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位男子身穿透明的“避孕套”在马路上做宣传　　

　　文/连岳

　　《城市画报》的老读者可能还记得原来有个“70年代跳起来”的栏目(编者注：该栏目为“生于七十年代”)，各行各业的70年代人一个个定格在空中，这是一代憎恨地心引力的人，这些牛顿的敌人，这些轻功高手。

　　现在这个栏目没了，是不是70年代的人走霉运了？正蹲在地上抽一根苦闷的烟呢？恨不得趴下，还跳？或者，这些人压力重重，营养失调，已经骨质疏松，跳起来拍照是可以啦，不过杂志要报销治疗骨折与买拐杖的费用。

　　(以上言论不代表杂志立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

　　既然个人观点了一下，索性继续胡乱猜一下，70年代的人不跳，那是因为在——养胎，像小S一样，有了身孕，不能跳了。

　　困扰70年代这批人的大问题之一是：到底要不要生呢？再不生就太迟了。不生，好像与人的本能格格不入，生，又好像是武断地把一个人带到这个不愉快的世界。

　　尤其是生活空间在城市里的70年代。如果住在空旷的乡村里，这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一个人必须得有很多麦子、很多羊、很多孩子以及一个生育得变形的老婆。

　　城市化的最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降低人的繁殖欲望。生活成本高企——安全套都两块钱一枚呢——个人空间逼仄，快乐体验减少，这些都增加了人的繁殖成本，甚至动摇了人的繁殖本能。中国城市化最早的

　　东京年轻人不愿意生，这不是新闻了。

　　汉城的年轻人也不愿意生，这也不太出乎意料，虽然韩剧中充满了变态的生殖崇拜——艺术与生活总是有差距的。

　　欧洲人也不愿意生了——对不起，把十多年前的资料拿来用了。

　　美国人也不愿意生了。美国的愤青批评家剧烈批评这种“自私行为”，因为没有人口，自由与民主的载体没有了。说得也是，没有了人，什么理论都没有用了。

　　可不正因为人要成为种种载体，所以让我们感到疲惫吗？

　　美国人找到了折衷方法，不愿意生可以，捐点精子总可以吧？尤其是那些诺贝尔奖得主的精子，恨不得用强力让他们留下。也许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有了一条支持杨振宁的理由。有个专栏作家去体验了一下捐精过程，本来只想去看看的，后来人家用一句话把他的精子激了去，“想捐可以，不过，得看看你的精子合不合格。”检验合格的报告出来后，他就充满自豪感地捐了出去。

　　精子银行的广告语是不是可以这么写：

　　与其浪费，不如捐献！

　　反正你也没什么损失！

　　留着，也不能升值！

　　送精子，好精神！

　　当然，广告语再有诱惑力，也很难骗走别人的精子。记得早年看过我们的一些精子银行倒是不缺精子，可那是违反了规则，让几个无良大学男生没日没夜地捐赠。好精子就像好宝宝一样，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几天前，BBC做了一档节目，第一批人工受孕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真诚地说：我并不想打扰他的生活，我只是想见他一面，看看我的父亲长得什么样……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当年捐精的人，是不是有股寒意从脚跟生起？小蝌蚪找爸爸，这是阻挡不了的本能。

　　但愿，将来不要有10万个孩子找那几个无良男生吧。

　　所以，捐精和生殖一样，是个值得严肃考虑、再做决定的事情。草率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