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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发给当代歌词的病危通知

贾清云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8月17日 10:14 解放日报

　　一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耳朵才能听得懂这样的歌词：“你是那么咄咄，你是那么乖乖。”这是电视剧《康熙大帝》主题歌《千古一爱》中的两句男女对唱，表现的是康熙和苏嘛喇姑的相互倾慕和美誉。且不说，它把“千古一帝”及其女侍弄得缠绵肉麻如现代矫情男女，仅就歌词而言，文韬武略的一代君王就此变成了输尽文采的语言残废。“咄咄”是“咄咄怪事”的 “咄咄”，还是“咄咄逼人”的“咄咄”？“你是那么咄咄”，如果可以这么胡写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说：“你是那么洋洋” ？由此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当代歌词创作几乎可以称为“勇敢者的运动”，其中在使用我们的母语时胆量大过能力的词作者，“是那么芸芸”！

　　刘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电视剧《胡雪岩》主题歌《去者》，将隐士情貌（夙愿扁舟寒江钓，风掠须发白）赋予妻妾成群的胡雪岩，已属悖谬；而它的歌词如“唯苦心良在”（“良在”翻成现代汉语就是“很在”，“非常在”。不论古代和现代，都没有这么说话和作词的），“天降仇敌忾”（胡乱肢解成语，造成词意混乱不堪，只为凑成五言），“殇情暗徘徊 ”（“殇情”是运用现代造词法生造的“古汉语”，不古不新，不伦不类），“生死命注休然早”，“生死无价亦无保”（“ 命注”、“无保”，都是用词不当，使歧义纷生，犯的是古汉语初学者的通病）等等，伤痕累累，残破如此，却曾上榜流行、红火一时，很能说明作者及其受众的水平和现状。

　　如果说《去者》的残病与不熟悉古汉语有关，那么更大量地用现代汉语写出的病残歌词又说明了什么？陈红演唱的《喜乐年华》唱道：“真真情情爱不够”，“真情”叠用，就像将“爱心”叠成“爱爱心心”，写和唱的时候，就不感到别扭吗？高林生演唱的《错爱》唱道：“也许离开你是我最后最伤最痛的结果”，如果“伤痛”可以变成“最伤最痛”，那么“ 心酸”也能变成“最心最酸”。韩磊演唱的电视剧《男人没烦恼》主题歌唱道：“走出那沉甸的从前，只因这世界很大。”按照“沉甸”的简缩法，“黑压压”就可以简缩为“黑压”、“兴冲冲”就可以简缩为“兴冲”了。江珊演唱的电视剧《我想有个家》主题歌《牵手梦缘》，歌名和歌中“你我牵手梦能缘”的“缘”，都是“圆”的错别字，而歌中反复吟唱的一句“好人都祝好人的你，愿天下人一路平安”，前句宾语残缺，如果与后句构成复句，主语又混乱不明；而且，“好人的你”，用名词修饰人称代词是哪里的语言习惯？

　　其实，同《去者》一样，这类文字残病的病因，是作者不通词性，缺乏语感，尤其缺乏对于作为艺术的歌词的审美能力。创作的一个真理是，首先要具备“把意思说明白”的能力，才谈得上“把意思说好，说得富有艺术魅力”。否则，就像马季相声里说的，是“蹬着自己的鼻子上房”。回过头看，当代歌词之病与“艺术创作”根本毫无关涉，因为它甚至低于“ 把意思说明白”的水平。比如，上面例举的高林生演唱的《错爱》中还有一句歌词是“难道说了我就不折磨？”查上下歌词原意，是“我”因错爱而被折磨，而不是受伤后去折磨别人，由于词作者无视主被动语态，就把词意完全弄反了。再比如伊扬演唱的《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中有“只有心中有爱，就会美丽爱的风景”、“只要心中有爱，就会穿越爱的时空”等词句。“ 一道风景”、“爱的时空”等时尚语，如今已经被各种文体和歌词彻底写滥，（记得名歌《一九九七永恒的爱》里就有“让爱恋穿越时空”之类）足见词坛语言贫乏的程度。而尤其令人费解的是，“爱的时空”不仅“穿”而

　　且“越”，究竟要“穿越”到哪里去？难道一直要穿越到“恨的时空”才罢休？

　　笨嘴拙舌还要东拉西址，词汇贫乏还要故作新潮。这些只具备初二以下语文水平（因为初二学生已能掌握基本语法和相当的词汇量）的人马就这样纷纷登上了容易藏拙的词坛。按道理，没有起码的文字水平而要写歌词，就像没有起码的数理知识而要搞科学发明一样，本属不经之事；但在水能变油、气功能灭火的年代，这一切都已不算是神话。

