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3岁的年轻城市姑娘，到底能为社会做什么？
23岁的屠佳本来已被直接保送升读研究生，却偏偏主动要求缓修研究生一年，自愿报名要去广西边区贫困中学参加支教一年。她是想当学生模范，还是想给将来的档案留下一笔政治资本？都不是。屠佳这个挺冲动的主动选择，只跟父母多年以来老在饭桌上说起的不乏浪漫色彩的上山下乡有直接关系。
后来，一条从宁波通向广西边远地区的“希望”纽带，竟然会由屠佳这样一位年轻姑娘拧紧了好几扣。
-抱着偏见，以一串质疑开始的采访
认识屠佳是从一张照片开始。当时是《半边天》张越用电子邮件转给我，同时附来屠佳简历。张越说：这是一个为了支教，缓一年读研的女孩儿，先试着聊聊，看看能不能做一期节目？
我很快浏览了一下简历和照片：屠佳，女，汉，1981年出生，浙江宁波人，1999年考入浙江师范大学，2003年毕业后进入该校社会学读研究生。掐指一算，才23岁，再看一眼照片，她很文弱，脑子里马上浮现出的是那些城市小资女孩儿的形象。
带了相当的迟疑，我开始了对屠佳的电话采访。电话里的她很单纯、很年轻，好像也挺乐观阳光的，我又想到了几年之中见过的好多在生活上很前卫可学习却很是提不得的城市大学生们，于是我很审慎地问：“你在大学成绩怎么样？”屠佳的口气很自豪：“还可以吧。”“怎么就算还可以？”“就是挺好的呀！”
少不更事，口气不小。听起来她似乎很骄傲于自己……我立即又想起了那些永远都是在架势和格调上活给别人看的小资女性们。我又问：“大学毕业，为什么没参加工作？家里生活条件很优越吧？”
她一下迟疑起来：“……不，不优越。我就是想继续多读点书。”
之后，又数次交谈，屠佳年轻却并不轻松的个人故事，这才在倾听中慢慢被全部打开———
屠佳的父母原来都是中国石化在宁波一个国企里的职工，爸爸是工会干事，妈妈是维修班班长。假如生活不起波澜，恩爱夫妻加一个宝贝独生女儿，一家三口的日子，确属南方城市里一个小康人家。
屠佳的父母都是早年的老知青。还在屠佳很小的时候开始，一家人饭桌上吃饭，爸爸、妈妈就常会在无意闲聊中，回忆起当年在乡下插队时的一些往事：如何在田里被蚂蟥叮咬，谁谁谁在乡下想家时哭成了泪人，大家在一起烧火做饭的气氛就像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而屠佳一直都很乐于听爸、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也有时，平常特别爱说爱逗的爸爸，有时候聊起下乡时的艰苦和磨难，就会对女儿谆谆教导：佳佳啊，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呀，比起我们当年，你可得珍惜眼前的幸运哟！听到这样的训教，屠佳也会逆反，甚至跟爸爸顶嘴。可细心的她同时也发现，当一段人生困苦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内心过滤，之后当父母再谈起它们时，却也其乐融融而且还无悔无怨。所以外出远游和独立生活，也成了对屠佳具有非常吸引力的一个五彩梦想。
-屠佳报名支教后，却恰恰让一直说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爸爸很不高兴
2002年，四年本科将近毕业，同学们已在开始为今后的职业奔忙。这时摆在屠佳面前的选择是三个：一、马上找工作帮家里解决一定经济负担；二、继续读研究生在学业上深造自己；第三种选择本来与屠佳并无太大关系，那就是大学里当时正在组织去老少边穷地区的支教讲师团。
本来，学校已根据屠佳在校的成绩、表现，将她直接保送升读研究生，可一直都是尖子生的屠佳，却偏偏主动要求缓修研究生一年，自愿报名要去广西边区贫困中学参加支教一年。她是想当学生模范，还是想给将来的档案留下一笔政治资本？都不是。屠佳这个挺冲动的主动选择，只跟父母多年以来老在饭桌上说起的不乏浪漫色彩的上山下乡有直接关系。
