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然向往踏踏实实的生活，尽自己的一些责任，做一些事情，没有更多的奢望

　　-调查人：颜菁

　　-被调查人：逆西，男，36岁，北京某行业报主编

　　他小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小土包子形象，矮矮的个头，圆脑袋，冬天穿一件大棉袄，袖子上明晃晃的一大片，全是蹭的鼻涕。乡下的孩子大多是那样脏的。他爹是村长，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这在解放初期的乡下算是很有知识的人了，所以爹当过村会计和村长。后来搞改革开放，爹也是最早下海开了商店。虽然他家在山区，但也算是农村里的“贵族”了。

　　父母虽然是农村人，但是家教很好，他从未见过他们吵架，即使是红了眼的对视也没有，家里完全是一片平和安详的气氛。

　　他认为他身上继承了爹和爷爷两个人的气质。爷爷是个乐天派，随和而又随意，有事没事都是唱着歌走路。他的世界的确充满快乐，打牌、下棋样样精通，但有一样，是农民却不干活。爹是一个特别温顺的人，做事老实，讲究规矩。如果说爷爷像一个乐天的美国人，那么爹就是德国人，只是没有德国人那么铁血，这两种气质交汇到他身上，就形成一个生活追求随意而处理问题又认真的人。血脉究竟是有渊源的。

　　他从小生活在女孩子堆里，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妹妹。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性格中不免就有一点儿软弱，小的时候甚至像一个女孩子。妈妈像爹一样是个厚道善良的农村妇女，而且吃苦耐劳。她上午在田地里插秧，中午回来就生下了妹妹，农历四月初的水还很凉。六七十年代，农民的生活真的很苦。

　　他10岁离家去县城读书，独自生活。他记得很清楚，家离县城四十里地。山区雪多，雪天里，他挑着竹棍往学校走，竹棍的一头是米袋子，另一头是菜坛子。现在回想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却觉得没什么。农村的孩子都一样艰苦，很多人一年四季就穿一件衣服，牙膏买不起，吃的菜霉了、烂了，热一热照样吃。他还没那么苦，毕竟爹是一村之长。

　　他14岁就高中毕业了，那时没听说过高考。刚好1979年改革，县城高中招生，他以前上的是乡里的高中，教学质量差，所以又读了两年高中。就这样他还是17岁上了大学，21岁大学毕业。

　　小时候他的性格柔弱一些，工作以后依然如此。爹的去世对他是个打击，也是个转变，从此他真正成熟起来了，觉得自己是男人了。24岁那年，整个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到他的身上来，最小的妹妹才12岁，家里还承包着农田。过去爹开商店赚钱、雇人种田，现在家里只剩下了妇幼，又要吃饭又要交公粮。

　　爹去世后，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流泪。对死亡，他开始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死去，你很少有所触动，但当你的家人离你而去，特别是这个家庭那么需要他时，死亡显得异常残酷。他经常想爹想得心痛，但现实的问题是，他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把三个妹妹养大，嫁出去。在泪光中他立下志愿：35岁之前，完成爹未尽的事业。

　　爹去世的第二年，他毅然卖了农村的房子，把全家迁进县城。那时他有一点积蓄，再加上爹留下的一些钱。大妹妹安排进县城的一个厂子工作，两个小妹继续读书。以后的十年里，她们的户口全部农转非，相继嫁人生子。姐妹们曾经有些残忍地说：如果爹爹不死，我们还在乡下受苦。他是不能让她们吃苦的。过去是爹操持家里的一切，他从没想过由他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34岁那年，他提前完成了自己许下的誓言，三个妹妹都有城市户口、都有工作、都嫁人了，都远离了在田间劳作的生活，不再过父母曾经过的日子。在这十年间，他为家庭投入了二三十万元，不多，但对他这个做记者的来说也不容易。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工资要养活四到五个人。工资不高，就靠写外稿，外面的杂志、报纸有什么征文、征稿，都参加投稿，挣稿费。家庭是一副沉重的担子，经过这十年的磨练，他变得真正刚强起来。

　　他很小时候的理想是做名电影放映员，这似乎也是很多人童年时的梦想。当天光暗下来，幕布上出现了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他痴迷地睁大眼睛，完全陶醉其中。读了大学之后就想将来当一名记者，觉得做记者可以仗义执言、打抱不平、替弱者说话。很多农村出身的读书人当记者、当律师或者向更有权势的位置攀登，恐怕他们的初衷和他们年少时所目睹的农民的疾苦和弱小有很大关系。

