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J接触的全部时间加起来不足8个小时。她是一名只有19岁的艾滋病患者。

　　认识J是通过她发来的电子邮件：

　　我是一名19岁的艾滋病患者，也许我将不久于人世。有些话想对你说说，不知你是否信任我并愿意听。如果愿意，告诉我你的电话，我会和你联系。

　　此后，我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说是J的朋友。他告诉我，J将在3月20日上午10：00，在天津伊势丹商场门前等我，如果超过半个小时后我仍然没有到，那么，她将不会再跟我联系。我问对方：“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人是她呢？”男人犹豫了一下，说：“你看见商场门口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她。”

　　直到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地点，我对J是否能够如约前来仍然没有把握，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一个“游戏”。

　　10点10分，一个至少有1米72以上、极其消瘦的女孩子蹲着大步伐向我走过来。她很漂亮，除了明显的苍白和衰弱，形象几乎完美无缺。她有一头棕红色的短发，整齐、顺滑，在阳光下幽然闪光。她说她就是J。我习惯性地伸出手，她的手只在空气中挥一下就放下了。她说话时嘴角轻轻牵动，速度很快，没有笑容。

　　几乎大半天的时间，我们是在南开大学附近的一个小西餐厅里度过的。那里有可以上网的电脑、来自各地的时尚杂志和摆放在每一个铺着格子布的餐桌上已经不太新鲜的玫瑰花。我曾经试着从聚在前台小声聊天的服务生们的眼光中搜寻与众不同的神色，但她们看着J和我的眼神的确与对任何顾客都没有什么不一样。茶水端上来的时候，J示意服务生退下去。她没有给我斟茶，而是很自然地从随身携带的双肩背包里取出一个旅行用的水杯放在面前。她说：“咱们喝茶吧。”

　　如果说在和J的接触过程中曾经有过可以叫做感伤或者怜惜的情绪，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直到写下这些回忆，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她的形象从所有复杂的背景上单纯地升起来，仍然可以听见她淡淡地说这句家常的话———咱们喝茶吧。而我们两个人都明白，过了这一天，就注定一生都不可能再有机会一起喝茶了。

　　那天离开小餐厅之前，J始终没有起立过，她定定地坐在我的对面，缓慢而有条理地细数从她“有记忆以来”的经历。她说：“想跟你说这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已经放弃了治疗。我想我应该快一点离开这个世界，免得自己痛苦，也免得贻害别人。”

　　一个19岁的女孩子，她的经历能有多么复杂呢？有一瞬间，J的面容渐渐沉进那潮水般往事的底里，透过这一切，我看见19岁的自己坐在公共汽车站旁边的石头台阶上，看街头的红男绿女，盼着能早些大学毕业了去挣钱来买一支口红。

　　J的第一支口红出现在还差21天就是16岁生日的那个晚上。黄昏回家的女孩子看到了母亲的出轨和父亲的绝望，第一次明白了这就是命运———以后的自己将孤苦无助。母亲和不认识的男人坦然离去，临出门，留下了10块钱。那薄薄的一张纸捏在手里仿佛禁不住小小的一阵风，J说，当晚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但她没有花掉那10块钱，因为想不好是不是应该把它作为对母亲离家的惟一纪念。以后，即使在最窘迫的日子里，这10块钱一直像救命稻草一样放在身边，和预感的一样，母亲再没有回来。那天是J第一次在陌生的房子里过夜。清晨离开的时候，她哭了。她没有拿那个人的钱，她觉得她不需要任何补偿，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补偿一个女孩子突然终止和丧失的青春。她只要了一支口红———那个人是从南方到北方来推销化妆品的业务员，偶然相识以后，曾经告诉过J，如果她愿意，可以带她走。

　　J没有再让那个人找到过她。她开始过着放纵的生活。她有钱了，有了各式各样的化妆品，也有了短暂的欢娱和长久的不愉快的记忆。J说：“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活着。但有一点很明确，我不会结婚，不会要孩子的。我害怕我的孩子有和我一样的经历。我常常想，要是有一天，我妈妈还能想起我，还想了解我的事情，希望有人告诉她，活着的时候，我很好，没有抱怨过什么。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她：如果早就决定了要这么对待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把我带到这个世上？”

　　J是从发现自己的感冒总是不能痊愈开始隐约意识到危险的。她坐在网吧里，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来查寻有关艾滋病的一切。第二天，她跑了很远的路，到了另一个城市，隐姓埋名地去医院化验、在街头闲逛着等化验结果、取了化验单之后像逃跑一样地离开……2000年的最后一个冬至的黄昏，她一个人把家里能用水洗的东西都洗了一遍。然后，她开始细细地洗澡。J说：“我知道怎么洗也不能把自己洗干净了。”

　　深居简出的日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如果要维持游丝一般的性命，每年最少要8万元，J没有那么多钱。“我没想到这么一种病，反而让我安静下来了，也变成了一个规矩人。我不和任何人有亲密的接触，尽量少到公共场所，我不在外面吃饭，为了不用人家的餐具；只要能走路去的地方就不坐车，为了不沾别人也要沾的东西；我耐不住寂寞了也去去酒吧，但我不和别人搭话，只喝听装的饮料，因为觉得那种包装可能不可回收……我知道这种病不会通过这些传染给别人，可我忍不住就是要这么做。”

　　J把她的小旅行杯抱在怀里，轻轻地呵气，茶水的热气嘘到她的脸上，惨白之中略略渗出一点血色：“我找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告诉你，其实我是很后悔过去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女孩子会有和我一样的遭遇，甚至可能有的人家发生的事情会比我家的事还糟糕，但这些都不是让一个人去糟蹋自己的借口。我想做一个坏榜样，成为这些人的前车之鉴。”

　　凝视眼前这个用3年时间走完了道德两极的女孩子，我只有认真地点头。

　　告别的时候，J送给我一只玫瑰胸花。她说：“想了很长时间，应该送给你一件什么礼物。送鲜花，你会看着它枯萎；送干花，总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后来看见了这个，才8块钱，可是什么时候看见都是漂亮的，就给你买了。希望你以后还能想起我来。”

　　等待服务生来结帐的当儿，J突然紧紧盯住我问道：“你为什么不怀疑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还要大老远地跑来听？”

　　我们的目光牢牢地交汇在一起，我说：“来之前，我没有把握。看见你，我就知道我对了。因为，你戴的是假发。”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J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那是在她讲述母亲离家、父亲自杀和自己拿着化验单走在夜晚的异乡街头时不曾有过的。她哽住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话：“对这3年来发生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抱怨，但是我有至少一千次后悔的理由。”

　　离开J以后，我总是会在不经意中想起她说的话：“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想起这句话，眼前就会出现她慢慢地、慢慢地把那顶漂亮的假发轻轻从头上拉下来，稀疏的头发仿佛没有生命一般贴在她的头皮上。以后，也许这个形象就会逐渐被其他形象取代，没有人记得有过这样一个女孩子和她讲过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就是J付出的代价。

　　离开J以后，我常常在想，我们总是不屑于那些来自书本、来自他人或者来自长辈的经验和教训，是不是一定要生活本身发出沉重而致命的一击之后，才会意识到，原来所有的危险正是我们自己悄悄种下的，就像年轻的J为自己种下后悔的理由？

　　文／安顿

　　注：我们呈现这个年轻女孩子的经历和她追悔的心情，不是为了对她曾经的放纵表示认同，而是为了对她所代表的这样一个小群体可能造成的结果之一提出警示。

　　我们不能忽略的确有这样一个人群存在于我们的周围，他们有可能随时使我们和他们自己陷入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