　　二

　　以这样的文字和文化水平能写出什么歌来，大概不难想象。事实上，在当今词坛上，立意肤浅、内容空泛的词作，绝不是少数。甚至有的歌词的词意你用雷达都找不着。比如这首《锣鼓》：“从长江到黄河／一路唱来一路歌／我们向前走／幸福的生活在前头／……唱得那海蓝天也蓝／唱得那茫茫大地也笑开了怀／大家一起来／唱一首快乐的歌／呀依呀依哟”。说实话，当林依伦在那里热情地“扭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渐渐地感到一种恐怖，仿佛看见这首歌曲的制造者们像一群没有生命的影子，在摆弄着一个名叫歌曲、词意为零的物件！

　　这几乎是某种生存状态的象征：忙乱着，争逐着，却没有意义，没有内涵——当代人感受世界、感受意义、感受深情的能力已经匮乏到这种地步了吗？

　　这类歌词已经“超越”了以有价值的作品为对象范畴。说白了，就是胡扯。但是，细究之下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有方向的胡扯，方向指着歌词之外的目的和效益。比如林依伦唱的这首《锣鼓》，显然废话连篇，甚至连废话都说得毫无智慧，但其中却有方向性的标志词：“幸福”、“快乐”。的确，在这个方向标下的道路上，拥挤着多少歌词啊：“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敲呀，那个打！”（陈红演唱《喜乐年华》）“咱老百姓真呀真高兴！高兴！高兴”（解晓东演唱《咱老百姓》），“昨日你过年才包饺子，今天我天天过新年”（李殊演唱《中国在改变》），“福到千万家，家家都是一幅画；安居乐业享天伦，国泰民安满中华”。（金彪、杨洋演唱《福到千万家》），“四海同庆恭喜发财心呀心相通，花也红心也红富贵在手中”（尹相杰、于文华演唱《满堂红》）。

　　的确，歌词不应该等同于形势报告，词作者们必须在研究上千万下岗职工和五千万贫困人口问题之后才能写作歌词。但是，正由于这些歌词不是源于真切的感受，而是源于某种方向性的引导和趋奉，加上词作本身粗陋低劣，所以使人怎么听怎么觉得是“那个空呀，那个假，那个浅呀，那个傻！”比如《咱老百姓》，从头至尾反复狂呼“高兴”，虚伪加上蛮横，最终声嘶力竭；而《福到千万家》和《满堂红》，立意讨巧，廉价派送“安乐”、“富贵”，散发着腐朽之气。后两首歌都被制成ＭＴＶ，其风格倒是非常贴切词意，居然完全照搬旧社会财主家的道具场景，歌手们一律是旧社会富家子弟的衣着打扮：深宅大院、旧木家具、大红灯笼、长袍马褂，其趣味和心态与当今社会修阴宅、供财神、嫌贫夸富者们如出一炉！

　　为什么这类讨巧的喜庆话、粉饰的老招子、封建的旧声调总能现世并且流行？思考之下令人怵然警觉：在那些看似文字和文化水平不高的歌坛人物们身上，其实有着真正的聪明和成熟，正所谓嘴甜的孩子不挨打，会唱的宝贝有奶吃。

　　三

　　我们应该坚持，至少有一种态度应该是严肃的，那就是对历史；至少有一种情感应该是庄重的，那就是对祖国。但以上述词作者的那种品位、境界和能力来写作这类题材的作品，几乎可以断言，效果定成问题，有时效果还会适得其反。比如张俊以创作的歌曲《时光隧道》，居然把中国的百年痛史装进了莲花落加“RAP”的说唱形式：“林则徐的硝烟／虽然很见成效／可是南京条约签得那个实在糟糕／哎呀呀／真是没想到／竟然把圆明园啦也给烧掉。”这是“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 ”（鲁迅），把沉重的历史变为油腔滑调：“联合国的安理会上／咱也有一票／哎呀呀／真是美妙／终于能够平安地睡上一觉。”

