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哈音乐在中国:刚刚上路,却未老先衰

2017年07月13日 14:16 新浪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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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陆续有很多比较前卫的流行音乐人开始在音乐中加入了说唱因素。曾为田震、孙楠、孙悦写歌的李小龙是国内比较早玩说唱的人,也是中国嘻哈界的传奇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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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星出席《中国有嘻哈》开播发布会。东方IC 资料众星出席《中国有嘻哈》开播发布会。东方IC 资料

  随着一句“你有freestyle吗?”《中国有嘻哈》一路飙红。但是,这个有众多达人参与的选秀节目却引起了不少专业音乐人和爱好者的不满,嘻哈乐手们也选择纷纷创作歌曲抵制该节目,称呼其为“伪嘻哈”。

  嘻哈一词翻译自英语hip-hop,指一种源自美国的街头文化,形式多种多样,有音乐、街舞、涂鸦、服饰等等。其中以说唱(Rap)为主的嘻哈音乐可谓是嘻哈文化的核心。从形式上,《中国有嘻哈》完全符合以说唱为主的嘻哈音乐,其被抵制的原因大致集中于评委是否真的懂嘻哈,节目本身是否只是一场“反嘻哈”的商业作秀。甚至有被淘汰的选手创作了一曲《中国死嘻哈》指责其为“关于钱的运作”和“装在牛皮纸袋里的过期热狗”。可以说,节目的“嘻哈精神”遭到了普遍质疑。

  然而嘻哈精神到底是什么?是娱乐形式还是生活态度?是荷尔蒙还是胰岛素?是目的还是手段?这样一个面目模糊的文化总是对着一切规则用嘴角翘出不屑的弧度。在中国,这一翘就是光阴三十年——从流行歌曲中说唱元素初见雏形到正统嘻哈与国内变种的碰撞,再到如今轰轰烈烈的商业化崛起,嘻哈音乐在中国兜兜转转。用三十年一梦来评判中国嘻哈不免有些虚妄,但它确实似乎刚刚上路,又似乎未老先衰。

  从雏形到蓬勃:反传统与叛逆的嘻哈

  嘻哈文化产生自经济衰退、动荡不安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纽约。这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有97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800种语言。不同文化和阶层在这里碰撞糅合。其中,布朗克斯(Bronx)是纽约最穷的街区,非洲裔和拉丁裔移民是这里的主人。自牙买加移民把打击配乐的方式带入日常街区文化之后,很快,表演者开始跟随节奏说唱。那时的黑人青年由于缺乏经济条件,平时大多以说唱、街头篮球、跳舞来取乐,也自然成为他们抵抗主流文化的方式。嘻哈文化就这样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并逐渐传播开来,进入了主流文化。

  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嘻哈文化通过《霹雳舞》等美国电影引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当时处在社会变革的新时期,对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显得新奇却又过于敏感和谨慎。尤其是嘻哈这种和讲究含蓄内敛的传统文化的完全相反,个性张扬,甚至可能显得有些浮夸的文化表现形式,让许多人极为反感。很长一段时间,街舞青年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典范。

  重重压力抵挡不住反叛的先驱者,嘻哈文化的传入首先带来的是形式上的“反叛”。

  当时社会主流音乐多半是民歌或者普通流行乐,乐曲风格和主流大相径庭的嘻哈首先开始试探性在流行音乐中崭露头角,这一阶段的嘻哈音乐不过初现雏形,一般都是在歌曲中夹杂说唱元素或者在整张专辑中的某一首歌尝试说唱风格,主要是作为一种新潮元素出现,体现出与传统音乐不同的姿态。

  率先尝鲜的是港台歌手。也许极少数人会想到,最早让嘻哈音乐进入大众视野的会是香港流行乐手林子祥。1982年,林子祥的音乐特辑《精歌妙韵林子祥》里收录了一段粤语说唱片段,正是纯正的80年代美式风格。此后不久,台湾歌手庾澄庆发行专辑《报告班长》,同名主打歌开创了台湾说唱的先河。

