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拼事业”or“回家庭” 你能选择？

　　原标题：女性“拼事业”or“回家庭”，我们有选择权吗？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最近，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四年前的一番言论，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女性角色的争论。

　　冯钢教授的“惋惜”，折射出我们在职场、学术等不同领域，对男性与女性的能力、表现、定位等等，的确仍然有着区分化的理解与成见。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能听到“新时代”女性独立、强势的“成功”叙事。在依附与独立之间，女性角色究竟是如何演变的？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话题。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4年前的一条言论，近日重新引发争议。

　　当代中国女性面临的复杂境况，是从街巷杂谈到学术研究都沸沸扬扬的问题。无疑，女性地位相较百余年前之封建时代，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女性已经可以“大量地、规模地参加社会生产”。通过参加社会生产，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进而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使男女平等不再是一句空话。与此同时，中国女性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也逐渐厚重了起来。

　　虽然男女社会角色大多是对应的，妻子丈夫、母亲父亲，媳妇女婿，但在实际的“角色扮演”中，由于角色设定近代以来产生了重要变化，当下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复杂性，远远高于男性，这种复杂性带来了艰巨性。

　　看起来，在“拼事业”跟“回家庭”之间，女性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自主权，但事实上，围绕着这两者的虚假自由与真实陷阱，却屡屡在女性身上发生。于是我们不禁会问，对此我们是否真的拥有选择权？当然，我们并非要争执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谁更艰巨的问题，而是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拒绝维系复杂社会角色的今天，试图探讨这种复杂的角色构成是从何而来的。

　　撰文|苏敦复

　　解构

　　走出封建宗法制度的桎梏

　　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从母系转向父系后，女性角色被限制为男性的依附。这种普遍意义上女性的不独立，在于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权力和独立继承财产的权力被剥夺了。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家庭组织形式将女性人生圈禁起来，女性的劳动创造，限于家庭之中，繁琐且不被正确估量。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社会中，女性的人生，被封建宗法制度牢牢控制着。在物质上，坚决排斥女性的财产占有权及田间劳动权，《礼记·内则》谓“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没有财产权，就无法单独生存，自然谈不上独立二字。在思想上，构建了一整套男尊女卑、乾刚坤柔的人伦纲常，自小教导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以男性为最高核心，柔顺忍让，扮演好“相夫教子”的角色，使得大多数女性在思想上认同了对男性的依附。最后，传统中国社会女性一生被要求扮演“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听从者角色，没有家长权力，更不能出仕为官，掌握国家权力，因此即便偶有“离经叛道”的思想，女性也没有机会改变现状。

　　《圣杯的历史与未来》

　　作者： 理安·艾斯勒 （Riane Eisler）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1月

　　以上所说的情况，是整个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当然，会有个别的特例，女性在男性主导的宗法体制下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暂时的家长。我们非常熟悉的西汉吕后、唐朝武则天、清朝慈禧，就是如此。她们能够成为暂时的家长，所依靠的仍旧是宗法制度，通过攫取自己的丈夫、儿子所拥有的国家（家庭）权力，获得实际的家长地位，这一权利的核心仍然建立在男性权力体系之上。她们握有权力然而无法达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传承，即便如武则天登基做了女皇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却无法将这个王朝传递下去，因为一旦传递，就会回流到男性权力体系中。

　　传统社会中有智慧的女性之所以能够攫取到丈夫、儿子的权力，与稳定的社会、家庭伦理密切相关。我们常常在影视剧作品中看到所谓的“七出之条”，似乎男性可以随意休弃自己的妻子，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古代法律条令中，“七出”之上更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娶妻时妻子的家族尚在而休妻时妻子家族中无人则不能休弃）、与更三年丧不去（妻子已经为公婆送终服丧者不能休弃）、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娶妻时微贱娶妻后富贵则妻子不能休弃），一般而言，女性嫁为人妻，得到宗族认可后，不用担心自己下半生的谋生问题。虽然古时女性对男性依附性很强，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明确，女性的社会角色稳定而单一。需要特别指出，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得到宗法制度的保护。也就是说，女性在当时，被明确定位为家庭劳动和生养子女的角色，一个能够管理好家庭，孝养好老人，教养好子女的女性，就会被社会评价体系统一认同、赞美。

