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次要的，安全很重要，这个男人用暴力给了我最大的伤害。我需要安全的关心和爱护，活着才有希望。———被采访人

　　如果何满了解妻子产后身体可能出现的不适反应，积极地用温情去化解，用耐心去等候，用深爱去争取，也许红杏出墙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恶性事件也就可以避免。———采访人

　　约访人：杨梦梦，25岁，江苏人，初中毕业，1995年来深。现离异，有一子。

　　约访时间：2001年6月某日下午。

　　那天下午，我和梦梦在办公室里从2点一直聊到6点半，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其实也不是聊，基本上是梦梦一个人在说，她像是憋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所有曾经经历过的笑与泪滔滔地奔涌而出。我的采访本记了一大半，最后整理写作的时候，只能拣出她主要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也许可以为一些围城内外的人们提供一点借鉴。

　　梦梦自述：我的父亲是教师，哥哥姐姐都很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只有我从小性格叛逆，成长得不顺利。母亲因为文化不高，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希望我乖、考上大学。可我偏偏是很反叛的性格，她要我学，我就偏不学，结果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留了一级。这件事对父母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对他们的打击非常大。当时我自己也觉得给父母脸上抹了黑，真是死的念头都有过。后来读完初中，高中勉强念了一年，我就再也不想读书，一心只想脱离父母的管束，出去打工。

　　在家待了两年，1995年我终于找到机会和同乡们一起来到了深圳。打工的日子过得很开心，无忧无虑。我工作非常刻苦，做每一件工作都很认真。一开始在生产线上上班，后来做质检，我对自己的信心就是在打工生活中培养起来的。

　　在外面打工的日子过得也很漂泊，中间我又回去了家乡一段时间。打工的人都是这样，在外面遭遇挫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回家，可是回到家父母却很少能给儿女真正的安慰，相反亲人之间更容易不留情面地讽刺和挖苦。于是待了一段时间，我又毫无留恋地远离。这中间我又学了电脑，后来到西乡一家酒店做文员做了很长时间。

　　1997年我在市内又找了一份文员工作，并且碰到了原来中学的同学何满。何满比我来深圳还早，他1992年就来了，他姐姐也在深圳。同在异乡为异客，又是中学同学，自然联系就会多起来，我们渐渐产生了感情。何满非常爱我，我也慢慢地接受了他，决定用心待他。那一年的重阳节，我们决定结婚。

　　何满家在农村，这门亲事我父母觉得非常不满意。我父母向何满家要5万元彩礼。何满家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卖女儿。我对何满父母说，这是风俗，我父母也要在亲戚面前有个说法，就算是我借你们的。结果拿结婚证的前一天，何满父母在我给他们打借条的情况下，给了我父母1万5000元的红包。双方父母在我们结婚的处理上的差异，给我们的新婚带来了阴影，后来问题越来越多，我们渐渐将不满归结到了对方身上。

　　刚结婚我就怀孕了，反应很大，我只好辞了工。我和何满暂住在他姐姐家。姐姐嫌我们俩没钱，经常指桑骂槐的，我受不了气，和他姐相处得很不愉快。何满那时自己做生意，但不顺利，赚不到钱，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啊。说实在话，婚姻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大事，对何满我在乎过他、关心过他，曾经想过一生一世和他在一起。但我们的婚姻堆满了那么多的怨恨，是谁能料到的呢？

　　因为姐姐家实在难以待下去，我决定回我父母那里。我了解我妈，她是刀子嘴豆腐心，虽然我们母女有时会吵闹，但做妈的总是为女儿好。我回到家，父母都尽量地照顾我，他们都已经退休了，只有微薄的退休费，但还是尽量给我弄些补养的食品。那年春节的时候，何满回去我家过年，可惜他人太闷，不会讨老人喜欢。我自己也是年轻，加上怀孕的反应吧，经常挑他说话的毛病，他很郁闷。过了年，他一个人回了深圳。

　　1998年年初，我在家乡生下了儿子，当时何满太忙，没有能赶回去。从怀孕到生孩子，我在父母家前后待了一年多，父母都瘦了，却对孩子爱得不得了，把我儿子养得白白胖胖，我自己瘦得只剩下40公斤。何满一共只寄了五六百元钱回家，让我觉得特别对不起父母，结了婚丈夫无力照顾我和孩子，最后还要父母负担。结婚似乎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家庭的温暖，反而只有负担，我对这段婚姻感到越来越失望。

　　1999年孩子满周岁后，我又来到深圳在一家大酒店找到了一份文员工作。这时候何满和我开始为一件事紧张，就是他对我的性要求。我平时在宾馆工作，周末他打电话让我去他姐姐家，一去他就要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完全不想了，越来越害怕与他相处，找各种理由不去见他。何满为了拴住我，就去我家把儿子接到了深圳，放在他姐姐那里。为了看儿子我当然要过去，又开始争执。他姐姐就骂我，说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和他家人的关系越闹越僵。