　　这样的词曲，是在歌颂站起来了的人民的形象，还是在勾画扶不起来的愚民的嘴脸？

　　油滑之心产生俚俗之调。与五六十年代的歌曲相比，今天的歌曲都显得真情不及而俚俗过之：“咱们的大中国呀 ”（《大中国》）、“咱们的大中华呀”（《喜乐年华》），为什么非得用“咱们”，用“俺们”不是更显得亲热？“拉着中华妈妈的手，走出了十字口”（《拉着中华妈妈的手》），写中华何以写出了“走西口”的趣味和调调儿？“扑进母亲的怀抱，亲吻华夏的祖先”（《回归曲》），一首政治历史内容的歌曲，为什么非要用感性淋漓的“亲吻”一词？面对抽象概念的“ 祖先”，你的“亲吻”够得着吗？我的确想问：我们的词作者，为什么在歌颂对象面前，总要把自己打扮成娇憨可爱、“小儿无赖”（辛弃疾）的样子？

　　四

　　当代词坛的某些状况，总使人想起王朔电影《顽主》里的一个镜头：天桥上，头戴瓜皮帽的老财主和身穿三点式的现代女郎摩肩接踵，身穿绿军装的红卫兵和西服革履的新兴大款麋集一台，纷乱而且荒唐。说到底，病残歌曲之所以大面积地顽强涌现，正是为了——乱中取利。正像传销术的发财迷梦和伪气功的欺世大言之所以旺销当世，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巨大的市场、盲目的受众和一本万利的经济效益。

　　真正使人欲罢不能地写作此文并且始终感到内心沉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作为成人的文化环境和孩子的第二课本，病残歌曲危害不浅，而舆论和批评家们视若无睹，还因为当代歌词低劣的文字水平、讨巧的内容立意、明确的商业目的清晰地反映出了这样一种非词坛所仅有的当代“新人格”和“新风尚”，那就是：轻视文化（文化虚无主义）、利用政治（政治实用主义）、全力致富（经济功利主义），正所谓：“文化是虚的，政府是假的，只有挣钱才是真的。”事情的严峻之处在于，如果谁认定并实行这样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谁就可能在当今社会里如鱼得水、名利双收！当此“科教兴国”的严重关头，我们这里却正在成长一代薄文媚俗趋利的“当代英雄”，他们正在大摇大摆地哼着病歌跨世纪--这难道不是当今社会的一种真实吗？