可是当屠佳把已经报名要去支教的事情告诉家里之后，却恰恰让一直说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爸爸很不高兴。口头家教归在口头家教，可女儿一来真的，爸爸就对掌上明珠舍不得了。“怎么也不先跟家里商量一下？广西边区那么远那么苦，你一去就是一年受得了吗？”一番激烈争执，谁也没说服谁暂且不表。屠佳随后就赶回到学校开始写毕业论文和参加答辩。
2003年5月，屠佳的爸爸没有任何先兆，突然就被查出肺癌晚期而且已经不可药治。但家里知道屠佳正在面对大学毕业的最后冲刺，所以一时还对她严密封锁消息。
当屠佳之后赶到爸爸病床前，平常最爱跟女儿唠叨的他，此时却已发声都很困难。生命弥留之际，爸爸伸出浮肿的手拉住屠佳指着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佳佳，你和妈妈是我最亲的两个人，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她就是你唯一可以依托的人了。你自己选的路，爸爸希望你能自己把它走好。”说到这里，屠佳早已泣不成声，交谈也根本再无法继续。
-破木板当围墙的重点中学打碎了父母讲述中的乡间诗意
电话采访之后不久，我随《张越访谈》剧组来到宁波。
在屠佳的家里，我首先看到客厅里摆了好几张她在影楼里加柔光、又托腮、又艳妆的所谓“美人照”。我有些调侃地问：“你这革命青年，怎么还会这样的搔首弄姿？”屠佳毫不掩饰地回答：“趁着年轻，赶快抓住青春的尾巴嘛！”我当时用鼻子嗤了她一声：“闹了半天，仍然还是小资情调！”
走进屠佳的小闺房，迎面却高悬着披着黑布的父亲遗像。再次说起爸爸，屠佳依然泪如雨下不能自已。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她又为我们细细讲述了自己去广西的支教经历———
妈妈一时无法接受丧夫的打击，形销骨立一下掉了15斤。而严重的萎缩性胃炎、慢性肠炎及腰椎盘突出，更让她吃不下睡不着，日日沉浸在悲伤中。这时，屠佳心里已开始犹豫，是去广西支教还是留下来照顾妈妈？
就在她内心彷徨游离之际，正在病痛中苦撑着自己的妈妈，却从后边使劲推了她一把：“你去广西，按你爸爸说的，走好你自己选择的路！”
背负着丧父的悲痛和对妈妈的牵挂，屠佳终于登上西去的列车。下了火车之后，眼前的贫困乡间情景，却完全不像小时听父母回忆得那般富有诗意。屠佳和同来的伙伴们带着行李换了汽车，路边方圆几里没有人家，到处都是荒石和野树，一路盘山颠簸，只记得半天之间拐了900多个“z”字弯，从来都不晕车的她，早已吐得稀里哗啦。然而这还只是开始，当汽车真正开到目的地龙州第一中学门前时，屠佳还是被惊呆了：这座全县的重点中学根本没有墙，只有几块破木板算是扎起一道围栏。
屠佳后来这样记述当时的所见所闻：“龙州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唯一一个齐集了‘老、少、边、山、穷’五大劣势的地区。翻过一座大山，远远就能看见从越南流经的江水，混着泥浆滚滚流淌。我在本科学的是法律，当地教育局分配我担任了初二两个普通班的政治老师。”
