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魏国英魏国英教授在2008年第四届亚洲女性论坛上，就“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源头参与”这一议题进行总结性发言，原文如下：

　　四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围绕“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源头参与”这一议题所作的主旨发言，给我们带来了颇多启示。

　　刘伯红研究员回顾了近年来妇女研究参与有关政策、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等成功范例，提出了妇女研究既可为社会重大决策出台提供性别平等理论支持，又可成为女性源头参政的一个重要渠道的看法，其视角是独特的，见解是新鲜、深刻的。

　　在分析女性研究面临的挑战时，刘伯红研究员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课题，那就是如何借鉴吸收“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和方法。我想，我国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与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概念。从理论上说，我国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就已经实现了“社会性别主流化”，但在贯彻落实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的确还需要学习借鉴“性别意识主流化”行之有效的做法，将其融入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框架中，成为中国化的推进性别平等路径中的有效成份，这是适应我国国情的选择。

　　李成言教授从宏观的角度，回顾了女性参政的艰难历程、制约因素和发展前景，他的不少见解是独到的。譬如，他提出在衡量妇女参政状况的四个方面(即具有男女平等的选举权等权利法案、在党派团体中、立法机构中、决策职位中女性的数量和地位)中，女性拥有决策权力的高级职位是比在立法机构中所占的比例更直接的指标。这对于丰富和完善国际社会的女性参政指标体系是有价值的。又如，他认为，女性参政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其发展水平受到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综合条件的制约。这一分析是唯物的、科学的。稍嫌不足的是，倘若李成言教授能更具体的分析一下，制约我国女性参政水平偏低的瓶颈是什么，当前我们的首要工作是什么，那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加具体、更有现实感和针对性意见。另外，李成言教授提出，制约女性参政的因素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偏低、女性参政意识缺乏，等等。这的确是影响女性普遍、深入参政的一些原因，但这些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还是社会制约女性发展的结果。

　　刘曙雄教授提出，南亚国家政坛中出现女总统与女总理人数众多、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是其实行的种姓制——家族政治和地域宗教文化——女神崇拜所致，并揭示了女性高端执政产生的积极影响和不容忽视的局限。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推进女性源头参政是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亚次大陆高端参政的女性迭出，但南亚国家广大的普通妇女，特别是基层劳动妇女、草根妇女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这就是说，我们在积极推进女性源头参政时，还要具有不同利益女性群体的视角，要考虑到不同阶层的女性其生存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参政的实际诉求，是有差异甚或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因此，仅仅关注在立法机构与决策部门中女性的数量和比例是不够的，还要考虑这些女性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差异。只有社会底层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得到提升，政治利益得到表达和获取，女性的源头参政才能与广大女性，包括底层妇女的发展实现良性循环，获得最佳效益。

　　由此我想，南亚国家的种姓制既是推动某些女性高端执政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这些国家广大劳动妇女地位低下的直接因素。如果刘曙雄教授能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将会更深入揭示等级社会中女性高端参政的必然局限。

　　郑玉顺教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55个少数民族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并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少数民族妇女参政遇到的新问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信息和新视角。

　　女性要与男性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还任重道远。这需要女性持之以恒地增强群体参政意识，百折不挠地提高自身的参政能力，更需要男女两性携手共同营造有助于女性参政的社会文化环境。今天，两位男学者和我们共同探讨这一议题。我们相信，在男性的积极参与支持下，两性会越来越平等和谐，女性会真正成为政坛上的“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