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权：企业多狡猾利用调岗降薪逼怀孕女员工辞职

　　张帅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现在大多数用人单位都不会直接在妇女孕期内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但以保护和照顾女职工为由，采取调岗降薪的方式，迫使女职工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以怀孕女职工严重违纪为由，强行与之解除劳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弱势一方的怀孕女职工往往很难举证，导致这类案件诉讼起来难度很大。”

　　然而，女职工即便是赢了官司，她们的权益依然难以得到保护。“很多女性维权路走得很艰辛，好不容易胜诉了，单位软硬兼施，在各方面威胁利诱下，女工最终妥协、离职。”张帅分析，双方协商的结果就是进行补偿，而补偿却不足以弥补女工的实际损失。

　　刘静是一个赢了官司却丢掉工作的女职员。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丈夫的腿不幸摔断，并且她还有先兆流产的迹象，似乎所有事情都赶在了一起。就在此时，公司派她出差，她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于是她向公司请了病假，但并没有向公司说明她怀孕了，公司领导批准了她的病假。

　　考虑了一段时间以后，刘静决定要这个孩子，她告诉公司自己已经怀孕，而此时还有半个月她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就到期了。

　　然而公司不仅没有续延合同，反而将刘静辞退，理由是：刘静拒绝出差，导致投标不中，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刘静回忆，那次出差是要去投标，她只是标书的制作者之一，不是决策者也不是领导者。领导本想安排她参与，但她请了病假。而公司得知她怀孕的消息之前，恰恰投标失败。

　　刘静保留了领导批准她请假及相关证据。但仲裁时还是输了官司。

　　于是，她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调解，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公司补发刘静的工资。这个结果对刘静来说是胜利了，但她生完小孩后就离开了公司。“已经和公司闹僵了，再继续呆下去也没意思了。”

　　对于女职工维权难的现状，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莹律师表示，很多案子中，判给女职工的赔偿难以弥补她们的损失，但她们也就不再计较了，因为“她们要怀孕、生孩子、照顾孩子，还要再重新找工作，在众多衡量标准下，就不跟公司争了”。

　　还有很多因怀孕被解聘的女职工并未诉诸法律，她们考虑到“金钱的成本，时间的成本，怀孕过程身体状况，如果因官司生气对胎儿有影响”。

　　此外，李莹认为女职工的维权难也和执法者的性别意识有关，“需要法官、仲裁员有性别意识，才会用更宽的视野去看待问题。像刘静这个案子，证据很充分，仲裁员和法官的视角不一样，案件的结果也完全不一样。”

　　对于女职工“三期”期间频繁遭遇侵权，叶静漪教授分析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她认为，女性生育不仅是她自己及其家庭的事情，实际上她承担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女性生儿育女延续后代，承担的是人类劳动力再生产的必然使命。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社会责任感，就会想办法规避随之而来用人成本的增加。

　　叶静漪建议，用人单位应该多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想怎么去钻法律的空子，应该有长远的眼光，而不是只做“一锤子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