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梦想和期待的岁月里，我们为自己编织了诗意的未来。为了表示决心，我们还用小刀在松树上刻下了我们的名字。

　　冬雨中，我面色苍白地站在病房对面的一棵法国梧桐下，眼望琪所住病房的窗户，心里疼痛到什么程度只有自己知道。

　　不是他不追求，而是他想首先应该追求的是我的自尊和幸福。那次车祸伤好后不留级是这样，在边疆刻苦学外语也是这样。然而，一旦追求到了，许多东西又错过了。

　　我们都知道，这一刻便是永远。

　　-采访／大可

　　李倩是北京某出版社编辑。当我们在约定的Friday见面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位高挑优雅的女士就是她，十分现代而得体。两天前，她说她想将一个永远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以下就是她的这个故事：

　　我与琪在军区幼儿园时就是同学。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因为我们幼儿园发生的那件轰动全市的“游艺棚倒塌事件”。

　　那是一个春天的清晨，正下着小雨，我们起床后准备到游艺棚去做早操。还没等我们全部走出宿舍楼，只听见“轰隆”一声，游艺棚在雨的压力下颓然倒塌。一位面色煞白的女老师忙不迭地把我们轰回了宿舍。后来听说，走在前面的小朋友中，有三位被压在了下面。一位当时就死了，一位死于医院，还有一位就是琪。他的右大腿骨折，被闻讯赶来的解放军战士送到了一家部队医院。尽管人们在竭力地试图忘记那场灾难，但琪的事情还是在我们这些小朋友们中私底下流传，传说他很勇敢，一直没掉眼泪。无疑，他是小朋友心目中的英雄。

　　只是从此再没有琪的音讯，起码对于我是这样的。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我转学来到了市一中上初二，不期在班上见到了他，而且我还就坐在他身后。他看上去比较成熟，据说学习和人缘都比较好，是我们的班长。他的个子并不太高，与我差不多，理了个寸头，挺直的身躯裹在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中，显得自信和倔强。当时我们都只不过14岁，正是心理转型时期，更何况在那个年代，因此班上的男女同学并不怎么说话。一天，我们组留下来做值日卫生。当完成值日，大家坐在座位上休息时，我听到了一句几乎让人感受不到的声音———“你小时是在军区幼儿园吧？”我抬头看去，见是琪在问我，便点了点头。“看来我的记忆没错……”就是这样，我们的关系一下就亲密了许多，有理由说我们是老友重逢。

　　以后，我们会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说上几句话。其实就为这么几句话，我们要事先琢磨许久，为的是要找一个最好的理由。要是哪天谁有事，诸如生了病或请假，那么另一位心里肯定要嘀咕半天。因为当时的环境，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去想我们恋爱了。就那么看上一眼，或是说上几句话，就要幸福半天。当然，我们都深深地关注着对方，似乎对方就是全部。一天放学的路上，一个小痞子摸了一下我的长麻花辫，我当时十分紧张。在我身后不远的琪赶紧跑了过来，一把抓住那个小痞子的手，举手就要揍。那是王朔所描述的“动物凶猛”的年代，那些小痞子要是真耍起浑来，琪作为一名中学生，肯定不是对手，我的心里更紧张了。也许是放学时分，我们同学多。总算万幸，那小痞子撒丫子跑了，我深深地吐了口气。

　　真正确认我们的关系不同于普通同学的是有一天，我问了琪一句：“你脸上长青春痘了？这是上海产的肤平……我前段时间也长了……擦了两次就好了。”他接了过去，他深深地体会到了一个女孩子将自己用过的东西送人，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心与体贴啊。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初恋。许多年后，当我看到美术馆西头十字路口有个“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的话剧宣传画时，不由唏嘘与感叹。

　　我们开始约会了。经常是在我们两家之间的一个公园门口，在冬夜。因为没有污染，那时的天要明朗得多，冬夜里也有冻得瑟瑟发抖的星星，仿佛冰心的《繁星》一样，引发了我们多少遐想啊。那时两个小人背靠着一棵松树，眼望夜空，任思绪飘扬。这份温暖，现在的中学生又能体味多少？他们太辛苦了。

