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空间》陈氓：做生活的目击者学者_娱乐_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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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间》陈氓：做生活的目击者学者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2月15日 16:13 南方周末

　　访：本报记者　刘天时

　　谈：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制片人　陈氓

　　“在《生活空间》出现以前，只有在电视红娘中老百姓才是主角。”记者：听说《生活空间》明年可能改版，为什么？会朝哪个方向改？

　　陈氓：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有人认为现在的《生活空间》缺乏新闻性。我想这是人们对“什么是新闻性”的理解不同。我理解的新闻性并不全等于时效性，而凡是那些人们不曾知道的，或者不曾被合适地表现，被真正地理解的事物都是具备新闻性的。而且我也相信在电视文化愈来愈趋向轻松和娱乐化的今天，保留一个相对严肃凝重的栏目是完全必要的。

　　记者：据说《生活空间》初创的时候定位是一个易碎的、生活服务性的节目，它是如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在内容上“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形式上追求纪实风格的电视纪录片栏目的？请您结合媒体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讲讲它的蜕变发展的过程。

　　陈氓：《生活空间》开办于1993年5月，我是7月份来的。此前我在《观察与思考》做记者。我申请来《生活空间》一是因为这个节目差不多天天播，也就天天有活干；二是因为我想做服务类的节目。服务类节目至少不会说假话，教教人们炒菜做饭，也不是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

　　我们最开始的模仿目标就是《为您服务》--80年代后期形成发展的《为您服务》一类的节目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把电视从单纯地传播政治经济的严肃信息的束之高阁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使电视更有大众性；但是到了93年那时候，这类节目太多了，《生活空间》处于一个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地位。

　　我接手《生活空间》后，经我手写的改版方案就有十来种之多--我们找不准自己的定位。其中一种付诸实施的是这样的：一分钟的《话今日》，两分钟的《走天下》，还有一个5分钟的版块由以下《老百姓》三个版块轮换播出：《健康城》讲健康；《红地毯》讲文体圈的；《老百姓》讲的是普通人8小时以外的生活。

　　但是一个契机使我们自信《老百姓》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栏目。那是我们播了一个《老俩口骑车走天下》的节目，讲的是一对老夫妇把三轮车改造成能做饭能睡觉的工具，周游各地的事。在一次研讨会上，这个节目成了一个话题--这在以前的《东方时空》总结会上是不曾有过的，《生活空间》一直是可有可无的。大家对这个节目的评价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望，有人甚至说，这个片子对他人生观的震撼不亚于读了一本书。

　　另外，那一阵子，《走天下》这个旅游节目走了一个来月一直没“走”出故宫，讲的都是帝王将相的事，领导要求停掉。这样《生活空间》又面临调整--我们决定放大《老百姓》这一块，就把它做成《生活空间》，就讲讲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普通境遇。

　　记者：这是突如其来的想法还是您早有酝酿？

　　陈氓：其实在我来《生活空间》之前就有把《生活空间》办成一个提高中国人的人文教养的节目的想法，因为我理解服务类节目不仅仅是如何养鱼种花一类的生活技能的服务，人的精神方面的服务可能来得更为紧迫。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但当时不过是模模糊糊的想法，没有找到载体。后来在做《老百姓》的过程中，我们在思考--生活的主体是人，人的主体又是普通人，中国的电视频道在增多，播出时间在延长，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专门的阵地来关注这作为“大多数” 的普通人--按照94年《人民日报》的文章的说法，“在《生活空间》出现以前，只有在电视红娘中老百姓才是主角”。

　　“我们平视生活，我们并非把嚼过的蛋糕给观众，我们要做的是切开捧给观众。”记者：具体地讲，《生活空间》第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里程碑意义上的节目是哪部片子？它区别于以往的《生活空间》和其他电视片的特点在哪里？

　　陈氓：可能是《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讲的是北京的一个家庭资助张北的一个穷孩子上学的事。这个片子的摄像是以前有过纪录片拍摄经验的毕鉴锋，他在这部片子中，镜头的处理和观念意识上都有不同之处，我参与了这部片子的后期剪接。这部片子可以说是《生活空间》的旗帜。从这部片子我们开始了这样一种尝试：不再是为了一个预设的论点寻找论据，甚至不再给出明确的结论，我们强调的只是记录这个过程，旨在表现“有这样一种发生”。没有记者深刻的采访，没有华丽的解说词，没有布光……有人很不解，问我们“到底你想说什么”，甚至说我们是在拉洋片。按照当时对电视片的期待，应该有构图，摇得要稳，要有推拉……而我们呈现给观众的是非常原始的、粗糙的、非常毛边的东西。而其实有心人可以看出来，从这个片子开始，我们最根本的改变是基本态度的变化。

