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办公室。我的对面是黑泽明《蜘蛛巢城》的大海 报，右边坐着郑洞天老师，他刚拍完《故园秋色》回到北京。

　　徐鸢：很想听听您对当前电影评论现状的看法。

　　郑洞天：我感觉可以说，报纸发表的各类影评没让人感觉到中国观众 的层次感，其实中国观众是有层次的，有区别的，不是所有的观众都是一 窝蜂的，但是这个层次出不来。比如，北京每年都有大学生电影节，那么 一会儿，就完了，剩下的其他时间，拍电影的人，看电影的人都觉得中国 观众就这样，对电影人来说，它没有一个准确的参照。我觉得大部份报纸 就正面评论，缺少批评，包括对外国电影也是这样。这里有比较笼统的介 绍，现在都是以消息为主，都是世界电影大的走向上的一些情况，它也缺 少一个定期的栏目或窗口，就是能够跟观众。因为人们现在看外国电影比 较多，包括影碟。我这次在广州，那边现在还能买到一些欧洲的片子，包 括阿巴斯的片子都能买到，但是，就是当地人两眼一摸黑，根本什么也不 知道，然后我跟他们讲，应该定期地看哪些碟。在长沙有一个小老板，酷 爱艺术，就是想上电影学院的那种，他就比较明白，我去他就预先都挑好 了，我去再刷掉一半，然后告诉他这版是对的，那个版是错的，基本上他 都知道，导演的名字他全知道，谁是怎么回事。反而咱们自己的圈内创作 人员基本是糊涂的，大概只有电影学院这一块知道世界电影拍成怎么样了， 外面制片厂根本没人议论。北京每年举行大学生电影节时，我都去参加他 们的座谈会，发现他们接触的高水准艺术电影越来越少，现在大学生年龄 降低了，都是小学、中学、大学很平稳上来的，他们感兴趣的基本上还是 电视台的晚会一类。去年讨论《泰坦尼克号》，最后我发言，我说，如果 说北京所有的大学都以《泰坦尼克号》作为电影艺术的楷模，我们电影人 这就完蛋了，我们电影就失败了。所有大学生都认为应该拍《泰坦尼克号》 这样的艺术片，我不排除它是部好电影，但是这个概念不同，这个感觉就 是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那种特别严肃的电影不见了

　　应该有一个呼声，这个呼声也不是对中国电影完全采取瞧不上，就不 入流，它得是一个有分析、有引导的，你像什么贺岁片，有成功的东西， 有道理的东西，把它肯定了，然后再说它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很多观 众凭自己的兴趣看，但是他也有不满意，让别人指点你一下，让别人告诉 你怎么是你应该认可的东西，怎么是你不满意的东西，不满意的点是一个 比较高级的点。这个东西现在缺乏，所以它不能对新的创作者以一种更好 的启发、启示。不像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评论对电影确实起很大作用， 拍电影的人特别在乎评论，因为评论它是针对这个作品实际的问题，把它 在整个中国电影系列当中作为一个参考，就是这种东西，它特别明确。谁 都觉得我每拍一部电影是参与到整个中国电影系列发展当中，这个感觉现 在没有了。现在，是各自为营，各拍各的目的。有的已经拿了政府的钱， 有的拿老板的钱拍老板的片子。国际那边也没响，许多导演都没戏了。我 想电影拍到这个程度恰恰是评论最有作为的时候。

　　徐鸢：反而现在没有评论。

　　郑洞天：对，没有评论。《刺秦》北京一片乱骂，然后到上海，上海 人是嘴下留情。我是没看过，不知道是什么结果。这种倾向就应该有大文 章来谈。包括这次谢晋导演五十周年，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谢晋自己说 得特别好：我当了尸体，你们来解剖我。都说到这个程度了，但是我看到 报上登出来的就没有什么有份量的话，全是吹捧的，或是演员在那里感激 涕零，没有很严肃地真正地去谈他这条道路的利弊。所以我觉得评论要提 高，最终还是作用于中国电影，哪怕现在一百个导演有三、五个看过你的 文章，他觉得有启发，他决心在下一部片子里有追求，这个问题就大了。 慢慢来，现在就是说，真正还想干点什么的，这类导演不是特别多了，大 部分都是打工啊。打工也有各种打法，你看张扬就值得关注，他也是打工， 两部都是老板的片子，都是要回报的，他就每一部都有每部想法。张扬以 后第六代，他是属于走向大众的第六代，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徐鸢：后第六代？

　　郑洞天：也可以这么说。第六代以后我认为再不要分了，这个年龄段 都是一代。第六代那波是自得其乐的第一代，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在调整， 拍到《长大成人》实际上已经是面向观众，但是比较严肃的，这帮人是和 商业去结合，但结合里头它不丢掉年轻人对人生、对社会的一些比较，还 是比较认真的一些思考东西，溶在里头，这有一批人，但恰恰不是电影学 院的，都是戏剧学院的。

