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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的经历―五十年文学理论批评变迁

陈骏涛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9月8日 10:22 南方日报

　　五十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在极不平静的风雨历程中渡过的。就以“文学是人学”这一如今已成为尽人皆知的文学常识来说，它之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有一番很不平凡的经历！

　　1957年上半年，巴人（王任叔）的一篇《论人情》、钱谷融的一篇《论 “文学是人学”》，曾在文坛上掀起了多大的波澜！他们提出了当时的文艺作品 “缺乏人情味”，“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而古今中外一切能够被我们所继承下来的文学作品，其所以能被我们所喜爱、所珍视，根本的原因，乃是由于描写了共同的人性，“浸透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钱谷融）。

　　这些观点提出后，得到了人们的共鸣，获得了不小的反响。但在1957年下半年，政治风云突变，以及1960 年“反修”、“批修”的情势下，巴人、钱谷融，连同附和他们意见的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两度遭到批判，批判的中心就是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在批判者看来，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而人道主义则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潮。宣扬人性论，“ 其矛头正是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为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姚文元：《批判巴人的人性论》），这正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正是意识形态上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马文兵：《在“人性”问题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与此相连，文学上的其它问题，如“共鸣”说、山水诗的阶级性、“共同美”和“第三种文艺”等问题，都是以贴阶级标签、政治标签的庸俗阶级论、庸俗社会学方法，来代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被否定了，人们几乎不敢言“情”谈“性”。　　“文革”期间，对“人性论”的批判又一次升级，被江青一伙诬为“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其遭遇可想而知！

　　新时期以来，人的问题重新被提出：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又成为热点问题。首先是何其芳于1977年9月发表了《毛泽东之歌》一文，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关于“共同美”问题的论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于是，闸门被打开，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的讨论便热烈地展开了。在讨论中，虽然仍存在着意见分歧，在初期也仍有人沿用昔日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将对立方的意见“上纲”、“上线 ”。但相对而言，气氛已远为平和，讨论的问题也比过去远为深入，而且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对人性概念的理解，固然仍有种种的不同，但在有没有共同人性的问题上，许多人都予以承认，这种共同人性就是先前巴人、钱谷融所说的“人人相通的东西”。有人还根据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来论证马克思是承认有共同人性的。因此不能说没有抽象的人性，也不能说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这是以前讨论中所没有出现的现象。

　　人道主义是文学问题，更是个哲学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的关系？周扬提出了“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是“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异化现象的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如今，人性问题非但不是禁区，而且已经成为作家和批评家们自由驰骋的天地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文学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过犹不及”，有些现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由于价值标准的失范，有些文学作品在描写人性的丑恶面时，创作主体与描写对象之间没有保持必要的距离，缺少严格的审视和批判的眼光，甚至以丑为美，转而去欣赏这种丑恶；又如，有些文学作品洋洋自得于描写人性浅层的、表面的东西（如性的欲望、金钱的欲望等等），却忽略了对人性深度的开掘，这些作品无形中便成为人的浅层欲望的载体，等等。因而，当我们在回眸五十年来人性问题的变迁时，这些负面的东西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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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论”的经历―五十年文学理论批评变迁陈骏涛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9月8日 10:22 南方日报　　五十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在极不平静的风雨历程中渡过的。就以“文学是人学”这一如今已成为尽人皆知的文学常识来说，它之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有一番很不平凡的经历！　　1957年上半年，巴人（王任叔）的一篇《论人情》、钱谷融的一篇《论 “文学是人学”》，曾在文坛上掀起了多大的波澜！他们提出了当时的文艺作品 “缺乏人情味”，“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而古今中外一切能够被我们所继承下来的文学作品，其所以能被我们所喜爱、所珍视，根本的原因，乃是由于描写了共同的人性，“浸透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钱谷融）。　　这些观点提出后，得到了人们的共鸣，获得了不小的反响。但在1957年下半年，政治风云突变，以及1960 年“反修”、“批修”的情势下，巴人、钱谷融，连同附和他们意见的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两度遭到批判，批判的中心就是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在批判者看来，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而人道主义则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潮。宣扬人性论，“ 其矛头正是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为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姚文元：《批判巴人的人性论》），这正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正是意识形态上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马文兵：《在“人性”问题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与此相连，文学上的其它问题，如“共鸣”说、山水诗的阶级性、“共同美”和“第三种文艺”等问题，都是以贴阶级标签、政治标签的庸俗阶级论、庸俗社会学方法，来代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被否定了，人们几乎不敢言“情”谈“性”。　　“文革”期间，对“人性论”的批判又一次升级，被江青一伙诬为“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其遭遇可想而知！　　新时期以来，人的问题重新被提出：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又成为热点问题。首先是何其芳于1977年9月发表了《毛泽东之歌》一文，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关于“共同美”问题的论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于是，闸门被打开，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的讨论便热烈地展开了。在讨论中，虽然仍存在着意见分歧，在初期也仍有人沿用昔日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将对立方的意见“上纲”、“上线 ”。但相对而言，气氛已远为平和，讨论的问题也比过去远为深入，而且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对人性概念的理解，固然仍有种种的不同，但在有没有共同人性的问题上，许多人都予以承认，这种共同人性就是先前巴人、钱谷融所说的“人人相通的东西”。有人还根据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来论证马克思是承认有共同人性的。因此不能说没有抽象的人性，也不能说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这是以前讨论中所没有出现的现象。　　人道主义是文学问题，更是个哲学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的关系？周扬提出了“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是“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异化现象的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如今，人性问题非但不是禁区，而且已经成为作家和批评家们自由驰骋的天地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文学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过犹不及”，有些现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由于价值标准的失范，有些文学作品在描写人性的丑恶面时，创作主体与描写对象之间没有保持必要的距离，缺少严格的审视和批判的眼光，甚至以丑为美，转而去欣赏这种丑恶；又如，有些文学作品洋洋自得于描写人性浅层的、表面的东西（如性的欲望、金钱的欲望等等），却忽略了对人性深度的开掘，这些作品无形中便成为人的浅层欲望的载体，等等。因而，当我们在回眸五十年来人性问题的变迁时，这些负面的东西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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