《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

　　作者： 蒋美华 版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9月

　　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单一角色，在很长时间里达成稳态，打破这一稳态的，是近代中国社会制度革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主流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变，旧时代的人伦纲常理论体系被打破，宗法制度也被抛弃，女性角色定位随之产生变革。戊戌变法中，维新派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要求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束缚，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女性参与政治。如果说戊戌变法提出了近代女性角色转变的构想，那通过“自养、自知、自强”的新女学，引导女性解放思想，就达成了辛亥革命以后，很多女性切切实实地开始“学以自立”。从解放缠足，到参加革命，到出国留学。欧风美雨吹拂下，很多女性开始寻求与男性的对等关系，但此时的女性解放呈现出一种“拟男”的倾向：穿男性的服装，做男性的事情，成为和男性“一样的人”。至五四运动时期，传统女性角色的解构进入一个成熟期，女性的自我认知从与男性的平等，进一步认识到“平等”不是“相同”，当时的先进女性要求伸张女权，要求制定保护女工法，凸显出女性独特的利益要求，用女性的资格，去争取女性解放。

　　五四之后，在比较成熟的知识群体中，传统女性角色被成功解构了。难得的是，短短二十年时间，一部分紧跟革命浪潮，学习西方思想的中国男性，为了全面系统地打破旧制度，提出、认可了传统女性角色解构的理论，至少，在宣传上表态支持女性打破封建宗法制的桎梏，成为新社会的新女性。

　　重构

　　“半边天”陷阱

　　时间推进至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女性的社会角色，仍旧停留在打理家庭庶务。为了鼓励最广大的女性同胞走出家门，参加劳动，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在全国合作社推行男女同酬。这一举措，对鼓励女性参加社会生产是十分有益的，同时对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也是十分有益的。通过同工同酬，与男性建立平等的劳动关系，以此为基础，获得家庭话语权，建立平等的夫妻关系便顺理成章。

　　在五六十年代全国范围内的妇女解放变革中，即便没有人权理论、男女平等这样深刻的思想背景，作为响应建设国家号召，在困难时期参与国家建设的需要，女性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参加劳动、创造价值，仍旧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实践。对大多数当时的女性来说，通过劳动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走出家庭获得更广阔天地的自由，足以令她们欣喜若狂，热情高涨。

《女性主义》

　　作者：李银河

　　版本：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

　　这是新时期女性的角色重构，过程看起来顺理成章。但当广大女性为能顶起半边天欢欣鼓舞时，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角色重构获得了参与社会生产的新权力——自然也是新义务之后，原有的家庭角色没有得到清理，直接成为了新角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此后的中国女性，如果只在家庭中发挥作用，会被评价为传统老旧，缺乏斗志，不能与时俱进；如果只参与社会生产，又会被评价为缺乏家庭观念，没有社会责任感。新的女性角色重构之后，只有在家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奉养老人，同时积极参与劳动，创造社会价值的女性，才会被认为是“合格的”新时代女性。

　　反思中国女性的角色重构，问题或许来自行为先于思想。女性的经济地位和婚姻地位，随着国家制度变革的潮流获得独立，但两性平权有着深刻学理背景，不能理解这一背景，就很难改变传统的社会分工思想。女性在婚姻中形式上的独立，追求到的男女平等，不代表家庭责任的均分，女性获得了语意上的平权，但基本上还在承担全部家庭义务。然而，这种家庭义务在新的角色构建中被隐藏了，于是，中国女性在家庭中创造的价值，很长时期内都得不到正视。

　　矛盾

　　叠加的角色，失败的重构

　　回到问题之初，为什么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拒绝新时期重构的社会角色了呢？

　　不言自明，因为这个角色设定既复杂，又得不到与之匹配的价值认定。如火如荼的妇女解放热潮退去后，经济形态发展让参与社会生产成为一件劳心又劳力的事，扮演重构的叠加角色，显得那么力不从心。社会角色，应该包含享有的权利、应尽的义务和所起的作用，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已经意识到了新时期重构出的女性角色设定十分不合理，只看到了自己的义务和作用，却看不到对应的权利何在。