　　记者：这个基本态度是什么？请举例来解释。

　　陈氓：这个基本态度体现在我们给自己定位为“生活的目击者”。并非全知全能，我们平视生活，我们并非把嚼过的蛋糕给观众，我们要做的是切开捧给观众，请他来品尝，我们并不是要告诉观众煤球是黑的，而是“请您到这边来”，我们只提供一个视点。

　　比如我们曾经拍摄的《失去孩子的家庭》。这个片子讲的是一个见义勇为被流氓乱刀捅死的出租车司机。在领导要求我们再报道之前，《东方之子》已经报道过了，事迹说清了，亲朋好友也采访过了，按照传统的想法，我们没什么可拍的了。但我们是这样报道英雄火化那一天的：在采访之前，我和编导说你就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同情心的青年，你去看望死者的两位老人，你什么问题也不用准备，到了那儿，你想安慰就安慰，你该搀扶就搀扶，你想哭就哭，摄像呢，就把编导看到的追悼会前后这个家庭的情形跟拍下来就行了。结果这个片子的效果很好，对“痛苦”的表现，对“见义勇为”的高扬都十分强烈。

　　“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记者：《生活空间》的标版是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选题和“讲述”方式上是一直在追随这个定位和理想，还是有着细微的调整？

　　陈氓：是有调整的。前面所讲基本是《生活空间》前期，93年到94年的基本情况。在这一阶段我们走的还基本是 “人文教化”的路子，老想告诉观众一个道理。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贴近了生活，远离了时代。因为我们一直过于关注和接近个人的，作为人本身的一些东西，多少有些忽视时代特色。

　　1994年底，我就在思考改版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我们在挖坑，一个接一个，可是缺乏纵深性；因此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一个好的题材延长观察的周期，呈现的变化更完整一些，反映的事情更复杂一些，所以这之后我们就出现了每天讲一集一个星期讲一个故事的情形，它在形式上仿照我们的章回体小说，独立成篇又能连缀成一个故事。这个形式上的变革坚持了一段，我认为还是成功的，但因为其他原因后来还是停掉了。

　　形式之外，在95年底，我就发现我们在重复主题，通过李大妈讲的和通过王大爷讲的是一个道理。96年初我们提出了新的目标————“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这个提法是针对我在1994年5月《东方时空》开播一周年会上的讲话而言的，那时候我们给《生活空间》的定位是“体现对每一个人的尊重”，这也就暗含了《生活空间》平视生活的原则，实现人文教化的目标。而新的目标则更强调“关注社会变革”，关注变革影响下的人物命运。这个转变使《生活空间》的创作前景再一次豁然开朗，《生活空间》既贴近了生活又贴近了时代。

　　新的选题层出不穷。以往我们的选题往往是道听途说式的，而这之后我们的编导更加有意识地关注国家的重大事件重大变革，从报端的时事分析生活中哪些人群正在经历哪些变化。比如我们在96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拍摄了《许姐的夏天》。那时候我们意识到下岗是中国改革实践中人们生活一个深重的变化，于是我们有意识地寻找，我们先是找到了下岗学校，再找到了许姐。这之后的《生活空间》试图努力担负起关注主流人群，记录历史的任务。为了这个目标，在创作实践上我们强调加大背景，体现时代风貌。从拍摄上讲，背景不是用全景，也不是多加解说词，而是用结构的力量加大背景，注意选择配角，注意主配角的“关系”。

