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公众号“新浪微整形”，查看更多精彩原创内容！4月12日，韩生学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失独者”的聚会。他注视着那些父母，想努力记住他们苍老的脸。
但他发现，“他们似乎都长得一样，同样的表情、同样的眼神，甚至连说话都是同样的腔调”。
失独家庭在过去的12年间，韩生学走访了100多个“失独者”，他一直尝试勾勒出这些“失独者”的完整肖像。直到4月15日，他的26万字报告文学，“全景式反映‘失独’问题”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
和作品一起进入公众视野的，还有他的身份：湖南省怀化市计生委副调研员，一名称职的副处级干部——在25年的计生工作中，他打赢过几十场“计生攻坚战役”，数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书柜里的荣誉证书足足有半米高。
也正因为这处境微妙的身份，有人赞扬他是“积极的反思者”，也有人公开呛他是“体制内的叛变者”。而对他来说，计生干部的身份是责任，也是负担，创作这部作品只是“在目睹众多惨剧后，不得不做的事”。
“对整个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尘埃，而对我而言，你却是整个世界。”
和往常一样，在北京签售会后的那天晚上，韩生学又点开了手机里的“失独”群。
看着群里那些名叫“唯一”“挚爱”“宝贝”“心碎”“坚持”的父母相互慰藉，他试图插上一句安慰的话，但他的手指悬在离屏幕只有几厘米的位置，却“沉重地抬不起任何一根”。
这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低头盯着手机，穿着一件黑色翻领夹克，肤色暗沉，眼宽鼻阔，看起来和普通的基层干部没什么两样。
“和他们接触时要少提问多倾听。”在连续12年的走访中，这是韩生学领悟到的第一条法则。
即使走出了创伤初期避世、厌世的阴霾，但一些外界的刺激仍会触碰“失独者”还未愈合的伤口，给他们带来“阵痛”。
韩生学正在做的，就是记录他们。
“走在大街上，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像自己的孩子，街坊邻居在谈论孩子，电视上也都是关于孩子的连续剧，就连广告都是与孩子相关的。”一个“失独”母亲曾如此向韩生学讲述自己的无奈。
几乎所有的“失独者”都经历过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网络一度成为他们寄托感情的出口。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人过问他们的过往，一些“同命人”还可以聚集在一起，互相取暖。
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者”中，不论是身体还算健朗的中年人，还是手指颤抖的老人，几乎都学会了打字、上网。
一位失去独子的母亲，在得到儿子的QQ号后才找到了生活的微光。这位从来没有碰过电脑的老人自己摸索着学会了上网，每天天还没亮，她就爬起来打开电脑，输入密码，等待屏幕右下角自己和儿子的QQ头像亮起——这几乎成了她每天进入另一个世界前的固定仪式。
“儿子，妈来了。”母亲说。
“妈妈，我想死你了！”她用儿子的QQ回话。
每天，这位母亲至少要花20个小时跟“儿子”聊天，只有“儿子”和“母亲”的QQ头像依靠在一起时，她才会觉得母子俩重新“团圆”。
“哥们儿，我快结婚了，可惜你不能到现场随份子，你多不够意思。”一个朋友在儿子的空间留言说。
看到这句话，这位母亲不知道第几次失声痛哭。她用儿子的口气回复朋友：“放心，祝福准到。”
婚礼那天，她在门口把礼金塞到儿子朋友的手里，哭着转身离开。
除了用QQ和“儿子”沟通外，在韩生学采访过的“失独”家庭中，超过九成的父母都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留住”他们的孩子。
武汉的一位“失独”父亲是一名政府官员，白天他总是穿着整洁的西服，打着一丝不苟的领带，拼命地工作。晚上回到家，脱去那身西服，他会整夜地坐在地板上，抱着儿子的骨灰盒，嘴里不住地重复：“孩子，让爸爸抱抱你。”就这样，他已经在地板上躺过了8个酷暑和寒冬。
“孩子突然走了，在他们眼里，与孩子有关联的一切东西，都是鲜活的生命，能呼吸，会说话。”韩生学感叹。
同样在武汉，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女儿后，除了偶尔出门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外，一天24小时都把自己锁在女儿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她保留了女儿房间里的一切布置，甚至珍藏着女儿的头发和乳牙。每天她都要抚摸屋里的每一件物品，女儿用过的桌椅、毛毯、衣服、书笔和玩具……
韩生学接触过的很多“失独”父母，用给孩子写信的方式寄托无处安放的伤痛。一位母亲在给死去儿子的信中写道：我心爱的儿子，对整个世界而言，你只是一粒尘埃，而对于我而言，你却是我的整个世界。
为了完成这份报告，他去过10多个省市，采访了100多位父母
为了这部调查报告，韩生学去过10多个省市，采访了100多位“失独”父母，直到“完全融入了他们的圈子”。可放在25年前，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跟独生子女家庭联系在一起。
1992年，韩生学正式成为怀化市溆浦县计生委的一名科员。那时“县里几乎只有经济建设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调到这个举足轻重的部门，他颇感自豪。
初到计生委的韩生学像是有用不完的干劲儿，每周有一半时间待在乡下宣传指导工作，“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
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贫穷得吃不上饭，最终被困在大山，韩生学坚信“传统的生育观念害人不浅，必须纠正”。
上世纪90年代初，县计生委的主要工作是每年4次的“计划生育突击行动”。每到这个时候，县里就会成立“总指挥部”，县委书记亲任政委，县长任总指挥，实行全军事化管理。
韩生学负责到各个乡镇检查“流产指标”和“结扎指标”的执行情况，碰到工作做得差的乡镇，这个会写诗的“文学青年”也会忍不住指着镇计生专干的鼻子破口大骂。
后来，韩生学发现基层干部的抱怨越来越多，“村妇联主任的庄稼刚种下，一夜之间被人砍光，鸡鸭也被人全部偷走”。
最严重的一次，一个村干部的独生子被人报复杀害，而凶手的妻子曾经被这名村干部拉去强制引产。
韩生学虽然对基层计生工作的粗暴方式也有不满，他仍把众多屡见不鲜的干群冲突归咎为老百姓（43.670， 0.74， 1.72%）的愚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
这个疑问，直到韩生学遇到老许的那双眼睛后，才慢慢解开。
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4次的“计生突击检查”已经变成了每年两次，狂风暴雨般的计生工作也逐渐平静下来。也正是这个时期，韩生学的办公室里开始陆续出现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
老许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男人失去独生女儿不久，还要面对精神失常的妻子。
女儿离去后，因为担心刺激到妻子，老许不敢在她面前流泪，晚上为了强忍泪水，他甚至把嘴唇咬破。可即便如此，妻子的精神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无故命令老许下跪，让他一边抽自己耳光，一边骂自己。有几次老许实在忍不住哭出了声，妻子拿起铁盆就往他头上猛敲，直到铁盆变形。
办公室里，这些遭遇几乎是一字字地从老许嘴里蹦出来，没有半点悲伤。他不自觉地把头耷拉向一边，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精神，眼泪挂在没有表情的脸上。老许空洞的眼睛时不时地扫向韩生学，他清晰地记得，“那是双麻木的、死人一样的眼睛。”
回到家，老许那双眼睛不断闪现在韩生学面前，逼迫他开始重新思考：“如果他当初生了两个孩子，或许就不会变成这副模样？”为了找到答案，韩生学终于走出家门，去探视“失独”家庭的真实境况。
“他们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与我的工作有关。”韩生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