  接着,陆续有很多比较前卫的流行音乐人开始在音乐中加入了说唱因素。曾为田震、孙楠、孙悦写歌的李小龙是国内比较早玩说唱的人,也是中国嘻哈界的传奇人物之一。他在八十年代末参加天津百悦杯霹雳舞大赛荣获冠军,可谓是“文武双全”。1994年,李小龙、尹相杰、号子还有何静,四人出了合辑《盗版》,其中四首歌曲被日本著名电影《涩谷24小时》选用。虽然部分人都认为这只是偏摇滚的中国式数来宝,但也算是跨越了难得的一步。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李小龙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嘻哈之路,并参演了有自传性质的电影。

  80年代末,嘻哈风格也影响了中国摇滚乐坛,带有说唱元素的摇滚歌曲标志着中国嘻哈“内容反叛”的开始。

  1989年,崔健发行的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收录了第一首说唱风格的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这首歌曲是1985年崔健在七合板乐队时期所创作的,既是国内摇滚作品的先锋之作,也是国内说唱摇滚的鼻祖。这种风格节奏强烈,硬朗有力,影响了诸多摇滚乐队。还有一些摇滚乐手后来走上说唱之路,如“扭曲机器”乐队主唱王晓鸥与DJ张然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由7人组成的嘻哈乐队CMCB(中国说唱兄弟),以一首《假瓷器》声名鹊起。乐队于2001参加摇滚生力军乐队比赛并获得银奖,后推出专辑《功夫》,受到各界好评。

  摇滚乐与嘻哈的结合并非偶然,它们同是起源于反传统和主流审美与乐理的“底层人民”音乐,都具有亚文化强烈的反叛特征。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们对贫富不均、种族歧视和自己恶劣的生活环境充满了怨愤。嘻哈文化正是带着毒品、帮派、金钱等颠覆社会秩序的快感刺激,裹挟着这种怨愤而诞生。它打破常规结构特点,淋漓酣畅的节奏和充满冒犯的内容尤其适合对社会进行讽刺和鞭挞。

  在中国,相当一部分著名嘻哈作品的中心也正是反抗体制、反思社会现象、挑战权威等等叛逆性内容:《愚乐圈》戏谑地展现了怪相丛生的娱乐圈,《鸿沟》反映出两代人之间和师生之间的代沟,《留学垃圾》讽刺了盲目留学热,《老师好》批判了僵化的教育体制……

  这样的风气下,也有不少乐团因批判社会而受到欢迎,例如上海从2002年左右开始走红的嘻哈组合喷嘭乐团歌词以写实为主,抨击一些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能够唤起很多人心中的共鸣,成为上海继黑棒后第二个签约大唱片公司的嘻哈组合,并成功参与大型演出。

  几乎同时期,擅长进行教育体制批判的乐手郝雨处女作《我的大学》制作完成。2003年,他的作品《大学生自习室》因生动描写了大学生活的迷茫和空虚,一经发布在网络便创下了120万次播放量,红极一时。在名曲《废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中,他唱道:

  中学赶上素质教育

  后来才知道应试素质是最重要的

  大家拼命补课报班为的是出人头地

  全部的价值就在于你考试的成绩

  ……

  成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建设

  有趣的是,以牙尖嘴利成名的他受到相声大师姜昆邀请共创节目冲击央视春晚,可惜最后未能通过审核。在那之后,郝雨拜在姜昆门下,这位名震一时的说唱歌手最后成为了一名相声演员。

  正统嘻哈pk国风、喊麦:舶来品的变种和传承

  90年代后,嘻哈音乐开始在各个地区发展百花齐放,新兴乐队数不胜数,普罗大众也叫得出名字的嘻哈乐手逐步崛起,中国嘻哈步入了黄金时代。

  在台湾,从小在美国加州生活的黄立成、黄立行兄弟与林智文组成的团体L.A。 BOYZ带来了美式传统嘻哈音乐浪潮。接着,台湾乐手热狗(MC Hotdog)与大支(Dog G)、168、DJ小四还有美国人察尔斯组成了大马戏团组合。2001年,热狗连发四张唱片,“哈狗帮”获得大批两岸三地喜欢饶舌的人追捧。在香港,LMF(大懒堂)成立和重组,签约华纳唱片后,同名主打歌曲《大懒堂》在香港以及广东地区引起风潮。在内地,第一个嘻哈厂牌“龙门阵”成立。MC唐与尚斯扬组成了黑棒组合,签约EMI唱片,发行名曲《NO.1》,《嘻哈不断》与唱片《嘻哈第一棒》,成为中国内地第一支打入主流的说唱组合……

