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分心理”，作者|乔淼
Miss十： 昨天我们在公号里谈论了那个因情绪失控被老虎咬伤的女人故事（《你以为你不会失控，你只是没在动物园失控而已》），其实情绪失控可以爆发在生活任何情景里，特别是亲密关系中。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一篇乔淼的文章，它是带着个人血肉深情的自传文章，因作者心理学训练背景，又恰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清晰的镜子。在镜子中，借助时光，我们才可以清晰地看到情绪是如何被扭曲对待的，而这样的发展又会创造出怎样逼仄的不良的母子关系。
阅读这些细碎的生活篇章，只会觉得心惊肉跳，因为你大概和我一样，很难想见，在这几乎是每个中国家庭中都会有的，熟悉、惯常的大人管教孩子的一幕幕，竟会给一个孩子的心灵制造出如此难堪的情势，进而都影响了他和自己情绪的关系。其实，让孩子从小建立一个良好的情绪状态，从而形成积极的大脑回路，几乎是我们能给他的一生财富。遗憾的是，在很多的压力与生活际遇面前，我们都不是完人，都会趁兴发挥，甚至即使遗憾也不惜代价。
好在，向善性与善于学习也是我们的天性之一。对自身的有限性多知道一些，就可以寻求一些不伤人伤己的处理方式。这也将是我们持续终生的成长动力。
1992年夏天，我上完了学前班，年纪将近六周岁，该上小学了。按照那一年小学招生的规定，1986年9月1日之前出生的孩子可以入学。而我的生日是9月2日，刚刚好不满足入学要求。比我大一岁的表哥可以正常上学。家人希望我们能同时入学，不想让我在家等一年，为此伤透了脑筋。父亲在半年前已经离开太原，在上学这件事上没发挥任何作用。最后想出办法的是舅舅。外婆后来告诉我，舅舅在机关里找了一个姓乔的同事，请他出面冒充我父亲；同时，家人又找到派出所，将我户口本上的生日“改”成了8月2日。双管齐下，我总算有学可上了。
此时父亲正在“海”里折腾得不亦乐乎（*注：指父亲下海经商）。如我在上篇中所说，大伯上门来找母亲讨债，父亲出去乱搞得了性病……差不多都发生在那一两年间。父亲胡闹，母亲还要忙工作；恰好外婆在那几年里日渐衰老，舅舅又开始自立门户，原先七口之家的动力慢慢改变了。原先潜伏的矛盾逐步浮出水面。长大的我也再不能置身事外。没有完全长大的母亲陡然间负起了更多的责任，于是对我的要求陡然间提升了一个层次。原先我只要听话好好学习就可以，现在则要多加一条，不准给她添麻烦。
所谓的“麻烦”囊括了我生活中几乎一切事务。我考试成绩不理想是麻烦。被老师叫家长是麻烦。头疼脑热是麻烦。把家里弄得很乱是麻烦。被同学欺负是麻烦。……不服母亲的管教，则是最大的麻烦。母亲对什么是麻烦、什么不是拥有最终解释权。同样的一件事，在她心情好的时候是较小的麻烦，赶上她心情差则是极大的麻烦。而这句“不准添麻烦”又从未以明确的、白纸黑字的“家规”形式被颁布。于是当我最终领悟这条规矩的时候，我已经惹过了很多麻烦，挨了很多训斥，受了很多伤害。
家里没有男人，母亲大概觉得“咱们惹不起事”。她念念不忘我曾用铅笔捅别人鼻孔的“前科”，生怕我胆大妄为闯下更大的祸。但其实以我那时的发育水平，只有被别人欺负的份。我被欺负了，在学校哭一场，用脏乎乎的小手一抹，脸上就会留下间杂灰色的条纹，像长歪了的花猫一样。母亲下班回家，只要看到这副花猫脸，就知道我在学校一定哭过。
“怎么啦，在学校哭来着？为啥呀？”
“被同学欺负了。”
“为啥被人家欺负？肯定是你招惹人家了吧。”
“我……没有招惹人家。”
“一个巴掌拍不响，哪有人家无缘无故欺负你的道理？肯定是你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或者也可能是这样，“人家欺负你也是想着引起你的注意，想和你交个朋友呢！有啥好哭的！”
母亲牙尖嘴利，能言善辩，以我不到七岁的头脑是万万想不出办法和她辩论的。我也不想和她辩论。一个小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个中道理的确未必说得清。谁对谁错，谁先动手打了谁，谁打谁稍微狠一点，谁打了对方的屁股而被对方打了脸……这些事情尽可以交由班主任老师来裁断，这都不重要。但无论是谁家的孩子，受了欺负，哭过一场，总希望从自家的大人那儿得到两句安慰，这是小孩子最起码的、对安全的需要。很显然，我的这种需要在母亲那里没有得到满足。
我曾经试图向她争取，但无法用成年人的方式心平气和地跟她讲道理。在学校哭过一场，回家又被母亲数落了几句，我已经很委屈了，于是一张嘴就是带着哭腔和怒气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欺负我，可是他们就是欺负我了嘛！”母亲一听这种话就来气，然后就会对我一顿训斥，指责我又给她平添麻烦。我没什么办法，只好大哭。
哭是我那些年几乎唯一的发泄方式。一哭就止不住，总要哭到嗓子有点哑，哭到抽抽噎噎说不出话（据说是肺部通气过度造成的碱中毒）。偶尔母亲很心烦的时候，也会禁止我哭。她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哭意味着委屈，委屈意味着她对我不公。而她自觉并没有对我不公，所以我不应该委屈。如果我在不应该委屈的时候表现出委屈，那就是不服管教——而这在我家是天大的罪状。一旦意识到这种罪状的严重程度，我就会自动地压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不要哭，“不能给母亲添麻烦，否则我就会挨骂”。
直到最后，我学会了一种我认为最安全合理的应对方式，那就是洗脸。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会在放学回家后偷偷哭完。哭完之后，我会赶紧去洗手间用冷水洗脸，然后仔细擦干净，甚至抹一点护肤霜掩盖哭红的眼角。如果一切善后工作都很到位，母亲回家时看到的就是一切如常的我。偶尔有时候出现纰漏，母亲还是会看到我脸上没洗干净的脏处。我一般会搪塞：这是没洗手的时候摸脸留下的。母亲大多数时候也就选择相信。采用了这些招数之后，母亲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之说便很少出现在我家里了。代价则是我要一个人面对被欺负的现实，而且没有人可以倾诉。
创伤事件中的加害者往往倾向于对受害者“禁声”，以便实现对受害者的绝对控制。轮奸案中的男加害者会要求女受害者承认“这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次性交”，否则他们就“不得不”再来一轮。我不是说母亲对我的伤害在程度上堪比性侵，而是说两者本质上差异甚微，所差的仅仅是程度而已。就实际效果来看，母亲实现了对我的这种控制——尽管完全不需要使用暴力。我那时候只有七岁，日常活动半径不超过五百米，每天走几百米去上学是我能想象出最远的距离。我在近乎绝望时曾经想到“离家出走”，但只消想象到在那之后没有晚饭吃，就足以让我打消一切相关的念头。倘若我年龄再大个五六岁……就会是另外一种场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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