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女儿“化缘”度晚年

　　她生活在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之家：外婆当年裹着小脚赴法留学；三位亲人先后惨遭杀害；妈妈为了革命，在生她的产床上做了绝育手术——这样的家庭，影响了她的一生。

　　北京木樨地一栋普通的住宅楼里，李富春和蔡畅的独生女李特特，已经在此生活了几十载。

　　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中，李特特的经历就像她的名字一样，颇为特殊。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有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向警予。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革命世家”，李特特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

　　“请叫我‘特特同志’吧，我最喜欢这个称呼，志同道合的朋友。”李特特坚持让记者这样称呼她。

　　今年已84岁的李特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洋气、率真。鲜红色熨烫平整的衬衣，配一条黑色短裙，白色的羊绒外套，典型一个干练的“女白领”。

　　李特特说自己退休后“累得要命”。她从写字台前翻出一堆电话簿，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008年，厚厚的几十个本子里记满了中国政界高层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手机、家庭电话。

　　“我爸爸以前和他们关系都很好，经常往来，他们的联系方式我都有。”说到这里，李特特突然皱起眉头，“不过现在有些人很害怕接我电话，都讨厌我了，因为我找他们就一件事——‘化缘’。”

　　随着岁月沉甸甸的积累，带着对现实生活的冲劲，李特特和记者谈了4个多小时。

　　“成天求爷爷告奶奶”

　　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之所以叫“终身”，是因为“这项工作老也做不完”，她已经整整干了20年。

　　“总生气”、“总受骗”、“总着急”是她现在的生活状态。“最忙的时候，我这个84岁的老太太几乎每个月要出差，走过的贫困县和村庄大概有两三百个。”和其他扶贫人员不同，有人形容李特特的工作是“一脚落地，一手通天”。她一边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省市区领导或北京的头头脑脑们，还有一些企业家说情、要钱；一边将得来的“好处”转给最底层村民，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

　　李特特有一本随身不离的大相册，里面全是贫困地区百姓的生活景象：村民家里渔网般破旧不堪的被子，黄土高坡寸草不生的凄凉景象，孩子们可怜巴巴的眼神……李特特找到可以“化缘”的领导后，就把这些照片拿给他们看，向他们讲述穷困地方的苦，然后要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讨饭的，每到一个大机关，每见到原来家里的朋友，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这些大小官员们诉苦，惹得一些人都烦了。”

　　李特特露出一脸的无奈：“还有那些老板，你向他们要钱可真是跑断腿、磨破嘴。看他脸色，坐冷板凳，听冷言冷语。十有八九他们都不给，就是给了，马上也要向我提这条件、那条件的。有的要我帮忙搞批文，有的要我引荐某个大人物给他们认识。”不仅如此，李特特有时候好不容易要来的钱，在落实上又出问题。“有些县政府说好了拿到钱盖一个多大面积的厂房，一年后你再去看，结果只盖了个破棚子，钱塞进自己腰包了。”李特特急了：“他们就是看我一个小老太婆好欺负，好骗。我现在可有经验了，落实一步给一步的钱，究竟多少预算，我心里早有算盘。”

　　即便如此，李特特这个高干出身却见人就“化缘”的毛病，还是让许多人对她敬而远之，甚至风言风语。有人说：“老人家年事已高，脑子可能糊涂了。本来，她一个人，国家又给她配了个保姆，住着宽敞的三居室，别说安度晚年，就是游山玩水，度假疗养也不是难事，可是她偏要给自己找气受。”

　　“难道让我天天坐在家里等死啊？人怎么能这样活着！现在有些人富得流油，一顿饭不知吃掉多少钱，可还有些地方的人，连饭都吃不饱，孩子穷得没衣服穿，我一想起来就坐不住。”

　　李特特刚离休时，曾有企业看中她特殊的家庭背景，想聘她为“名誉董事长”，但被她拒绝了。她坚持要“化缘度晚年”。“我的外婆葛健豪，培养出那么多优秀革命子女，当年她在当地的县里创办女中时，也是拉着我走街串巷，求爷爷、告奶奶地‘化缘’要钱。”

　　李特特似乎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外婆的影子。“我现在继承了外婆做的事，成天也求爷爷、告奶奶的。小平同志说得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很多人当口号听，我是革命家的后代，父辈们未完的事业我要继续，参加扶贫工作正是我继续革命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