　　“我们考解放军外语学院吧。”琪提议，眼望星空。同样地眼望星空，我点头应允。在充满梦想和期待的岁月里，我们为自己编织了诗意的未来。为了表示决心，我们还用小刀在松树上刻下了我们的名字。

　　很美？是吧。可谁也想象不到厄运就在眼前。一天，就在我们约定的时间与地点，他却没有来。我等了两个钟头，心中一遍遍地掂量着可能出现的情况。诸如他变心了，父母发现了等等，很是担心。

　　第二天来到学校，也没有见到他。早自习时，班主任来到教室，神色凝重。她将琪受伤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原来昨晚他骑自行车赶往我们约会的路上，与另一辆飞速的自行车相撞，摔成了严重脑震荡。当时还不知道植物人这一概念，只知道有可能他一辈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躺着了。真是命运多舛！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全然不顾老师和同学们诧异的目光。

　　下课了，我不知怎的就走到琪的好朋友小果的身边———他了解我与琪的感情———对他说：“他就是这样一辈子，我也跟着他！”现在看来，这孩子气十足的话语近乎于稚嫩。也正是这种稚嫩，可以看出我们感情的纯洁。

　　一放学我便急急忙忙地来到了医院，手里提着几样水果。前思后想了许久，但到底也没敢进去看他。我心情忐忑，想见琪，又愧对琪的父母。毕竟琪是为了与我约会才落得这样。以前他的学习成绩是如此的优秀，考上大学应该是没有问题。但现在这样子，能不能恢复过来还不好说，别说考大学了。冬雨中，我面色苍白地站在病房对面的一棵法国梧桐下，眼望琪所住病房的窗户，心里疼痛到什么程度只有自己知道。

　　后来有一天，我母亲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跟前，感情复杂地说：“你恋爱了？”见我不吭声，这才告诉了事情的原委。原来琪在昏迷中，一遍遍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他的父母猜到了个大概，便到学校打听，在班主任处得到了证实。班主任联想到我当时的表现，便与我母亲联系，把情况告诉了她。那时中学生的早恋问题还得不到人们的注意与谅解，人们往往把中学生的早恋与“流氓”等同起来。我不得不承认，对于爱情来说，一个中学生的确是太年轻了。在许多问题和困难面前，往往会束手无策，从而使爱情经历了过多的痛苦与遗憾。

　　话说回来，有哪位母亲愿意自己的女儿与“流氓”画等号？看着母亲复杂而急切的面容，我只能答应她不再与琪来往的要求。表示一定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一年后，我们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将学生分成了快班和慢班，我分到了快班。琪在这个时候重返了学校。听说他的伤能得以恢复，是一个奇迹。还听说他拒绝了老师要他留一级的建议，坚持要求跟着原来的年级。由于他休学一年，功课落得太多，只能进慢班。老师、同学对此都很纳闷。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也是因为我的缘故，他不想比我低一年级。我们那时都在认真学习，由于不在一个班，也就没有接触。有时放学时我们还能遇到，也只能远远地看上一眼，然后就匆匆离开。我知道我们不能说一句话，更别说呆在一起了。除了为琪的祈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将来上解放军外语学院后，我们就能够在一起了。

　　这年高考我落榜了。母亲只是说了句“明年再考吧。要是———”我知道她的这个“要是”指的是我与琪的早恋。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能为自己辩解呢？在那惶惑无奈的日子里，我很想找琪倾述，但他又在哪里呢？依照他的聪慧与勤奋，他应该是考上大学了。找同学打听，怎么也打听不到确切的消息。只听说他与一些同学参加了部队院校增加的体检，看来他真的是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了。