　　17岁，他背着行李去武汉上大学，第一次走出家乡。进入大城市，他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农村孩子而自卑，反而感到自豪。他们身上具有城市人所不具有的韧性，还有极强的吃苦精神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城里人小时候就会玩的东西可能他们不会，甚至城里人小时候就懂的东西他们不懂，这让他们更有一种努力向上冲的劲头儿。

　　他学的专业是农业经济，但喜欢舞文弄墨，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以至后来毕业分配的时候，新闻单位到学校要人，没有人能跟他竞争。

　　来北京工作和当年上大学一样，只身拎一个箱子，带着被褥、脸盆、饭盒、书籍等家当，摸到了报社。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在单身宿舍一住就是七年，开始连床都没有，只是一块床板。七年后，才搬进了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又是七年。他理解的生活能力强，不仅是放到哪个位置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还包括对环境的适应，这也是农村出身的人的特点。他没用过很多东西，洗衣机、空调，别人觉得他生活水平低，可他自己很满足。其实生活本身并不需要太多东西，他愿意做一个简单的人。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在物质的驱使下马不停蹄，没有喘息的时间。太多人为生活附加了重重条件。

　　生活的确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一个人可以追求吃得好，住得宽敞，可这些在他看来不是终极目标。他周围很多人发了财，但他不为所动。他也爱财，可要他为了钱活得很累他不干，宁愿躺在自己这张破沙发上悠闲地看看过期的报纸。这一点，爷爷的气质在他身上流露得很充分。很多人认为从乡下来、从外地来的人都是苦孩子，他们到北京就是要奋力地拼搏，一心想出人头地。确实不乏有这一番雄心壮志的苦孩子，而他似乎压根儿就没有，他总把自己当做一个谋士的角色，愿意替别人出谋划策，并不想自己成就多么大的事业。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智慧的人，这是当了记者之后他对自己最终的理想。

　　他一直为妈妈和妹妹们的将来忙碌着。在她们的生活相继稳定下来以后，他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在北京那种孤独感一直缠绕着他，只是很久以来都被家庭的压力所掩盖。他最怕过年过节，尤其是北京还没禁放的时候。本来他是最不愿意关窗户的人，可到了午夜十二点，不得不把窗户封得紧紧的，再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到最大，他不愿意听那种喧闹的声音，因为你心里很清楚别人在阖家欢庆，而你形单影只。总是不断有人关心他的婚恋大事，为他牵线搭桥。有一年春节，前后不到一个月里，他见了十几个。印象很深的是和一个女孩儿约在卖当劳，女孩子见面就开始了“审问”，当审到他有三个妹妹时，气氛不对了。女孩儿很受挫地问：你怎么有这么多妹妹？负担太重了！谈话就此进行不下去了。每次相亲失败，他从不因为由于家庭原因而感到受伤害，受伤害的其实是她们。

　　在不知不觉中他变成了大龄青年，原因很简单，此前，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母亲和妹妹们身上。29岁他遇到了他的前妻。去年春节前妻回国跟他办完了离婚手续，他独自在北京度过了这个古老的团圆年。

　　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感人的，同时也是个悲剧，从一开始就是，他们并不是不清楚，但还要坚持走下去。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找到一个有情人，相伴一程也没什么不好。两个人相爱，中间往往掺杂着很多不得已的东西，那么就相伴走一程吧，也不遗憾。

　　前妻学的是服装设计，一心想出国深造。他理解她的这种心气儿。就像他自己不满足做一个乡下人，要做一个北京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样，而她想做一个世界人，在世界各地自由地飞翔。他当然支持她，谁都向往更开阔的视野，但是他不能和她一起离开。他没有技术，年龄也大了，外语又不行，他又是不肯依附于她的，更何况他的家庭还需要他，种种客观条件不允许他走。其实百分之八九十是要分手的，妻子出国了，丈夫留守，又没有孩子，统计数字就这么表明，结果也确实如此。也许从她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起，他们两个在心底就隐约预感到了这个结局。

　　现在她早已经实现了她的理想。她去多伦多后先在一家服装公司做织剪部的负责人，后来又跳槽到另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公司每年拨给她一笔资金参加世界各地的定货会，她非常兴奋，他也由衷地替她高兴。但是他依然向往踏踏实实的生活，尽自己的一些责任，做一些事情，没有更多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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