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以前，Grace给本报发来一个简短的Email———一位年轻的母亲、一段短暂而失败的婚姻、一个没有了爸爸的小女儿……在一个高温日的傍晚，记者和Grace相约于淮海中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倾听Grace的故事。

　　也许是为了表示某种诚意，刚坐定，Grace立刻拿出自己的身份证，非得让记者仔细看看：“倾诉的背后都有苦衷，其实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

　　口述者：Grace 31岁 电脑公司职员

　　孩子半岁，他有了外遇

　　那封Email发出以后，我就一直在考虑应该从哪里说起。和丈夫军从认识、相恋一直到结婚，整个过程说来都很平淡。从1993年底到1995年，整整1年多的恋爱，曾让我以为将会和这个男人顺理成章地过上一辈子。

　　有点意外的是，新婚当月我便怀孕了。从新娘直接升级为准妈妈、军从新郎迅即升格为准爸爸———对于孩子的突然降临，我俩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现在想来，军根本没能适应这个角色的转换。1996年底，女儿出生还不到6个月，他就有了外遇。

　　那时候，我坚持不要父母帮忙，而是停职在家自己带孩子。军是一家外资企业的客户部职员，尽管应酬很多，不过他8点以前总能准时回家。除了照看孩子，我买菜、做饭，然后等他回家共进晚餐———三口之家的日子过得很充实。

　　渐渐地，女人的直觉告诉我，我的丈夫有了“花头”：他那时已升职为客户经理，应酬也随之增多；他每天都用“应酬”来搪塞我，经常天亮才回来，小睡一会儿，早晨8点，洗把澡、换套衣服立刻去上班。连周六、周日都是如此。我跟他说话，他的反应越来越淡漠。军跟孩子、跟我，渐渐地没有了任何交流。

　　(对于丈夫的外遇，Grace表现得很理性。说完这段，她只是平静地补充了一句：“是因为我对孩子倾注了太多关心，不知不觉间忽略了对他的热情吧。当然，也忽略了他的需要。但其实，一个女人独自承受从姑娘到少妇、再到母亲的迅速转变，我也很难啊———他却没有想过。”)

　　好聚好散吧，我和军很平静地办理着协议离婚的所有手续。尽管那个女孩的公司、住址，我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我并不打算像朋友教的那样上门理论———我和军的事情，与她无关。离婚手续办得很爽气，牙牙学语的女儿是我们唯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和军的意见完全一致———孩子归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共同为她规划一个最好的未来。当时正处于哺乳期的我工资收入很低，因此，法院最终把女儿判给了军。对此，我没有意见。

　　离婚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先是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因为以前公司的同事对我结婚、生子、离异的过程太清楚了，我无法承受他们异样的目光。而我应聘的那家新公司，刚巧需要一个人去南方开拓市场。于是，我积极要求去了南方。

　　半年后，我刚回上海不久，便接到了军的电话。他说，他将被公司派去美国工作两年。在我家，我俩进行了离婚后的第一次谈话。当时，我曾想要回女儿的抚养权。因为自从离婚以后，军始终没有自己带过女儿，而一直将她交给他的父母管，偶尔才回去看一下。

　　军并不赞同我的要求，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已经和过去不同了，是一个有好工作的白领，也有你自己的生活。女儿的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两年的时间并不长。况且女儿现在生活得很好，如果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原因，最好不要有太大的变动，否则对孩子不利。”他的一席话感动了我，让我最后放弃了要回抚养权的念头。但是，我轻信了他。

　　去美国没多久，就突然传来军“失踪”的消息。军的父母焦急地四处打听，却全无音讯。日子一久，他们甚至已经有了他遭遇不测的心理准备。唯一能够打听到的就是———军与公司发生了纠纷，被公司炒了“鱿鱼”，早已提前离开了美国。而那个女孩，已在不久前移民加拿大，不再与军联系。

　　军的父母也终于想出了儿子“失踪”的最大原因：当年军和我离婚时，他父母就曾经追问，他是否有了别的女人，但是军坚决否认。但渐渐地，两位老人终于觉察到了什么，于是，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他父母表示：军在外面怎么都可以，但家里是永远不会承认那个女人的。

　　军是个倔脾气，事业和“爱情”双双受挫以后，他没有再给父母写过一封信、打过一个电话。就连女儿，他这个当爸爸的，也不再尽一丁点儿责任。有朋友辗转告诉我，军目前生活在上海，他托朋友带回的唯一一句话就是：“女儿我也想的，但是，现在我无法来见你们。”

　　在一个没有爸爸的环境里，女儿渐渐长大，明年就该上小学了。法院判决我每月付150元，但军“失踪”以后，我始终每月给200元。除此以外，孩子学钢琴、学英语，和衣服、玩具，全都由我负担。由于没有得到抚养权，女儿依旧由爷爷、奶奶照顾，每逢周末我才把她接回家。为了给孩子一个最好的生活环境，我们一直告诉她：你的爸爸在美国，他工作很忙，没空回来看你。我还特意给她买了一个地球仪，指给她看洛杉矶究竟在哪里。

　　但孩子终归会懂事的，前些天她突然问我：“妈妈，我的爸爸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他不给我打电话？妈妈也忙啊，但是你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的。你们别骗我了，其实我什么都知道。”说完这句话，我和女儿都哭了。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懂事以后的孩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问出这些让我无言以对的问题。

　　我真的很矛盾。要收回抚养权不是没有可能，我曾经征求过律师的意见，但律师告诉我，如果要向法院举证军已失踪，就必须由他的父母出面。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实在太残酷了。孩子满周岁以后，就由他们一手带大，而今要他们举证亲生儿子失踪，并夺走他们视若掌上明珠的孙女，我不忍心。

　　但是，我想给自己和孩子一个结果。无论这个结局是什么样的，哪怕就是军站出来说一句，这个孩子他不想要了，起码也是一个答案———但是，我得不到任何答案，最痛苦的恐怕莫过于此吧。给孩子一个交待，把女儿当成大人那样，和她认真谈一次，这是我迫切要做的。

　　(说到这里，Grace反复用两手在半空划过，并且反复地说：“我和孩子，都像是被悬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过，她依然表现出了特有的开朗：“听说孩子满9周岁就有选择跟随父亲或母亲的权利，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招了。现在尽量努力，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只有等4年以后由她自己来选择了。)

　　我很希望军能够看到这篇“口述实录”。上海像他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他一定能够“对号入座”的。我想对他说：不要误以为我是在寻找前夫。一切只是为了让孩子见见自己的父亲。这些年来，女儿对爸爸没有了印象，而他也一定认不出女儿现在的样子了。给孩子最好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个当爸爸的曾经承诺的责任。

　　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专家的指点。既不能伤害两位可怜的老人，也不要让孩子的心里留下阴影———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究竟怎样才能得到女儿的抚养权？

　　与大多数口述者不同的是，整个叙述过程中，Grace始终都显得很开朗。她笑的样子很明媚，也很容易感染人，“就算是解一道难题吧，哪怕最后的答案是无解，我也总算尽力了。”即使是无奈，Grace也同样笑着说。

　　采访的最后，Grace从包中取出5张女儿的照片———从1周岁到5周岁各1张。端详着照片上女儿的小脸，细数着女儿成长过程中的种种：“1岁的时候像个男孩子；3岁那年患上了气管炎，所以脸色不好……”这是唯一的一次，抬头，瞥见了她湿红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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