　　女性是否应该承担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责任呢？我想说，如果选择家庭，那就应该承担，同样的，男性也应该。理论上讲，无论何人、何种情境设定，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就应该获得更多的尊重。随着家政服务的开展，我们认识到，家庭劳动其实可以换算为实际且不菲的经济价值，那既负责家庭劳动又参与社会生产的女性，就是在为家庭创造双倍价值，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尊敬的事情。但至今，这种价值仍旧得不到充分认可，一位拒绝承担家庭劳动的女性，会遭到诸方指责。于是，现代女性为了否认叠加的社会角色，只能选择回归传统女性的家庭角色，回避参与社会生产，或者选择成为不婚不育的绝对独立个体，回避家庭责任的叠加。

　　根据智联招聘2012年的调查报告，相较2010年，“想要成功职业女性”的人数比例下降了17.6%，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积极性有所降低。那为什么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选择回避家庭责任而非社会生产呢？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女性获得独立的基础，在于获得平等参与社会生产的机会，注意，是平等的机会，而非一定参与社会生产的行为。其意义在于，当女性想要或需要参加社会生产时，能获得与能力匹配的职位和收入。但目前的社会现实是，一名承担家庭责任尤其是承担生育责任的女性，无法获得这种平等的机会。今年2月，中央电视台二套纪实财经人物纪录片《遇见大咖》的跟踪访谈中，京东CEO刘强东面对向他坦诚意外怀孕的女副总裁杜爽，有一番意味深长的回应，就在各方揣测渐息之时，6月，传出了杜爽离职的消息，京东的百万便利店计划随之搁浅。杜爽缺乏能力吗？显然不是。她只是因为承担家庭责任，被撤销了参与社会生产的机会。

纪录片《生门》海报

　　导演：、编剧 陈为军上映日期： 2016-12-16（中国大陆）

　　职业调查显示，有四成职业女性因为生育失去过工作，因生育失去职业发展的情况更为严重。由于女性和男性在生物学上的客观差别，生育这一社会、家庭责任，只能由女性来完成，同时，生物特性和心理特性决定了女性在养育后代中有更天然的优势，这也势必导致某一阶段女性不能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生产。可笑的是，我们的社会却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在面对人类繁衍的问题上，显示出最资本市场最无情的一面。生育是一件伟大的事，绝不等同于女性就应该作为人类物种延续的机器。

　　2016年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片《生门》，向我们展示了4位遭遇极端情况的产妇及其家人在医院生产过程中的经历，随着今年8月31日榆林产妇在生产过程中纵身跃下医院大楼，我们有理由相信，《生门》中的故事，其实已足够温和。当生育成为权力的剥夺者，成为责任的绑架者，成为尊严的践踏者，自然令可以选择的年轻女性避之不及。

　　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回避传统家庭责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解构中国传统女性角色的同时，原先角色中的保护设定也被解构了。随着经济发展和相关婚姻、财产法律条文的明晰，当前社会规则呈现出由保护弱者向保护强者的转变。如果女性放弃参与社会生产，在婚姻变故中便会为彻底沦为弱者。在缺乏有效、共通的社会公序保护机制的前提下，女性经济自立、社会地位自强，都显得尤为重要，故而大多数女性优先选择提升自我，获得婚姻家庭中的抗风险能力，以此为基础，才考虑是否进一步承担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责任。

　　诚然，传统女性角色的解构，给现代女性带来自由。拥有选择承担何种责任的权力，虽然选择是困难甚至受到谴责的，但女性终究不需要再成为卑微的依附者和无条件的奉献者。就目前的中国女性角色设定来看，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于，传统的角色内涵，包裹在新的社会角色中，共同构成现代女性的角色要求，称得上是一种新的压迫。现代女性角色重构没有基于传统习俗和思维模式的改变，女性既没有获得所有男性“平等”的认可，也没有获得“实际的同等劳动及报酬机会”，也无法与男性“平均地”承担原生责任，实际上是失败的重构。

　　萧红曾悲观感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我姑且乐观地认为，现代女性羽翼渐丰，也拥有了甩开负累的勇气；不过想要获得展翅翱翔的空间，仍非易事。

　　我们敬佩那些在双重角色重压下仍旧勇于承担的女性，也理解在越来紧迫的生活节奏中挑选单一角色的女性。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希望中国女性角色能在观念转变与社会认可的征途中，得到更加合理的角色构建。因为无论何时，女性作为女性的角色，是永恒的——也正因为如此，它值得拥有更加理性与自由的选择权。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新浪女性（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