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婚姻法》的出台，市场上不少公司打出了“外遇调查”的服务项目，“私家侦探”这个未得到法律认同的行业在悄然形成。由于他们大多数不愿接受记者的正式采访，日前，本报记者以客户的身份走访了几家公司。

　　记者来到一个小区内的一家“公司”。公司“主管”不在，记者只得留了电话。晚上五六点钟，记者的呼机响了。在电话中，记者以妻子身份编了一个丈夫有外遇的故事，要求帮助调查第三者。

　　记者问：“你好，我怀疑我丈夫有了外遇，你能帮我查一下吗？”

　　“可以，你能具体说一下吗？”电话那头是个男子，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记者又问：“我丈夫现在经常晚回家或整宿不回来，我从别人那儿听说他和他们单位一个女人很好，但我问他，他不承认，我想让你帮我查他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如果有，这个女人是谁，他们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再有，这件事不能让我丈夫知道，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怎么为我保密？”

　　“好的，我可以不知道你的真实姓名，必要的话，也可以不见你的面。目前，我公司做这事的只我一个人，这样你可以放心我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再有，我们这行都是有规矩的，绝对不会把你的事透露给别人。但我得知道你丈夫的情况，如姓名、单位。还有，你需要什么样的证据？照片、录音带、录像带？这些我们都可以提供。”

　　“你采取什么方式调查，跟踪？”

　　“这是我的事情了，你如果要求的话，我可以在事情办得差不多时让你亲眼看到他们的情况，但你那时得保持冷静不会冲上去。”

　　“收多少钱？”

　　“起价5000元，一般先付。”

　　“太贵了吧？而且先付，到时你办不成或跑了怎么办？”

　　“这是最低的了，我们取证、调查都需要钱的，再说有时还有危险。至于办不好，你可以要求退款，我的公司就是我的家，连我的‘家底儿’你都知道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嘛。’我犯不上为几千块钱把家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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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遇”调查大打擦边球

　　记者来到的另外几家公司，有的同样像“个体户”，有的就正规多了，在繁华地区租用高档写字楼，主要是进行一些商务、经济调查，“外遇调查”只是衍生出的一个经营项目。

　　据一家公司老板介绍，最早经营这项业务的公司是在武汉，在去年以前，全国只有三家这样的公司，现在北京、南京、成都、沈阳等大中城市出现了多家“外遇调查”公司。他们自称仅仅是在行使公民的合法权益：调查权，而不是什么侦察权。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擦边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侵犯到他人的稳私权，引火烧身，这也是他们不愿向外公开的一个原因。

　　这些公司都坦言，他们的生意并不难做，有时还要排队。而且，他们收取的费用也不菲，低的起价5000元人民币，高的起价达10000万以上，当然有涉外的要按每天或每小时多少美元计算。一般来说，接案后调查周期由公司来安排，如果客户提出加急或额外要求是要另外收取费用的。

　　“外遇调查”公司一般只提供“第三者”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个人资料，而对于他们的亲属、同事、朋友、社会背景等情况，公司一般不提供。他们承认在取证的过程中可能会侵害一些人的隐私，但他们绝对不会采取暴力，“采用合法手段和器材”。他们可以为客户提供照片、录音带甚至录像带等“实据”，但所有这些证据法庭是否予以认可，他们就不能确定了，而且，出于为个人和公司考虑，他们一般不提供人证，不会出庭作证的。

　　私人取证应当不应当？

　　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重婚或有配偶又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这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保护。对于诉讼案件来说，谁主张谁举证。但新《婚姻法》对相关证据的采集和使用无配套规定，立法上还存在空白点，取证难的老问题依然存在；新法对离婚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亦无明确规定，执行起来有一定难度。就此规定而言，若进入司法程序，一方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指证另一方有过错行为，而有过错方的行为往往是比较隐秘的。无过错方为掌握证据，跟踪、偷拍、聘用所谓的“私家侦探”，无所不用其极，但这样的证据是否有效？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对于法院来说，如果因为保护一方的利益而损害了另一方，有违司法公正。

　　此外，由于这些案件多涉及婚姻中的隐私，尤其是举证时把性问题摆上了桌面，随着这种情况的增多，有可能在法庭上上演隐私大战，那么离婚将注定不会是“好离好散”，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可能会在法庭上大揭隐私，人们一向讳莫如深的“性”将成为离婚案件的一大重头戏。

　　正如法律界人士所说，如果采纳私人取证，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如果不能采纳，也会提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不“捉奸”靠什么手段才能取得证据？(本报记者 叶春昕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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