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梦见了他。他在梦开始时出现。梦有情节，电影般一幕幕向前进展，他却藏在我活动空间的右上角。一动不动，像一枚维多利亚式的邮票。

　　在梦里我来到北京，因为他说过北京的颐和园和天坛很大气，文化活动也多。我来到一家报社实习，一个又一个幸运的机会让我去体验与以前不同的生活……他只藏在我活动空间的右上角。不动，也不说话。

　　一天我采访到深夜，回到住的地方，大门已锁上，怎么也叫不开。拿钥匙的人一定睡在别处了。我就和自己的影子，在大街上摇摇晃晃。“安，你真的看见我的困难了吗？”我在心里说。他就笑了，拍拍手站在我面前。像生命中曾经爱过我的人那样，用我名字亲密的代码叫我“阿巧”。

　　我相信，梦和醒是一个故事。只是醒似乎更琐屑，更具体。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理。他每周在北京呆两天，其他时间要飞到总部或其他分部去，奔波劳顿。两个月的实习中，他给了我支持。每周带我去不同风格的饭店吃饭。把自己工作中的“花絮”讲给我听，为我写出的每一篇文章骄傲。

　　我很欣赏他的普通话，他喜欢我的英语，我们相互恭维，把对方无伤大雅的小错称为“创造性表现”。我们的话题很多是这个城市7月人们的公共话题。荒诞剧、百年油画展，还有达利。“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很喜欢达利。他的画丰富了我的想像。一个小女孩掀开海的皮肤，看见一只狗，躺在海的阴影里，还有柔软的钟表，那喀索斯的变形。现在，我常常想得太多，需要把想像力变窄，所以又开始喜欢传统的像米勒那样的画家了”。

　　“达利他知道你的想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微不足道，很快会过去。他要一百遍一千遍地画米勒的《晚钟》。但达利想不到我们的报纸会说最起码还有孩子们是他的朋友。”“他的画里有极端个人化甚至暴力的东西。人与动物的被割裂的肢体，我保证，孩子们看了会做噩梦。”“硬石”餐厅里乐声越来越大。我们由从容地聊变成使劲地喊，想让对方听清。最后还是走了出去。

　　“对不起，我说的太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表现自己，像20岁时那样……”

　　“我喜欢听你说话，安。谢谢你好吃的晚饭，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不是为了帮助你，我是为了我自己。每次和你在一起，都这么开心，时间过得这么快。”“要走了，有一点点的舍不得。”我装出不在乎的口气。“阿巧———我不能让你看见我哭。”他的车开走了。“纯洁的爱，是一罐打不开的蜜糖。我们不打开。看看，闻闻，心就甜透。”我对自己说。（王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