　　“我们拍摄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被拍摄者感到莫名其妙，觉得‘我算什么，我有什么可拍啊’。”记者：《生活空间》做到现在为止，作为一类节目的鼻祖，已经有2000多个普通老百姓不再作为政治的类的代表，群体大众的模糊符号，而是以个人身份，作为主角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人们常常愿意把《生活空间》和“人文关怀”、“民间视角”等词相提并论，您能不能分析这样的期待和评价是在中国观众一贯收受的什么样的电视文化，什么样的日常遭遇，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下提出来的？《生活空间》的慰藉作用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陈氓：（我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生活空间》的所谓“人文关怀”是这样实现的。首先体现在拍什么，怎么拍上。生活空间的主角是人，个人，普通的个人；在怎么拍上，影像这种传播手法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宽容和尊重的姿态，而且我们所采用的拍摄手法又基本是自然主义的，长镜头、跟拍、同期声、平视……我们的拍摄基本是一种被动拍摄，而被拍摄者是主动的，结构片子的是人物本来的生活。我们试图一方面尽量接近真实，一方面尽量减少介质带来的侵略性。这不但是对被拍摄者而言的尊重，对受众而言，这样的内容这样的形式没有给观众直接的说教直接的结论，而是留给他选择判断的权利，同样是宽容是尊重。

　　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生活空间》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为“目击者”的态度，关怀的态度，人本人道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是一种拍摄状态下的工作态度，也是拍摄者本人的应具备并传达给感染给观众的一种生活态度。比如我们拍的《大阅兵》，讲的是祖孙两代参加阅兵的军人跨越50年的故事。但是我们的镜头朝向的是这两个男人身边的女人，奶奶和孙媳妇，而在这50年中，我们的片子又用3分钟的时间请奶奶讲她第一次分娩的痛苦……这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空间》的态度。

　　记者：请您当仁不让地谈谈《生活空间》之于中国新闻改革之于中国电视文化的位置、意义和影响。有评论认为《生活空间》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就我看，《生活空间》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改变了中国人对电视的一种封建的、可怜的认识-- 原来不仅仅是他们可以上电视啊，原来不止是那些事情可以上电视啊，原来你我，原来家长里短也可以上电视！

　　陈氓：我们拍摄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被拍摄者感到莫名其妙，觉得“我算什么，我有什么可拍啊”。