　　（摘自《顾盼之间--中国文化年报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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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发给当代歌词的病危通知贾清云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8月17日 10:14 解放日报　　一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耳朵才能听得懂这样的歌词：“你是那么咄咄，你是那么乖乖。”这是电视剧《康熙大帝》主题歌《千古一爱》中的两句男女对唱，表现的是康熙和苏嘛喇姑的相互倾慕和美誉。且不说，它把“千古一帝”及其女侍弄得缠绵肉麻如现代矫情男女，仅就歌词而言，文韬武略的一代君王就此变成了输尽文采的语言残废。“咄咄”是“咄咄怪事”的 “咄咄”，还是“咄咄逼人”的“咄咄”？“你是那么咄咄”，如果可以这么胡写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说：“你是那么洋洋” ？由此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当代歌词创作几乎可以称为“勇敢者的运动”，其中在使用我们的母语时胆量大过能力的词作者，“是那么芸芸”！　　刘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电视剧《胡雪岩》主题歌《去者》，将隐士情貌（夙愿扁舟寒江钓，风掠须发白）赋予妻妾成群的胡雪岩，已属悖谬；而它的歌词如“唯苦心良在”（“良在”翻成现代汉语就是“很在”，“非常在”。不论古代和现代，都没有这么说话和作词的），“天降仇敌忾”（胡乱肢解成语，造成词意混乱不堪，只为凑成五言），“殇情暗徘徊 ”（“殇情”是运用现代造词法生造的“古汉语”，不古不新，不伦不类），“生死命注休然早”，“生死无价亦无保”（“ 命注”、“无保”，都是用词不当，使歧义纷生，犯的是古汉语初学者的通病）等等，伤痕累累，残破如此，却曾上榜流行、红火一时，很能说明作者及其受众的水平和现状。　　如果说《去者》的残病与不熟悉古汉语有关，那么更大量地用现代汉语写出的病残歌词又说明了什么？陈红演唱的《喜乐年华》唱道：“真真情情爱不够”，“真情”叠用，就像将“爱心”叠成“爱爱心心”，写和唱的时候，就不感到别扭吗？高林生演唱的《错爱》唱道：“也许离开你是我最后最伤最痛的结果”，如果“伤痛”可以变成“最伤最痛”，那么“ 心酸”也能变成“最心最酸”。韩磊演唱的电视剧《男人没烦恼》主题歌唱道：“走出那沉甸的从前，只因这世界很大。”按照“沉甸”的简缩法，“黑压压”就可以简缩为“黑压”、“兴冲冲”就可以简缩为“兴冲”了。江珊演唱的电视剧《我想有个家》主题歌《牵手梦缘》，歌名和歌中“你我牵手梦能缘”的“缘”，都是“圆”的错别字，而歌中反复吟唱的一句“好人都祝好人的你，愿天下人一路平安”，前句宾语残缺，如果与后句构成复句，主语又混乱不明；而且，“好人的你”，用名词修饰人称代词是哪里的语言习惯？　　其实，同《去者》一样，这类文字残病的病因，是作者不通词性，缺乏语感，尤其缺乏对于作为艺术的歌词的审美能力。创作的一个真理是，首先要具备“把意思说明白”的能力，才谈得上“把意思说好，说得富有艺术魅力”。否则，就像马季相声里说的，是“蹬着自己的鼻子上房”。回过头看，当代歌词之病与“艺术创作”根本毫无关涉，因为它甚至低于“ 把意思说明白”的水平。比如，上面例举的高林生演唱的《错爱》中还有一句歌词是“难道说了我就不折磨？”查上下歌词原意，是“我”因错爱而被折磨，而不是受伤后去折磨别人，由于词作者无视主被动语态，就把词意完全弄反了。再比如伊扬演唱的《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中有“只有心中有爱，就会美丽爱的风景”、“只要心中有爱，就会穿越爱的时空”等词句。“ 一道风景”、“爱的时空”等时尚语，如今已经被各种文体和歌词彻底写滥，（记得名歌《一九九七永恒的爱》里就有“让爱恋穿越时空”之类）足见词坛语言贫乏的程度。而尤其令人费解的是，“爱的时空”不仅“穿”而　　且“越”，究竟要“穿越”到哪里去？难道一直要穿越到“恨的时空”才罢休？　　笨嘴拙舌还要东拉西址，词汇贫乏还要故作新潮。这些只具备初二以下语文水平（因为初二学生已能掌握基本语法和相当的词汇量）的人马就这样纷纷登上了容易藏拙的词坛。按道理，没有起码的文字水平而要写歌词，就像没有起码的数理知识而要搞科学发明一样，本属不经之事；但在水能变油、气功能灭火的年代，这一切都已不算是神话。　　二　　以这样的文字和文化水平能写出什么歌来，大概不难想象。事实上，在当今词坛上，立意肤浅、内容空泛的词作，绝不是少数。甚至有的歌词的词意你用雷达都找不着。比如这首《锣鼓》：“从长江到黄河／一路唱来一路歌／我们向前走／幸福的生活在前头／……唱得那海蓝天也蓝／唱得那茫茫大地也笑开了怀／大家一起来／唱一首快乐的歌／呀依呀依哟”。说实话，当林依伦在那里热情地“扭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渐渐地感到一种恐怖，仿佛看见这首歌曲的制造者们像一群没有生命的影子，在摆弄着一个名叫歌曲、词意为零的物件！　　