-屠佳第一次懂得了那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开课第一天，屠佳就遇到了不小打击。并不比她小几岁的壮族小同学们格外调皮，上课时，他们会把破旧的课桌拍得山响，山里的孩子单纯而野性，他们大声喊叫老师怎样怎样，而且会把鞋子脱掉，赤脚在地上走来走去。不光如此，这些小同学们还会跟她捣蛋，甚至会在她面对黑板时，将粉笔头扔她身上。这些完全不同于城市的学生，开始简直让屠佳紧张得头皮发麻。为了对全班的学习成绩摸底，她发了一份对着课本开卷就能抄对的试卷，全班49人，不及格有36人，80分以上仅两人，尽管此前她早就听说这里的学生基础较差，可还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离谱。这让她在失望之余又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她用了两个晚上在每一张试卷后面，写下自己要对他们说的话：“从来就没有优生、差生的区别，只有懒惰和勤奋之分，你们的每一次细微的进步，都会让我感到真心的高兴。”
两天后，屠佳面前已堆满学生写来的日记。有一个女生这样写：“爸，女儿知道您为我上好学，不分昼夜地劳动挣钱。眼看您两鬓渐渐斑白，女儿心里就像有无数钢针在猛扎，好痛好痛。爸，您回家吧，别做了！以后我不要再去上学了，可这句话堵在喉咙里我不敢讲。因为我知道您一定会非常伤心……新老师的试卷发下来，我又考砸了。可您只是对着我的成绩单发呆，头在摇着，我以为会被您骂，可是没有。”
面对着这样的情真意切，屠佳感觉很心酸，她下决心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要把这个落后班带好。
凌(化名)是一个生长在特殊家庭的女孩，她父亲三年前吸过毒，败了很多家产。家里根本没人管教，而她渐渐出落得青春漂亮，于是社会上许多“大哥”都想认她做“小妹”。从此她就跟他们玩在了一起。初一那年，她从没认真听过一节课，而班级中的任何破坏纪律、搞恶作剧都有她的份儿，班里谁也不敢招惹她。可有一天当凌看到母亲为了让父亲戒毒跪在地磕头劝他回头时，她的心被震撼了。她突然觉得自己太不懂事了，母亲肩负全家生活的重担，日夜操劳还做着兼职，只为攒钱供她和妹妹上学，还要为让丈夫戒毒，可做女儿的竟完全辜负了母亲的一片苦心。
“老师，我也很想努力让自己转变，可我以前的基础太差了，有时候一想毕业我就很害怕，我不知道今后我还能做什么……”屠佳一把拉住凌的手说：“我愿意做你最知心的朋友，再有什么烦恼和困难，尽管来告诉我好吗？”凌好奇地问：“你在城里的家，一定要比我幸福吧？”屠佳摇摇头说：“凌，你爸爸还活着，他会变好的。可我的爸爸，在我来这里之前刚刚去世。”凌当时神情震惊地看着她，屠佳从这个仅比她小6岁的妹妹眼睛里，看出她已有所醒悟了。
凌在一天天变化，学习主动，成绩上升很快。从与凌的交往过程中，屠佳第一次懂得了那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这里的工作条件苦到不能再苦，一台录音机要几位老师合用，实验课要几个班一起上。可在如此艰难当中仍有动人的故事。
有一天晚自习刚巧赶上停电，屠佳正干着急不知该如何是好，到晚上7点，领读的同学却已开始带着全班同学在黑暗中借着月光念书了。可有两个成绩最差又最调皮的同学却迟迟未来，屠佳心里开始打鼓，她生怕他们趁天黑出来捣蛋。就在这时，门口却出现了两点轻轻摇曳的橘黄亮光，原来就是那两个调皮鬼。他们一人手上举着一根蜡烛，烛光将他们的眼睛照得闪闪发亮，同学们看到这亮光马上欢呼起来。原来他们是为全班买蜡烛去了，学校门口小卖部里的蜡烛卖光了，他们又特意跑到街上买了25支蜡烛，晚饭都没顾上吃又赶回来参加自习。为了能让老师眼前亮一点，他们特意将两支蜡放在了讲台上。
一个学期很快过去，在屠佳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原来全校倒数第二的班级，却在期末考试中超过了重点班，一个同学还考出了年级最高分———96分。从此全班同学更团结也更自信了。
在当年寒假离校回家探望母亲时，同学们将一件一件礼物摆在了屠佳的办公桌上：平时最调皮的男生，用废旧的粉笔头精心刻成带盖的小茶杯，他们觉得老师平时讲课口太干，又没钱给她买杯子，心意就全用在了刻粉笔头上，磨得手上全是血泡。凌含着眼泪给屠佳送来了她亲手折叠的一百朵百合花。