　　有人认为《生活空间》的意义可能还不止是提供了一种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带动了电视电影制作的纪实风。不单是一种电视符号，不仅培养了一批制作者也培养了一代观众。比如学者王纪言认为《生活空间》在纪录片普及运动中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提高了中国观众解读纪录片的能力。学者汪晖认为《生活空间》体现了一种很珍贵的人道主义认知方式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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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空间》陈氓：做生活的目击者学者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12月15日 16:13 南方周末　　访：本报记者　刘天时　　谈：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制片人　陈氓　　“在《生活空间》出现以前，只有在电视红娘中老百姓才是主角。”记者：听说《生活空间》明年可能改版，为什么？会朝哪个方向改？　　陈氓：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有人认为现在的《生活空间》缺乏新闻性。我想这是人们对“什么是新闻性”的理解不同。我理解的新闻性并不全等于时效性，而凡是那些人们不曾知道的，或者不曾被合适地表现，被真正地理解的事物都是具备新闻性的。而且我也相信在电视文化愈来愈趋向轻松和娱乐化的今天，保留一个相对严肃凝重的栏目是完全必要的。　　记者：据说《生活空间》初创的时候定位是一个易碎的、生活服务性的节目，它是如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在内容上“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形式上追求纪实风格的电视纪录片栏目的？请您结合媒体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讲讲它的蜕变发展的过程。　　陈氓：《生活空间》开办于1993年5月，我是7月份来的。此前我在《观察与思考》做记者。我申请来《生活空间》一是因为这个节目差不多天天播，也就天天有活干；二是因为我想做服务类的节目。服务类节目至少不会说假话，教教人们炒菜做饭，也不是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　　我们最开始的模仿目标就是《为您服务》--80年代后期形成发展的《为您服务》一类的节目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把电视从单纯地传播政治经济的严肃信息的束之高阁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使电视更有大众性；但是到了93年那时候，这类节目太多了，《生活空间》处于一个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地位。　　我接手《生活空间》后，经我手写的改版方案就有十来种之多--我们找不准自己的定位。其中一种付诸实施的是这样的：一分钟的《话今日》，两分钟的《走天下》，还有一个5分钟的版块由以下《老百姓》三个版块轮换播出：《健康城》讲健康；《红地毯》讲文体圈的；《老百姓》讲的是普通人8小时以外的生活。　　但是一个契机使我们自信《老百姓》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栏目。那是我们播了一个《老俩口骑车走天下》的节目，讲的是一对老夫妇把三轮车改造成能做饭能睡觉的工具，周游各地的事。在一次研讨会上，这个节目成了一个话题--这在以前的《东方时空》总结会上是不曾有过的，《生活空间》一直是可有可无的。大家对这个节目的评价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望，有人甚至说，这个片子对他人生观的震撼不亚于读了一本书。　　另外，那一阵子，《走天下》这个旅游节目走了一个来月一直没“走”出故宫，讲的都是帝王将相的事，领导要求停掉。这样《生活空间》又面临调整--我们决定放大《老百姓》这一块，就把它做成《生活空间》，就讲讲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普通境遇。　　记者：这是突如其来的想法还是您早有酝酿？　　陈氓：其实在我来《生活空间》之前就有把《生活空间》办成一个提高中国人的人文教养的节目的想法，因为我理解服务类节目不仅仅是如何养鱼种花一类的生活技能的服务，人的精神方面的服务可能来得更为紧迫。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但当时不过是模模糊糊的想法，没有找到载体。后来在做《老百姓》的过程中，我们在思考--生活的主体是人，人的主体又是普通人，中国的电视频道在增多，播出时间在延长，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专门的阵地来关注这作为“大多数” 的普通人--按照94年《人民日报》的文章的说法，“在《生活空间》出现以前，只有在电视红娘中老百姓才是主角”。　　“我们平视生活，我们并非把嚼过的蛋糕给观众，我们要做的是切开捧给观众。”记者：具体地讲，《生活空间》第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里程碑意义上的节目是哪部片子？它区别于以往的《生活空间》和其他电视片的特点在哪里？　　陈氓：可能是《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讲的是北京的一个家庭资助张北的一个穷孩子上学的事。这个片子的摄像是以前有过纪录片拍摄经验的毕鉴锋，他在这部片子中，镜头的处理和观念意识上都有不同之处，我参与了这部片子的后期剪接。这部片子可以说是《生活空间》的旗帜。从这部片子我们开始了这样一种尝试：不再是为了一个预设的论点寻找论据，甚至不再给出明确的结论，我们强调的只是记录这个过程，旨在表现“有这样一种发生”。没有记者深刻的采访，没有华丽的解说词，没有布光……有人很不解，问我们“到底你想说什么”，甚至说我们是在拉洋片。按照当时对电视片的期待，应该有构图，摇得要稳，要有推拉……而我们呈现给观众的是非常原始的、粗糙的、非常毛边的东西。而其实有心人可以看出来，从这个片子开始，我们最根本的改变是基本态度的变化。　　记者：这个基本态度是什么？请举例来解释。　　陈氓：这个基本态度体现在我们给自己定位为“生活的目击者”。并非全知全能，我们平视生活，我们并非把嚼过的蛋糕给观众，我们要做的是切开捧给观众，请他来品尝，我们并不是要告诉观众煤球是黑的，而是“请您到这边来”，我们只提供一个视点。　　比如我们曾经拍摄的《失去孩子的家庭》。这个片子讲的是一个见义勇为被流氓乱刀捅死的出租车司机。在领导要求我们再报道之前，《东方之子》已经报道过了，事迹说清了，亲朋好友也采访过了，按照传统的想法，我们没什么可拍的了。