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同事让我快给一位女士回电话，“她纠正我的发音，说她不是姓‘徐’，而是‘瞿’。”

　　人真的有“第六感”么？是她，她和外语打交道三十多年，语音是基本功。一瞬间我把涌上嘴边的苏轼词句又咽 在心里：“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算起来已有二十五年不见，她回来了？猜不透客居异乡多年的她回来与我联系的目的。我找了间无人的办公室拨通电 话，熟悉的声音便震动起鼓膜。一听她检讨自己当年的做法，还说不是我的错，我急得受宠若惊地拼命自责，抢着在电话里说 。最后她约我去一位女同学家见面，我没理由不去，只要求别把过去的事说给大家听，她一口允诺，让我给那个做东的同学再 打个电话。

　　三十多年前，在那所寄宿制中学，是文革撮合了我们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一群孩子，一起大串联，又一起当逍 遥派。有一天我暗暗留心起她，她却全然不知。高中毕业我参军离宁，她也分配了工作。两年后我惊悉她被推举去北京上了大 学。二十来岁不懂得什么是随缘，什么该放弃，我先是给她写了几封信，接下来托战友捎去一本精美相册当面呈交，里面自然 夹着一封决定我命运的信--当“图穷匕首见”的时候，她早已有所防备，回绝的方式挺生硬，有点义正辞严的味道。那阵子 我正因为母亲的“海外关系”而入党受阻，上学亦不能，再加上这件自寻烦恼的事情，心境真可用“惨烈”二字形容。那一回 放弃得很被动，很苦涩。后来听说她留校任教，在北京成了家，八十年代赴欧留学，后以女性少见的胆略作洲际迁徙，再把丈 夫、女儿接出去，在异国就业、置产，安家落户。这期间里我的骨子里竟一点点滋生出“大丈夫何患无妻”的气概。有一天当 我脱下褪色军装终于回到母校身边，却听说她已远在那个寒冷的高纬度国度。

　　那晚，我一进那屋就明白是要在她搭的舞台上唱主角了，唱的曲目就是“单刀赴会”--满屋子杯盏丁当作响， 正忙着上菜的女生，一水儿是她当年的“死党”。打小都寄宿在校，谁、谁的眉眼里藏些什么我能不清楚？这时才明白让我打 电话给做东的主人，是为打消人家的顾虑。饭桌上我对她们所有的双关话语要么不搭茬，要么岔开去，当大家的面给远道归来 的她斟酒、布菜，再以满杯之酒敬她一次、又一次。成熟的女人们看懂了，但是饶不过我，端起杯子轮番进攻，我不胜酒力但 来者不拒，直喝到她也不得不出来劝解。那晚越喝心里越有话要说，但冥冥之中我要用毅力同体内酒精作殊死搏斗，让一切尽 在不言之中。吃罢晚饭大家合影，我和她几乎同时摸出相机。

　　临离开南京之前她来电话辞行，发自内心地说了好些抚慰的话。我觉得这对于她并不公平，却不知该说什么，只 因为对人生这部巨著已解读过半。这些年来忙工作、忙养家，偶尔与老同学们谋面竟毫无隔膜之感，仿佛神交已久。我的梦里 可曾也有过她？明日故人又将远游，缘起缘灭，人生本无常，但愿她此去心中已不存遗憾。

　　我要默默地说：人生真好，做个男人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