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一部题为《上海的早晨》的堪称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 在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它的出版，比起它所叙述的故事来说， 在时间上已经晚了两年，但是，这件事仍旧有着深远的象征意义。它宣布， 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论其人数如何少得可怜————已经被完全摧毁 了！政治需要这样一部小说。尽管近代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以往在中国取 得的发展，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规模上看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出于“铲 除私有制”的政治使命，即使微不足道，自由资本的存在也不能够容忍， 因此，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很快展开了，并且在１９５６年宣布“基 本完成”。作为被定义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创作，显然要配合这样一 种政治意志，于是才有《上海的早晨》的写作和出版。不过，具有喜剧意 味的是，４０年后，当人们普遍注意到城市文学日益兴旺的态势而关心起 它在共和国文学史上的前史时，恰恰发现，这一历史要从《上海的早晨》 算起，更有甚者，这部为资本的覆灭而欢呼和庆贺的长篇小说几乎就是前 ３０年唯一一部城市题材作品！

　　中国因为传统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文学发育既不充分，速度也颇 迟缓。中晚明前后，可以视为城市文学前身的“市人文学”，曾因城镇商 业和手工业的发达而一度兴盛，出现过《三言》和《金瓶梅》，势头却没 有保持下去，况且与我们目下所谈之“城市文学”也并非一物。大致到本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近代资本主义的引入为背景，中国才迎来一次真正的 城市文学浪潮，不过，几乎仅限于上海一地，主要的作家有丁玲、叶灵凤 、张资平、曾今可、章克标、刘呐鸥、黑婴、禾金、穆时英、张爱玲、茅 盾等。可是，它虽勉强可称为“浪潮”，终因中国城市近代化程度普遍低 下而欠缺丰厚的城市文学土壤，最终只是借助十里洋场而昙花一现。

　　１９４９年，共和国成立，中国终于告别风雨飘摇的过去，进入一个 相对来说社会尚算稳定的时期。也是从那时起，国家有可能正常地开展经 济建设，完成其近代化使命。但是，直到８０年代以前，国家对于近代化 问题的认识仅仅建立在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这样，就形成了 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模式。其特殊性在于，它既非资本 主义前的自然经济，亦非开放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应该说，它引入了代经 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基本结构，但是在运用和管理上却以公有制和国家垄 断取代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这种特殊的经济模式，带来了特 殊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我们看到，５０年代后，为适应工业化需要，中 国社会的重心确实从农村移至城市，新增城市数量颇多，城市规模也普遍 扩大；另一方面，在精神上，这种城市却不具备一般近代城市的性质，反 而有着类似于古典城市的很强的政治权力色彩。换言之，１９４９年后的 中国城市，基本上可以描述为充分政治化的大工厂———强大的政治权力 坚决排斥货币的权威和商品的自由交换法则，用行政手段控制生产资料和 生活资料的分配，从而也牢牢控制着作为主体的城市居民的存在意识和存 在方式。

　　对于这种现实，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上海的早晨》，的确具有不容忽 视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当小说描写到那些民族资本家不得不放弃抵抗、 神色黯然地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时，我们便知道，中国的城市文学也暂时 随之划上了一个句号。他们的消失，所代表着的，是市场的消失，或者不 如说，是政权对市场的拒绝和不承认。这一点，从根本上夺掉了城市文学 的社会底蕴，谁都无法想象，在市场精神成为禁忌以后，城市叙事还有任 何展开的可能性。

　　果然，直到８０年代晚期以前，我们从文学史上可以说看不到城市文 学存在的一丝一毫迹象。当然，一直有一类作品，例如《百炼成钢》、《 机电局长的一天》，它们讲述的故事，若就发生地点而言，是在城市之中。 但是显而易见，它们对城市本身没有兴趣，也缺乏意识，它们意识到的， 只是符合计划经济模式概念的“工业部门”这个对象，它们所要表现的， 也是计划经济模式这架机器上某个环节的运转情形。

　　这种情况的改变，当然有待于现实生活本身。８０年代，中国的现实 生活在不事声张中开始了某些根本性的转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逐 渐放松了过去曾经是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标准，例如姓资姓社的问题：这 种松动表明的是默认式的接纳，接纳现代经济的普遍模式、接纳经济全球 化过程、接纳市场的权威等等。由此我们看到，尽管现代化（近代化）问 题本身远非８０年代新提出的问题，但是，对它的评价和解释却有了实质 性的不同；直到７０年代末，“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依然是从实用主义、 手段主义的角度提出，体用分明。然而随着实现现代化的实践过程本身的 推进，体用界限渐渐模糊了，从原先立足于对西方先进经济的技术层面引 进，逐渐变作对西方经济模式甚至整个文明模式的趋近———至９０年代 初，上述根本思路的调整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确定下来。

　　显而易见，经济改革从８０年代初起步，大致经过头一个１０年的积 酝，至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素来平静而且乏味的中国城市终于如万花 筒似地旋转起来了，从外观到内里蜕变着，令久居其中者也深感陌生；到 处耸立起巨厦和长龙般钢筋水泥大桥，奢华的酒店、货架上堆满商品的超 级市场、随处可见的巨型广告牌等等象征着繁华的城市文明的物体在刺激 着人们的消费意识，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敢于公开以金钱为目的而勤奋工 作。而在另一面，出于同种原因，妓女、毒贩子、低级出版物制售者、银 行抢劫犯、腐败的官员、利用计算机进行金融犯罪的高级罪犯也随之而来。 成功者出现了，弱者出现了，不平等出现了，巨大的活力与普遍的堕落一 齐出现了。这注定了将是一个被物欲驱使的疯狂而崭新的时代，它的疯狂 如人们已看到的那样，丝毫不亚于２０年前那个被政治狂热所驱使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以物的名义，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为所欲为，物便是这时代 的《圣经》，中国人终于能够不是在字面和想象上，而是在切身体验中去 理解当年马克思于《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讲的“异化”究竟 是怎样一回事。

　　事实证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论断对于文学发展并非没 有意义。当我们眼下开始把“城市文学”当作一个新鲜话题、新鲜现象加 以谈论时，我们无法否认，它首先来自于社会现实，而不是来自文学“内 部”，是历史的变迁造就了这一文学事实，而不是从文学史当中衍生了这 一题材———诚然有许多文学题材是在文学史内部衍化延续的结果，但我 们看到对中国而言，城市文学却不是这样，它完完全全是社会进化造成的。 进入９０年代，当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实行时，感觉上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城市文学一下子成为当代文学的主要支脉，此时走上文坛的所谓“新生代” 作家，差不多清一色地以城市为他们的写作对象，尽管他们的写作如同中 国的城市化进程本身一样，仍处在初步的阶段，但是，从中国的社会发展 趋向来预测，新生的城市文学绝不可能昙花一现，它是一座可以深挖的宝 藏；从这里，未来２０年内，将产生出可以代表自己时代的作家———如 果我们确信目前中国社会的变革在其几千年历史上具有根本性的划时代意 义的话。　李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