一个季节”，“三角城”只是许多中小城市的集合。《我爱史大勃》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小男孩给女生评出了“校花”、“班花”和“组花”，从而引发的一系列趣闻和男女成长过程中的复杂感情纠葛。在《哥哥去远方》这一篇中，崔子恩假设了一个与他一起长大、跟他一起成长、有一天又忽然消失了的哥哥，当事人的那种不清晰的心理描写很传神，以至于现在还有人问他：“你的哥哥找到了吗？”

　　我走入了一个文化禁区

　　除了写一些纯想象、纯论理的东西以外，“同性恋文化”是崔子恩创作的一条主线。读崔子恩的小说，很多都涉及到同性之间由于青春的萌动而产生的一种朦胧感情，对此，崔子恩直言不讳：“我完全关心男孩跟男孩在一起的故事，男孩跟男孩生活、相处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是我创作的一条重要线索，我的长篇基本也是在探讨这个主题。这种‘同性恋文化’的写作是中国的一种空缺，它被主流文化所压抑，而文化需要新的血液。并不是我要填补这个空白，而是走进这个空缺本身是个创造。”

　　崔子恩补充道：“像我自己这方面恰好是有感受的一个人，有生活经验，周围也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经验，恰好在文学方面我又得心应手，于是便开始做很多这样的‘完全创新’，想把这种完全新的领域的文学作为一块石头扔进已开始有点死水一潭的主流文学。所以，我会创作主流文学所排挤的、也许写了半天也发表不了的东西。”

　　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请崔子恩给《中国底层实录》写一个书评，他不愿意写，因为当时的他觉得连中国的最底层都能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这已经不是底层了，“中国还有比这个底层更底层的底层，这个阶层连自己的声音都发不出来，我是致力于发出这种声音的。”崔子恩解释道。

　　4月20日有一个精神病分类条例出台，规定同性恋不属于病态，就这个话题他已接受了许多家媒体的访问，包括凤凰卫视。“这个条例还留了个尾巴，即还不排除这个群体有某些障碍，但要说障碍，任何群体都会有的。”崔子恩说到这里，固执地拿出他的写作计划，“目前我写的《东京地下欲情》也是有关这方面的。”

　　可要把自己写的东西登出来，也决非易事，崔子恩的那本有关“同性恋文化”的《桃色嘴唇》，在国内的许多出版社和杂志社都没有登出来，后来只是在《莽原》上发了一部分。最后《桃色嘴唇》只有在香港华生书店出版。崔子恩为此前前后后跑了至少不下十家杂志社，他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个编辑奇怪地看着他说：“你怎么写这种东西？”“目前国内这方面还是一个禁区，我终于明白了原来眼光也可以杀死人，如果不是我刀枪不入……”崔子恩没有说下去。

　　文学总是不甘寂寞

　　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影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读有故事的图文并茂的书，文字的时代会慢慢蜕变。但崔子恩从小就比较迷恋文字，他说：“文字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也是惟一的世界。我对文字很挑剔，对文字有基于天生的敏感，把握文字的纯熟程度时不允许它有一点点生硬。”

　　崔子恩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比较喜欢念社科院研究生时的同学鲁羊的早期作品和《残雪》。“我觉得现在的文学老是不甘寂寞，注重‘名人效应’，永远在‘洗牌’。王朔、贾平凹们在文坛上猖獗，而他们的文字力量不够，只是善于捕捉时尚。文学应该寂寞一点，不要老是与电视、电影一较高低，以上电视、电影为荣。文学应该有自己的品质，文字的时代已没落，就让它没落好了。”

　　崔子恩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可能挺与众不同的，他把靠自己幻想的写作命名为“黑夜写作”，此时的他闭上眼睛，完全让本能的、天赋的、内心的光源照亮自己。“我的更深层次的东西与这个世界很不一样，有一点格格不入：对世界的看法、认识、要求及我自己与世界相处时，我的内心特别清楚这段距离。我远远地看事情的发生，同时马上有自己的评判，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想象之中，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千篇一律，没有什么东西能超出我的想象，这种感觉挺挣扎，我一直想要寻找并创造一个让我惊奇的东西，有时翻翻自己以前的作品，我对能让自己惊奇的作品很满意，而把跟我的生活一样很平庸的作品全部扔掉。”崔子恩笑道。

　　我是一个文学孤儿

　　文学的成功是一种技巧，用圈内人士的话说就是“降低自己的智商和情商你就能成功”，崔子恩拒绝技术化。纯文学的东西“曲高和寡”，所以崔子恩自认为最好的作品到现在还没有什么人能看懂，真是这样。

　　“大众有大众的需求，作家属于大众，但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需求。有的人很无私，他喜欢做让别人高兴的事情；而我可能比较自私吧，我有意识地向别人挑衅，你不喜欢是正常的，你喜欢我还未必接受呢。”崔子恩坦言，《我爱史大勃》是属于他的水平线上的作品，其他高于水平线的作品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心。说到这里，他自嘲道：“文艺、电影圈的朋友有时候会给我讲一讲，毕竟他们很难进入我的世界，因为我根本不会在乎别人怎样想，所以很多人喜欢这本书，我自己会觉得很好笑———最纯粹的文学没有人关心，大家关心的还只是文学的皮毛。”

　　崔子恩还有很多圈内人看起来很奇怪的想法：“我从小就想成为一个流浪儿、孤儿，我觉得那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而有人关爱、保护很可怕。孤儿还要面临很多很多的长辈，但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长幼之分。在生活中我不可能成为孤儿，所以我要成为一个文学孤儿。我从一生出来就背叛人群，这与叛逆不同，叛逆是逆向而行，指向还是你所叛逆的人群，而背叛是干脆转过头不理你。”

　　一部作品的成功也许是依傍了某个历史事件，而成为了时代宠儿，像格拉斯的成功除了自己的才能外，还依傍了“二战”。而崔子恩认为文学应该无所依傍，他说：“我是要避免跟任何一个时代结缘，避免跟政治、经济、历史任何一种托举文学的力量结缘，因为纯粹的创作才是最好的文学。”

　　下午的阳光照在崔子恩的脸上，他斜靠在椅子上，慢慢地说：“某些思想是‘天赋’的，我只不过在不断读解上帝的旨意，把上帝要扮演的角色扮演到家。”本报实习生 贺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