但我们是这样报道英雄火化那一天的：在采访之前，我和编导说你就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同情心的青年，你去看望死者的两位老人，你什么问题也不用准备，到了那儿，你想安慰就安慰，你该搀扶就搀扶，你想哭就哭，摄像呢，就把编导看到的追悼会前后这个家庭的情形跟拍下来就行了。结果这个片子的效果很好，对“痛苦”的表现，对“见义勇为”的高扬都十分强烈。　　“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记者：《生活空间》的标版是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选题和“讲述”方式上是一直在追随这个定位和理想，还是有着细微的调整？　　陈氓：是有调整的。前面所讲基本是《生活空间》前期，93年到94年的基本情况。在这一阶段我们走的还基本是 “人文教化”的路子，老想告诉观众一个道理。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贴近了生活，远离了时代。因为我们一直过于关注和接近个人的，作为人本身的一些东西，多少有些忽视时代特色。　　1994年底，我就在思考改版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我们在挖坑，一个接一个，可是缺乏纵深性；因此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就一个好的题材延长观察的周期，呈现的变化更完整一些，反映的事情更复杂一些，所以这之后我们就出现了每天讲一集一个星期讲一个故事的情形，它在形式上仿照我们的章回体小说，独立成篇又能连缀成一个故事。这个形式上的变革坚持了一段，我认为还是成功的，但因为其他原因后来还是停掉了。　　形式之外，在95年底，我就发现我们在重复主题，通过李大妈讲的和通过王大爷讲的是一个道理。96年初我们提出了新的目标————“在飞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这个提法是针对我在1994年5月《东方时空》开播一周年会上的讲话而言的，那时候我们给《生活空间》的定位是“体现对每一个人的尊重”，这也就暗含了《生活空间》平视生活的原则，实现人文教化的目标。而新的目标则更强调“关注社会变革”，关注变革影响下的人物命运。这个转变使《生活空间》的创作前景再一次豁然开朗，《生活空间》既贴近了生活又贴近了时代。　　新的选题层出不穷。以往我们的选题往往是道听途说式的，而这之后我们的编导更加有意识地关注国家的重大事件重大变革，从报端的时事分析生活中哪些人群正在经历哪些变化。比如我们在96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拍摄了《许姐的夏天》。那时候我们意识到下岗是中国改革实践中人们生活一个深重的变化，于是我们有意识地寻找，我们先是找到了下岗学校，再找到了许姐。这之后的《生活空间》试图努力担负起关注主流人群，记录历史的任务。为了这个目标，在创作实践上我们强调加大背景，体现时代风貌。从拍摄上讲，背景不是用全景，也不是多加解说词，而是用结构的力量加大背景，注意选择配角，注意主配角的“关系”。　　“我们拍摄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被拍摄者感到莫名其妙，觉得‘我算什么，我有什么可拍啊’。”记者：《生活空间》做到现在为止，作为一类节目的鼻祖，已经有2000多个普通老百姓不再作为政治的类的代表，群体大众的模糊符号，而是以个人身份，作为主角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人们常常愿意把《生活空间》和“人文关怀”、“民间视角”等词相提并论，您能不能分析这样的期待和评价是在中国观众一贯收受的什么样的电视文化，什么样的日常遭遇，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下提出来的？《生活空间》的慰藉作用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陈氓：（我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生活空间》的所谓“人文关怀”是这样实现的。首先体现在拍什么，怎么拍上。生活空间的主角是人，个人，普通的个人；在怎么拍上，影像这种传播手法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宽容和尊重的姿态，而且我们所采用的拍摄手法又基本是自然主义的，长镜头、跟拍、同期声、平视……我们的拍摄基本是一种被动拍摄，而被拍摄者是主动的，结构片子的是人物本来的生活。我们试图一方面尽量接近真实，一方面尽量减少介质带来的侵略性。这不但是对被拍摄者而言的尊重，对受众而言，这样的内容这样的形式没有给观众直接的说教直接的结论，而是留给他选择判断的权利，同样是宽容是尊重。　　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生活空间》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为“目击者”的态度，关怀的态度，人本人道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是一种拍摄状态下的工作态度，也是拍摄者本人的应具备并传达给感染给观众的一种生活态度。比如我们拍的《大阅兵》，讲的是祖孙两代参加阅兵的军人跨越50年的故事。但是我们的镜头朝向的是这两个男人身边的女人，奶奶和孙媳妇，而在这50年中，我们的片子又用3分钟的时间请奶奶讲她第一次分娩的痛苦……这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空间》的态度。　　记者：请您当仁不让地谈谈《生活空间》之于中国新闻改革之于中国电视文化的位置、意义和影响。有评论认为《生活空间》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就我看，《生活空间》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改变了中国人对电视的一种封建的、可怜的认识-- 原来不仅仅是他们可以上电视啊，原来不止是那些事情可以上电视啊，原来你我，原来家长里短也可以上电视！　　陈氓：我们拍摄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被拍摄者感到莫名其妙，觉得“我算什么，我有什么可拍啊”。　　有人认为《生活空间》的意义可能还不止是提供了一种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带动了电视电影制作的纪实风。不单是一种电视符号，不仅培养了一批制作者也培养了一代观众。比如学者王纪言认为《生活空间》在纪录片普及运动中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提高了中国观众解读纪录片的能力。学者汪晖认为《生活空间》体现了一种很珍贵的人道主义认知方式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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