　　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到学院一打听，上一届中没有琪，也就是说他上了别的部队院校。寒假回家，在车站意外地见了琪。他是来接我的，一身戎装，好像还多了些腼腆。我是如此的意外，以至于一下子不知如何开口。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在一起了。我们又来到了公园门口的那棵松树下，想想当时的情景，看看现在彼此的军装，我们幸福地会心笑了。我这才知道，琪在那年上的是一个部队中专的无线电专业。由于他父母担心他的伤，没同意他参加第二年高考的请求。由于我在快班，他琢磨着我应该是考上大学了。他就没有告诉任何一个同学而一走了之。心想———如果说《卡萨布兰卡》里鲍嘉演的男主角为了事业放弃了爱情的做法是高尚，那么为了所爱女孩的幸福而放弃爱情，也应该是一种高尚。

　　以后我们保持了半年的书信联系，几乎是一天一封信。不知怎么了，他一毕业，就又没了音讯。我原来一直担心的是他心理的不平衡，因为他是一名中专生。我真的不在乎他的中专学历，我甚至在追求我的男生面前坦然承认这一情况。如果不是这样，又会是什么呢？在学校的林荫小道上，我无数次地独自徘徊。我想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罢了。然而直到我毕业，他也没有音讯。

　　毕业后我分到了北京，来到部队的一个单位。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一直没找男友，还在等着他。一天，我母亲不请自来，叫我去北京站接她。到车站才发现，除了我去接她，还有一位文质彬彬的三十开外的男人，他就是我现在的丈夫。女儿是母亲的小棉袄。作为女儿，当然能体谅做母亲的一番苦心。母亲在到北京的当晚苦口婆心地对我说：“如果现在你与琪谈恋爱结婚，妈妈一百个同意与放心。然而事情不是这样的，琪连个音讯都没有，你总不能一辈子为了个影子而生存吧。”

　　我婚后生活一直很平稳，不久还生了个儿子。我也转业到了现在的这个出版社，这种充满文化与轻松的氛围正是我盼望已久的。丈夫事业有成，在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经常出国。只是每当有初中同学来北京时，我还是要向他们打听琪的消息。说来也奇怪，每当我得知他们也没有琪的消息时，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生命仿佛就是这样，总是在你不经意时遇到你痛彻心肺的事情。今年春节，我回老家探亲。在看望老师时，她邀请我参加了中学建校90周年的校庆。那是这个城市少有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系列正襟危坐的活动后，一位高中同学邀我参加一个Party，说是一位发了财的同学要尽点义务，要在本市最好的一座五星级宾馆举办舞会。当我们如约而至时，就像是油锅里溅进了水一样，那种久别重逢的激动和兴奋被一大群年近不惑的女士们渲染得恰到好处。这时，宾馆门口又是一阵喧哗，听见有人喊“老板来了”。这阵嘈杂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我转身一看，是琪。

　　重新回到公园的那个松树旁，琪告诉了我他发生的一切。原来，他毕业后分到了西藏，担任阿里军分区一个边防连的报务员。事实又一次残酷地摆在了面前。他想，如果说中专学历只是涉及到自尊，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可以改变的话，那么现在涉及的就是一个姑娘铁定的一辈子幸福。无奈与绝望之余，他再一次放弃了自己孜孜以求的爱情与幸福。听到此，我早已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他告诉我，在阿里陪伴着他的就只有外语。因为他想起了以前松树旁许下的愿望，想起了应该能对得起我们的这份爱情。就这样，一过就是10年。其间还取得了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本科函授证书。转业时，正好赶上国家进一步开发，他娴熟的英语有了用武之地。先是在一家外贸公司，后来自己开了个公司，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从小果处知道了我结婚生子的消息，醉了三天后，就再也不在同学面前提及我。我不知道出于什么，还是问了句：“你妻子好吗？”他似乎是很洒脱地说：“结什么婚？———和我这种人。”但我明显地感受到了他的掩饰。我明白了我不能再问什么。他一直都在爱着我，不是他不追求，而是他想首先应该追求的是我的自尊和幸福。那次车祸伤好后不留级是这样，在边疆刻苦学外语也是这样。然而，一旦追求到了，许多东西又错过了。我当时木呆呆地站在那里，我不能说我不爱他。我为他所做的一切而心疼。

　　最后还是他叫了辆出租车送我回我母亲家。分别时，他站在那里望着我，眼泪夺眶而出。我们都知道，这一刻便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