　　第六代从自得其乐走向大众

　　徐鸢：我在上海买了一个正版VCD，娄烨的《周末情人》，你是片子 的艺术指导，想问问这片当时的情况。

　　郑洞天：这个确实是我从头介入的，我挂艺术指导的大概也只有两、 三部片子，这是我真正挂了，我真介入，从开拍，到拍完，然后剪接，前 后我都介入了一些。当时一个是给他们壮壮胆，老板也是需要一个人，就 是挂了我的名就敢给钱什么的。福建厂也是要求这个，因为福建厂厂长和 我很好，他说你让郑老师指导，然后我们一起讨论剧本。厂长的意见是你 说话他们听，但是我发现后来还是不一样。我是原来希望这部片子拼命往 美国片走的，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比较单纯，比较简单的，不要搞得那么繁 杂，是一个状态性的描写，让它拍得好看，把一个上海拍得很奇特的上海， 但是拍完了以后，看了样片的时候发现美国片拍成法国片了，他们就是拍 不成美国片，我说娄烨可能这辈子都拍不成了，第六代要有几个能拍美国 片的导演，但这没办法。但是我还是很肯定它里头具体的那种法国味，这 东西还是有功底在那儿的。这要与别人一比较，要是别人来拍，拍不出他 们的味道来。

　　城市电影拍了十几年，我认为第六代的城市是前几代任何人都看不到 的，这是没有办法的，而且天生是以城市为己任的，因为他们的成长经历， 他们的情感方式基本上是现代城市的，但却是作用于普通青年心目当中的 那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硬着不能这么拍，艺术家就是这么感觉的，他就 得这么干。只是现在我们发行渠道是平均式的观众发行渠道，它不可能对 不同的片子去用不同的发行方式，它问世的条件就差。当年，我把《头发 乱了》拿到华师大去演，连演两场不让走，说还没看完呢。可是第二天在 国际电影院首映，卖了三天票，才卖了400张票。

　　徐鸢：有我一张。

　　郑洞天：现在又会慢慢好一点，东拱一下，西拱一下，都是那些不见 经传的人在那儿拍，没准也能拱出点什么东西来。电影永远是围绕着给钱 的人来拍的。等到有什么样的导演就出什么样的电影，这个时代的电影就 行了。中国曾经有过这个时代，那时计划经济，那个时候不用讲回报，那 时候电影肯定都能赚钱，那也不正常。现在正常了，正常了以后就这一个 阶段还是一个过渡阶段，长短难说。

　　最好的电影应该碰到最尖锐的意见

　　徐鸢：那你觉得像张扬这样的新导演，第六代以后会不会成为中国主 力？

　　郑洞天：张扬的《爱情麻辣烫》我是比较早看的，我看后也跟他聊天， 我觉得他观点挺好，就是他如果跟娄烨他们聊天并不会很落伍，因为有很 多现代文化的背景，也是这个时代长大的。但是他一开始不拒绝观众，希 望专家也认可，他首要目的是能够有更大的观众面，娄烨他们认为观众要 是看不懂那就是傻冒，你要是看不懂，中国电影就没救了，这有一个神圣 感的一面是对的，坚持电影自己的文化，但是也有一个生存的问题，张扬 这种就是生存第一位，但是在生存里他很严肃地把自己搁进去，我不能保 证，他第二部还会不会有这个势头，如果是势头，那这种趋向对于整个第 六代或新生代来说是有好处的，否则永远像《长大成人》那样要修改多次， 买片子的人都有些提心吊胆，这样也不利于他们的再生产，上海要出来年 青一代也就是张扬这一类，不会再出现娄烨他们那种，也就是电影学院那 一波，对电影太迷恋了，对电影史太熟悉了，对于这种感觉，我是一直特 别尊重的。电影应该是文化史，毕竟是文化史这链条当中的一块，这个是 不错的，这早晚也能够生存、保留住的，但是不可能要求不这样就不是第 六代，第六代也不要搞宗派了，该怎么怎么，五花八门，各人活各人的， 都后现代时期了，什么样都有。但是你真正拍到像昆汀·塔伦蒂诺这样的 又没有，这当然与土壤有关系，但是看《超级城市》里管虎的那部片子， 那已经到了，我认为完全可以和世界对话了，中国的现代化那感觉，挺好 的，而且事实证明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八十年代就出过一件事，上海人 拍了半天上海，谁也拍不好，忽然去了丁荫楠拍了《春雨潇潇》，还有滕 文骥的《都市里的村庄》，所有人都说特别上海。管虎也是这样，那20个 里头10个导演都是上海人吧，唯独管虎是北京人，他拍得最像。这同距离 的东西产生艺术有关系，因为他去观察上海时，他感兴趣的，肯定是上海 最有特征的。但是最后最牛的上海电影，是上海生长在外地的回去，有陌 生感，但是又对骨子里的东西比较了解。大艺术片将来要出上海生活，那 必须是上海出来的一波，没到时候。

　　我原来想构思《上海1963》，我是1949年来到上海，这么多年下来， 我要找一个最平静的，就是什么事都没有，才能最代表上海。这一年什么 事都没有，但是它预示着所有的事。我曾经产生了一个故事构思，将来我 早晚要拍一个，拍一个真正的上海。所有作家中写上海我最欣赏的是程乃 珊，她活。黄允写《上海一家人》，一开始找我去谈，我说可以，愿意拍， 她也认为你拍可能和上海导演不一样，最后说不行，肥水不能外流，后来， 我看完《上海一家人》想幸亏我没拍。

　　徐鸢：现在舆论上有一种成见，提起第六代就是第一看不明白，第二 没有观众。

　　郑洞天：对，这就是那种附庸式的评论界的基本看法，它打着平均观 众的旗号，附庸在平均发行上，这种附庸使它对第六代有一种看法。比如 说，他们就一个人也没看出来《周末情人》结尾是抄《筋疲力尽》，他根 本没有看过《筋疲力尽》，或者看了，他也不知道，所以他谈电影，不会 谈到深一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