至今，这些来自来少数民族同学之手的小礼物，仍然像宝贝一样被屠佳珍藏着。
-带着妈妈支教
屠佳毕竟从小就成长在号称鱼米之乡的宁波。来到广西龙江一中，她本以为这已是自己所能见到的最苦的生活了。可寒假结束归来后，有一天她和支教团一起去到龙州县西北角更边远的一个小镇的上降中学，那学校据说还是好不容易靠捐助修建的，可在屠佳眼里，那不过就是几个茅草窝棚。中学的黄校长一说起那些成绩优秀而家庭贫困的学生，就苦苦摇头感叹，尽管校方学杂费一减再减，仍然还有学生因为拿不出137元钱被迫辍学。应支教团的强烈要求，校长领她们走访了贫困女生陆蓉(化名)的家。
在一片甘蔗田里，屠佳看见14岁的陆蓉搂着比她高出一头的锄头，正帮着爷爷和奶奶种田。她的爸爸很早就把家产赌光，妈妈随后改嫁他人，现在爸爸离家出走几年不知去向，就把女儿扔给年迈的爷爷奶奶从不过问。由于土地质量太差，甘蔗每年收成都不好，可这贫瘠的田地却捏着两老一少的命运。校长告诉屠佳，陆蓉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中考那三天正赶上甘蔗收割，那时她每天上午考完试，就得顶着烈日走40多分钟路回田里干活，下午再满头大汗赤着脚小跑着回学校考试，但尽管如此她仍以全校第二的成绩考进中学。
尽管屠佳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可当她真走进陆蓉的家仍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几根朽烂的木头撑起几块带窟窿的油布就是天花板，房椽上结着蜘蛛网，角落里放着装米谷的斗箩，里边却是空的。
返回的路上，汽车“突突突”冒着浓烟费力地爬过一个又一个山头，而屠佳心里也在难过地搅动翻腾着。区区137元钱能做什么？那不过就是城里网吧几小时的消费，或是麦当劳里的一顿生日聚餐。然而就在这里，它却代表着陆蓉的整个学习前程。屠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200元钱的分量，她下决心一定要资助陆蓉完成她今后的整个学业。我曾因此问屠佳：“你自己眼下还在读研没有职业，光有同情心，岂不是又剥削你的妈妈？”她口气坚定地对我说：“我努力用功争取高一点的奖学金，再从其中挤出200元钱就够了。”屠佳的设想不仅得到了妈妈的支持，同时她还想到了在宁波的所有同学、老师、朋友，她发邮件、打电话、写信发动起所有的人，当亲朋师友们听了她的诉说和呼吁之后，都毫不犹豫地回应：“帮我选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算上我的一份！”
得到屠佳资助而能继续上学的陆蓉，在2003年9月开学时写给屠佳的信中这样写道：“不管将来我能成长为参天大树，或是长成低矮的灌木，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为关心我的人祝福！”
一个23岁的年轻城市姑娘，到底能为社会做什么？也许她们可以衣着白领进出洋行公司；也许她们可以衣食无忧还长吁短叹；也许她们还可以终日无所事事每天晚上泡在酒吧里。可同时，一个23岁的屠佳却也可以用自己“星星之火”，燎原起更多朋友再去帮助更多素不相识的贫困朋友。还在屠佳走进大学之前，就有前辈教师对她讲：“教师这职业就是一个‘良心的买卖’。”这一点，当屠佳身在广西龙州一中支教时，才更深刻地感觉到了它的真实含义。老话说，人必要饱经沧桑才能悟透人生。然而我从屠佳的简单经历和赤诚善意中却发现，也许只要认真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有限的人生，再年轻的人也照样能有深彻的领悟。