　　最后我在梅林租了一套房子住，让何满周末把孩子带过来，好让一家三口有些单独相处的空间。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何满提出了离婚，他始终没有答应。我心里觉得对何满完全没有感觉了，但对孩子很放不下，所以也希望能找到办法，改善一下相处的情况。

　　我也对自己有些疑虑，不明白为什么身体上对何满完全没有反应，是不是我产后有什么毛病呢？就在这时，一个原来一起打工后来去了惠州的男孩阿中来深圳出差，打电话约我聚一聚。在酒店房间的时候，阿中想亲近我。我当然不爱阿中，那天晚上喝了点酒，我没有拒绝他，似乎只是要证明一下自己还有没有接受男人的能力。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那天也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

　　有一天何满又带着儿子到我的小房间，他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偷看了我放在箱子里的日记。晚上下班回来，孩子已经睡了。何满就问我有没有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过？我当然不承认。他一下子激动起来，说我骗他。盛怒之中，他压抑已久的欲望爆发了。说实在话，以前他虽然总是要求，可从来没有勉强过我，但从那天以后，他开始变态地折磨我，每次一来就要，甚至一个晚上三四次，反抗也没有用，有几次在反抗中他差点将我掐死。女人都是很怕死的，我死了最伤心的是我的父母啊。

　　凭良心说，何满并不是坏人，他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每次这样过后，他就很内疚，跟我道歉说以后再不这样了。说看在孩子的面上，原谅他，这一定是最后一次。

　　可是没有最后一次。有一天我把他的钥匙拿走了，不想让他进门，他从房东那里拿了钥匙来，进门就反锁着门，拉上我就上床。还有一天半夜，又是发生了这样的事，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地跑出了门。他抱着儿子满大街找我，一晚上传呼我很多次。我在酒店里复了机，他让儿子在电话里大声地哭，求我回家。

　　这样的日子，我实在是过怕了。有时想，他哪一天良心发现了，不再这么怒气冲冲，我们就可以平平静静地离婚。真的，我逆来顺受，给了他很多次机会相信他会悔改，惟一希望的就是他有一天能够平息心中的愤怒，同意和我离婚，让我再也不用面对他。

　　又在那样一个发疯的夜晚过后，第二天中午我独自将房子退了，偷偷地搬了家，工作也辞了，为了躲避何满，我没有和任何朋友联系，找了另外一个住处安顿下来。我另外找到一份业务员工作，让自己从何满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是2000年7月。

　　这样过了半年的时间，一直到今年1月，我和过去的朋友联系，得知何满已将儿子送到爷爷奶奶那里，他自己换了一个单位，收入大大提高，还交了个新女朋友。听到这个消息，我再次拨通了何满的电话。

　　我们见了一次面，我告诉他我这半年大致的情况，并希望大家能和和气气离婚。其实我们如果离婚很简单，根本没有共同财产，只有一个儿子，他说是要定了的。

　　2月份何满又找我，说他的女朋友嫌弃他有个儿子，和他分手了。他哭着哀求我，说他心里最爱的还是我，说如果我一直不找他，他也就算了，一旦知道我在哪儿，他就永远放不下。可是我已经回不去了，这段婚姻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太深的创伤。虽然我年纪还不大，但心里却已经没有热情。

　　爱是次要的，安全很重要，这个男人打过我，用暴力给了我最大的伤害。我需要一些安全的关心和爱护，不需要动人心魄的爱情，我想只有活着人才会有希望。

　　一直到今年5月，我们才最后办完离婚手续。就在最近，何满还打电话对我说他一直很想我。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心里放不下的只有孩子，一辈子都放不下。

　　梦梦和何满的故事就是这样。我想这真不是一个好的婚姻故事：夫妻两人几乎还没有共同生活的基础，就背上了生育的重担；双方家人不和，经济捉襟见肘；两个人都太年轻，面临情感和生理方面出现问题时，不能采取积极的方法互相配合和调整，最后终于爆发出更严重的问题。

　　据一个不是很权威的统计说，约60%的女人有产后性冷淡的倾向。女人在生产过程中生理和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何满了解妻子产后身体可能出现的不适反应，积极地用温情去化解，用耐心去等候，用深爱去争取，也许红杏出墙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恶性事件也就可以避免。

　　我始终对一个观点很质疑：发现老婆有红杏出墙的行为时，老公真的有权利打老婆吗？是谁赋予了他这个权利？道德，还是法律？没有。没有人有权利武力侵犯他人的身体，即使结了婚，她也是个有独立主权的人。他有权利做的只有两点：要么原谅她，要么离开她。

　　婚内强暴，法律上一直是个很难界定的概念。不过，心理上，这件事一清二楚。性爱本来是让双方愉悦的行为，如果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侵犯，就变成了耻辱。不论对施暴人和被强暴者，都是如此。希望梦梦和何满这两个年轻人从彼此的伤害中学到更多，无论发生过什么，积极去面对，就还有希望的爱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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