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杨大辉拉着我的手摩搓了半天，唉声叹气地向我坦白了自己的打算。他一等国内的钱汇来，把欠帐和房租付清就准备回中国，他自嘲自己现今是英雄末路，精力和财力注定了他的命运，他也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遇了，他这个大老爷们只能靠老婆养活残年了。他说在感情上他欠他老婆的太多，但他最对不起的还是我。连自身都难保的人，又怎能养活别人？他只能让我离开，他希望我不要恨他……
我跟他这么长时间，即使没有爱情也有亲情呀，再说跟林雪松分手后，我也渐渐地有点爱上杨大辉了。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话，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滚了几滚，还是强忍着没让它流出来。这些年，我跟着杨大辉享尽了荣华，也享尽了倍受呵护的关爱。我确实也积累了一些钱，但在这场危机的涤荡下，仅兑换了几千美金，唯一保值的是我那些首饰。眼看着杨大辉濒临绝境，我绝不是一个寡情薄义的女孩子。第二天，我早早地就起了床，我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杨大辉，仅带走了杨大辉送给我的一些衣物和首饰，最后看了一眼我同居三年的男人，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
我一个人盲目地在大街上走着，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往哪里。当年来俄国求学的那一批留学生大多都已回国，新去的一些中国同胞我也没怎么来往过，事到如今，我连个联系的人都找不着，一个人走在异国的城市里，我感到了空前的孤独和恐慌。不知不觉地，我来到了莫斯科地铁站，这里看不到国内车站拥挤嘈杂的人群。车站口有个苍老的俄国玛达姆正默默地等待路人的施舍，两个浓妆艳抹的醉酒女郎，正醉醺地跟几个流浪汉讨价还价“卖肉”，最后两个男人用两瓶酒的许诺领走了这两个醉酒女郎。看到这些场景，我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悲哀，一阵痉挛向全身袭来，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我不能这样消沉下去！”我在内心里发出了呐喊。于是，我开始给林雪松打电话，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人。几经周折，我终于从话筒里听到了林雪松的声音，这一刻，我激动得心都快要蹦出嗓子眼了，我完全忘了我俩过去的不愉快，电话那端，我听出林雪松的话音也同样有些激动和兴奋，我们约定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在莫斯科地铁站口见面，我不停地重复着“不见不散”这几个字。
历经波折又重逢，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说我一点没变，只是脸上多了些忧郁之色。但是林雪松却变了许多，曾经年轻英俊的面庞少了一些色彩，连说话都变得一本正经的，完全没有了过去惯有的油腔滑调。
我对他谈了杨大辉的一些情况，我不敢再奢求爱情，只请求林雪松能以一个同胞的身份照顾我。林雪松也把自己的情况向我作了简略的叙述，他说达尼娅一直很爱他，但他忍受不了达尼娅与别的俄罗斯男人轻浮浪荡的言行，他规劝过多次，达尼娅依然固我，有一次气头上他就奏了她一顿，等他从市场上回到家，达尼娅已经走了，把他的积蓄也全拿走了，一个星期后，一个俄罗斯男人找到他，递给他一份达尼娅签字的离婚协议书。
他对达尼娅没有过多的责备，他开玩笑地说他自己太保守了，明明吃不惯西餐还非要装文雅。他向我保证，我们两人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过去的事情了，他还会一如既往地爱我，他还一再说我走到这一步，他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曾经沧海，身处异国，我们就象两只迷途的孤雁，只能相互慰藉着舔着对方的伤口。
我们在莫斯科市郊租赁了一间较便宜的民房，共同生活下来。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仍是生计问题。林雪松虽然已拿到定居俄国的绿卡，但他已经厌烦了这个国家，他说他想回中国，因为中国有他的亲人、朋友，是他熟悉的地方。其实我何尝不想家呀，只是想到自己现在这个境况，又怎么好意思去面见家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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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我把男人弄丢了》一书，瀚涛文化工作室授权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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