2003年10月，为了让妈妈能离自己近一点，同时也互相有个照看，经女儿建议，屠佳的妈妈专门从宁波赶到广西龙州与女儿相聚。此事一经传开就成了当地人的佳话：这个宁波女娃，居然带着妈妈来支教。屠佳的妈妈住进了女儿的宿舍，她不但担当起照顾屠佳、买菜烧饭之职，同时还跟周围的少数民族邻居们相处融洽。天天看见妈妈在笑，女儿心里得到了很大安慰，可同时屠佳也发现，父亲的过世和自己的远离，一下就让妈妈老了许多，原来挺直的腰板有些弯曲了，即使焗过油的头发，也掩不住一缕缕斑白的银丝。
-与其空谈和牢骚，不如做几件实事，先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情和身边环境
2004年五一，屠佳接到浙江省团委电话，邀请她回浙江参加青年志愿者报告团。主办方承诺来回飞机票可以报销，可屠佳又想从差旅费里挤出一部分钱资助龙州贫困学生。于是她买了硬座车票登上火车。上车后却发现，紧邻身边的男乘客，脸上、身上都被严重烧伤，皮肤红肿溃烂还流着脓液，他不时在座位上为自己擦着一种气味浓重的药水，周围的人都对他侧目躲避，屠佳也不敢直视或跟他聊天，他身上的创伤和气味都让屠佳感到莫名的害怕和嫌弃。
夜深了，疲劳已极的屠佳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来回晃悠的脖子顶着脑袋，就像小鸡啄米一样东倒西歪。忽然一下，当她的头猛地磕向桌角时，不由一下惊醒了，可这时她却发现身边那男乘客正用流脓的双手举着一本厚厚的书顶着尖锐的桌角。见屠佳醒了，他不好意思地咧一下嘴，满脸的伤疤也随着嘴角不停地抖动着，他说：“小姑娘，我跟你换个位置，你靠窗口坐就可以趴小桌子上睡一会儿了。”他的谦和与窘态，一下就让屠佳觉得心里好暖，她第一次仔细地正眼看他，那发红流脓的伤口似乎也并不那么可怕了。第二天醒来时，那位烧伤患者彻夜未眠满面倦容，可他依然在对屠佳微笑。屠佳此时很为开始对他的嫌弃感到惭愧。回浙江一路上虽然很是辛苦，可她很庆幸自己又一次真切地看到了人的善良，看到了人们之间迫切需要的友爱和关心。
有一句话叫“煽风点火”，通常都带有贬义用以形容坏人搞阴谋。可屠佳参加志愿者报告团后来在浙江省各高校所做的演讲，却完全成了她替广西龙州县贫困学生煽风点火的“希望”大串联。此后，在屠佳和全体支教团的积极呼吁和倡议下，母校浙江师范大学共资助65名学生(3.9万元)，并在广西边境县建立希望图书馆(出资1万元)；屠佳还通过关系与宁波大学联系，向龙州县贫困生捐助了七大麻袋冬衣。她还充分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发动起几个好朋友心甘情愿地资助了两个广西贫困生。一条从宁波通向广西边远地区的“希望”纽带，竟然会由屠佳这样一位年轻姑娘拧紧了好几扣。
我曾当面问过屠佳：“面对眼前并不完美的社会环境，你难道就一点都没有情绪波动和反应吗？”屠佳回答：“对于很多社会环境和不良风气，我也有过很深的波动与苦恼。可我个人力量太小，无力去改变整个社会环境。但我想靠空谈和牢骚，恐怕就更不能改变它们。与其如此，那还不如我自己首先做几件实事，先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情和身边的环境吧。”
今年9月，屠佳又重新回到浙江师范大学开始了她的读研生活。可她仍然还和她教过的龙州一中的同学，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完成了对屠佳的全部采访，我心里常常在想：一根细弱的火柴，到底能燃起多大的亮光？我后来在邮件里送给她一个外号：卖火柴的小女孩。屠佳很高兴地回邮件对我说：那就让我今后用更多行动去“星星点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