这几乎是某种生存状态的象征：忙乱着，争逐着，却没有意义，没有内涵——当代人感受世界、感受意义、感受深情的能力已经匮乏到这种地步了吗？　　这类歌词已经“超越”了以有价值的作品为对象范畴。说白了，就是胡扯。但是，细究之下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有方向的胡扯，方向指着歌词之外的目的和效益。比如林依伦唱的这首《锣鼓》，显然废话连篇，甚至连废话都说得毫无智慧，但其中却有方向性的标志词：“幸福”、“快乐”。的确，在这个方向标下的道路上，拥挤着多少歌词啊：“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敲呀，那个打！”（陈红演唱《喜乐年华》）“咱老百姓真呀真高兴！高兴！高兴”（解晓东演唱《咱老百姓》），“昨日你过年才包饺子，今天我天天过新年”（李殊演唱《中国在改变》），“福到千万家，家家都是一幅画；安居乐业享天伦，国泰民安满中华”。（金彪、杨洋演唱《福到千万家》），“四海同庆恭喜发财心呀心相通，花也红心也红富贵在手中”（尹相杰、于文华演唱《满堂红》）。　　的确，歌词不应该等同于形势报告，词作者们必须在研究上千万下岗职工和五千万贫困人口问题之后才能写作歌词。但是，正由于这些歌词不是源于真切的感受，而是源于某种方向性的引导和趋奉，加上词作本身粗陋低劣，所以使人怎么听怎么觉得是“那个空呀，那个假，那个浅呀，那个傻！”比如《咱老百姓》，从头至尾反复狂呼“高兴”，虚伪加上蛮横，最终声嘶力竭；而《福到千万家》和《满堂红》，立意讨巧，廉价派送“安乐”、“富贵”，散发着腐朽之气。后两首歌都被制成ＭＴＶ，其风格倒是非常贴切词意，居然完全照搬旧社会财主家的道具场景，歌手们一律是旧社会富家子弟的衣着打扮：深宅大院、旧木家具、大红灯笼、长袍马褂，其趣味和心态与当今社会修阴宅、供财神、嫌贫夸富者们如出一炉！　　为什么这类讨巧的喜庆话、粉饰的老招子、封建的旧声调总能现世并且流行？思考之下令人怵然警觉：在那些看似文字和文化水平不高的歌坛人物们身上，其实有着真正的聪明和成熟，正所谓嘴甜的孩子不挨打，会唱的宝贝有奶吃。　　三　　我们应该坚持，至少有一种态度应该是严肃的，那就是对历史；至少有一种情感应该是庄重的，那就是对祖国。但以上述词作者的那种品位、境界和能力来写作这类题材的作品，几乎可以断言，效果定成问题，有时效果还会适得其反。比如张俊以创作的歌曲《时光隧道》，居然把中国的百年痛史装进了莲花落加“RAP”的说唱形式：“林则徐的硝烟／虽然很见成效／可是南京条约签得那个实在糟糕／哎呀呀／真是没想到／竟然把圆明园啦也给烧掉。”这是“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 ”（鲁迅），把沉重的历史变为油腔滑调：“联合国的安理会上／咱也有一票／哎呀呀／真是美妙／终于能够平安地睡上一觉。” 　　这样的词曲，是在歌颂站起来了的人民的形象，还是在勾画扶不起来的愚民的嘴脸？　　油滑之心产生俚俗之调。与五六十年代的歌曲相比，今天的歌曲都显得真情不及而俚俗过之：“咱们的大中国呀 ”（《大中国》）、“咱们的大中华呀”（《喜乐年华》），为什么非得用“咱们”，用“俺们”不是更显得亲热？“拉着中华妈妈的手，走出了十字口”（《拉着中华妈妈的手》），写中华何以写出了“走西口”的趣味和调调儿？“扑进母亲的怀抱，亲吻华夏的祖先”（《回归曲》），一首政治历史内容的歌曲，为什么非要用感性淋漓的“亲吻”一词？面对抽象概念的“ 祖先”，你的“亲吻”够得着吗？我的确想问：我们的词作者，为什么在歌颂对象面前，总要把自己打扮成娇憨可爱、“小儿无赖”（辛弃疾）的样子？　　四　　当代词坛的某些状况，总使人想起王朔电影《顽主》里的一个镜头：天桥上，头戴瓜皮帽的老财主和身穿三点式的现代女郎摩肩接踵，身穿绿军装的红卫兵和西服革履的新兴大款麋集一台，纷乱而且荒唐。说到底，病残歌曲之所以大面积地顽强涌现，正是为了——乱中取利。正像传销术的发财迷梦和伪气功的欺世大言之所以旺销当世，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巨大的市场、盲目的受众和一本万利的经济效益。　　真正使人欲罢不能地写作此文并且始终感到内心沉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作为成人的文化环境和孩子的第二课本，病残歌曲危害不浅，而舆论和批评家们视若无睹，还因为当代歌词低劣的文字水平、讨巧的内容立意、明确的商业目的清晰地反映出了这样一种非词坛所仅有的当代“新人格”和“新风尚”，那就是：轻视文化（文化虚无主义）、利用政治（政治实用主义）、全力致富（经济功利主义），正所谓：“文化是虚的，政府是假的，只有挣钱才是真的。”事情的严峻之处在于，如果谁认定并实行这样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谁就可能在当今社会里如鱼得水、名利双收！当此“科教兴国”的严重关头，我们这里却正在成长一代薄文媚俗趋利的“当代英雄”，他们正在大摇大摆地哼着病歌跨世纪--这难道不是当今社会的一种真实吗？　　（摘自《顾盼之间--中国文化年报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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