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需过“三关”_出国通途_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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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需过“三关”

闻海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9月7日 10:32 生活时报

　　有的留学人员提出，为了开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外市场，中国也需要通晓外语，在裤兜里揣有合同，能够进行国际商务谈判的“跨文化白领人才”。如此说来，“跨才”回国谋职应当易如反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本人在北京一所高校研究生院毕业后，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留学。该法学院整体水准居北美大学前列，1 997年还第二次被加拿大著名的《麦克林》杂志评为加国最佳法学院。我也曾在加国金融街“贝街”上首屈一指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过商法工作，具有中国和纽约的执业资格，大概算得上所谓的“跨文化白领人才”。然而，本人的经历似乎表明，与出国一样，回国求职同样也是一个重头做起的艰难旅程。

　　回到祖国后，有“三关”令我一筹莫展。

　　第一个难关是“学位关”。国内很多政策是以“博士”划线。进入诸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工作，除非原为北京户口，否则一般情形下只有博士才能较为容易地解决户口问题。同样，若想去一流大学教书，也得有博士学位，否则大概只能“ 破格”处理了。问题在于，北美法学院和商学院毕业生取得的学位都不是博士学位，而是职业学位。例如，我拿到的学位即为 “法学士”（Bachelor of Laws），但在美国却称“法学博士””（Juris Doctor），两者并无区别。在美加，一般起码得有本科学位才能进入法学院，而法律职业教育历时3年。法学院教授只要有此文凭即可登台讲课，无需通常意义上的博士学位或者博士后经历，虽然后者已经成为担任其他院系教职的起码条件。国内“一刀切”的政策不能说没有它的存在理由，但客观上已经阻碍了对所谓“跨文化白领人才”的“回收利用”。

　　其次是“联系关”。在北美，虽与前往求职的单位素昧平生，但一般只需寄去成绩单、简历再加上一封短信即可。如果雇主有兴趣，就会来函或者来电联系面试事宜。在处处讲人情、托熟人的中国社会，上述方法往往就显得不通世故和国情了。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往往吃惊地发现，他们已经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成了“散兵游勇”。他们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其中不乏除了自己别无所靠之士。找以前的老师领导吧，等于让他们去欠别人的人情，何况不是每个老师都愿意帮忙。师生之间本是工作关系，在学生毕业之后，于法律，于情理，老师都无协助学生求职的责任。但是，自己写信联系，往往石沉大海，得到的最多答复就是回国后再慢慢联系。别人又能说什么呢。

　　第三是“落脚关”。回国没问题，但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根据规定，大多留学人员脱离了原单位，也注销了令许多人魂牵梦萦的“户口”。鉴于中国目前的现状，大概多数“跨文化白领人才”都希望能够到大城市工作。这种希望不算过分吧？生在北京、上海的可以在家里先呆一阵，直到猴年马月落实单位为止。但对一些并不如此幸运的人来说，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投亲靠友，要么花钱住旅店。前者会令自己和亲友为难是显而易见的，后者几乎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有几个人能够潇洒地花费那笔不小的开支呢。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在所难免。在争夺人才的国际竞争中，中国有她难言的悲哀。一概愤世嫉俗地谴责国内目前存在的消极现象也无济于事。从根本上说，只有市场完善、竞争白热化时，“跨文化白领人才”才会发现自己在异国或奋斗或挣扎时付出的代价，在国内能够得到回报。尽管如此，就目前而言，社会和政府仍可有所作为。例如，使“非博不可 ”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更具弹性，为试图回国人员提供切实有效的联系渠道，以及建立几个只依成本收食宿费的临时接待站，都是值得考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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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国需过“三关” 闻海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9月7日 10:32 生活时报　　有的留学人员提出，为了开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外市场，中国也需要通晓外语，在裤兜里揣有合同，能够进行国际商务谈判的“跨文化白领人才”。如此说来，“跨才”回国谋职应当易如反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本人在北京一所高校研究生院毕业后，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留学。该法学院整体水准居北美大学前列，1 997年还第二次被加拿大著名的《麦克林》杂志评为加国最佳法学院。我也曾在加国金融街“贝街”上首屈一指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过商法工作，具有中国和纽约的执业资格，大概算得上所谓的“跨文化白领人才”。然而，本人的经历似乎表明，与出国一样，回国求职同样也是一个重头做起的艰难旅程。　　回到祖国后，有“三关”令我一筹莫展。　　第一个难关是“学位关”。国内很多政策是以“博士”划线。进入诸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工作，除非原为北京户口，否则一般情形下只有博士才能较为容易地解决户口问题。同样，若想去一流大学教书，也得有博士学位，否则大概只能“ 破格”处理了。问题在于，北美法学院和商学院毕业生取得的学位都不是博士学位，而是职业学位。例如，我拿到的学位即为 “法学士”（Bachelor of Laws），但在美国却称“法学博士””（Juris Doctor），两者并无区别。在美加，一般起码得有本科学位才能进入法学院，而法律职业教育历时3年。法学院教授只要有此文凭即可登台讲课，无需通常意义上的博士学位或者博士后经历，虽然后者已经成为担任其他院系教职的起码条件。国内“一刀切”的政策不能说没有它的存在理由，但客观上已经阻碍了对所谓“跨文化白领人才”的“回收利用”。　　其次是“联系关”。在北美，虽与前往求职的单位素昧平生，但一般只需寄去成绩单、简历再加上一封短信即可。如果雇主有兴趣，就会来函或者来电联系面试事宜。在处处讲人情、托熟人的中国社会，上述方法往往就显得不通世故和国情了。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往往吃惊地发现，他们已经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成了“散兵游勇”。他们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其中不乏除了自己别无所靠之士。找以前的老师领导吧，等于让他们去欠别人的人情，何况不是每个老师都愿意帮忙。师生之间本是工作关系，在学生毕业之后，于法律，于情理，老师都无协助学生求职的责任。但是，自己写信联系，往往石沉大海，得到的最多答复就是回国后再慢慢联系。别人又能说什么呢。　　第三是“落脚关”。回国没问题，但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根据规定，大多留学人员脱离了原单位，也注销了令许多人魂牵梦萦的“户口”。鉴于中国目前的现状，大概多数“跨文化白领人才”都希望能够到大城市工作。这种希望不算过分吧？生在北京、上海的可以在家里先呆一阵，直到猴年马月落实单位为止。但对一些并不如此幸运的人来说，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投亲靠友，要么花钱住旅店。前者会令自己和亲友为难是显而易见的，后者几乎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有几个人能够潇洒地花费那笔不小的开支呢。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在所难免。在争夺人才的国际竞争中，中国有她难言的悲哀。一概愤世嫉俗地谴责国内目前存在的消极现象也无济于事。从根本上说，只有市场完善、竞争白热化时，“跨文化白领人才”才会发现自己在异国或奋斗或挣扎时付出的代价，在国内能够得到回报。尽管如此，就目前而言，社会和政府仍可有所作为。例如，使“非博不可 ”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更具弹性，为试图回国人员提供切实有效的联系渠道，以及建立几个只依成本收食宿费的临时接待站，都是值得考虑的措施。 <a href="http://adforce.imgis.com/?adlink\|2.0\|245\|68499\|1\|1\|GRP=2;loc=300;" target=_blank> <img src="http://adforce.imgis.com/?adserv\|2.0\|245\|68499\|1\|1\|GRP=2;loc=300;" border=0 width=468 height=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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