  就这样,从小众热爱的叛逆亚文化到广为人知的音乐类型,嘻哈音乐在中国逐渐完成了从“地下”到“地上”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作为“舶来品”的嘻哈音乐经历了形形色色颇具争议的传承和变种。

  从海外漂泊归家的ABC与迷恋美国文化的青年一起坚守着传统美式嘻哈的阵地。形式上,他们要么采用英语说唱,要么在中文歌词里的关键节拍和要害处夹杂英文,用一种“不中不洋”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坚持——英语独特的韵律配合强烈节奏才能彰显出嘻哈独特的魅力。不仅如此,继承传统美式嘻哈的粗话连篇也相当自然。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典型就是哈狗帮。他们的歌曲因为歌词中充斥了大量的脏话而在大陆禁止传播。内容上,他们或多或少遵循着美国嘻哈中残留下来的性别歧视“光荣传统”。力量,金钱和兄弟情一起成为了吹捧的对象,厌女症和同性恋憎恶也必不可少。在歌词中,他们要么哥们义气地唱道:“角色足勇,讲的话算话,绝对替你讲话”(麻吉乐队歌曲《麻吉》),要么自我夸耀地显摆自己的权力和异性资源:“我这个那个哪个那个每个都很罩,从小就知道我很厉害,个子矮又不帅,可是我从来没有缺过女孩。”(麻吉乐队歌曲《超人》)

  美式正统嘻哈传承之余,另类的“变种”嘻哈也在悄然崛起。歌词采用中国古代诗词或者描述古风文化的中国嘻哈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嘻哈形式,并且在众多流行歌曲中大行其道,也让嘻哈走入了广大流行音乐受众的视野。对于无数90后来说,也许中国风嘻哈才是他们第一次接触说唱的契机。著名的中国风嘻哈有周杰伦的《双截棍》、《本草纲目》、王力宏的《十二生肖》、陶喆的《孙子兵法》等等,分别将中国传统的武术、中药、民俗融入歌词之中。

  中国风嘻哈的流行之广让人叹为观止,除了因为充满古典韵味的歌词与肆意洒脱的嘻哈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之外,也充分体现了创作者和听众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渴求。通过采用中国文化对嘻哈音乐进行“改造”,来自美国的舶来品不再是咄咄逼人的文化入侵者,而有了几分泱泱中华的韵味,接了地气,正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一部分。同时,如果把这类歌曲认为是借由外国音乐之形式推广中国文化,更颇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输出感,满足了不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近几年,一种更有争议的嘻哈变种——喊麦更是火遍大江南北。以MC天佑为代表的网络喊麦者大获成功,一度成为了现象级人物。对此,有人说“嘻哈音乐的春天就要来了”,也有人否认喊麦是嘻哈音乐的一部分。事实上,在《中国有嘻哈》中,也有选手用喊麦来进行对决,被评委认定为不是嘻哈,引发了热烈讨论。

  不管喊麦到底能不能被划分为“真正的”嘻哈音乐。不得不承认,喊麦的确是源自于嘻哈音乐的说唱方法,MC天佑等人也对街头文化有所了解,并且成为了可能十个嘻哈乐手也不能对抗其知名度的大众偶像。当说唱还只是刚刚崛起时,喊麦凭借着网络直播渠道似乎已经迎来了辉煌。

  喊麦神话的造就和说唱形式的门槛较低密不可分。一台电脑,一支麦克风,一个摄像头,加上能说会道的嘴,就有机会上演精彩演出。当摩登中产们在追捧文艺民谣、健身、艺术节的同时,来自小城镇或者农村的社会中下层也需要属于他们的精神文娱。于是,像喊麦这种朗朗上口,便于模仿又热闹乐呵的娱乐方式得以野蛮生长。

  和中国风说唱的流行原因类似,喊麦受到追捧的一个赞扬性观点就是说唱是西方的,喊麦是中国的。而比起中国风说唱,喊麦的内容更张牙舞爪——“王侯将相”“坐拥江山”等等彰显权力欲和阶级上升欲望的词语在喊麦中占据主流,充分反映其主流听众的欲求:他们害怕面朝黄土,不甘心满手淤泥;他们做着上流阶级的梦想,却又不知如何成功。积攒的戾气和渴望全部化为对暴力和权力的崇拜,体现在了喊麦选手威武雄壮的“打天下”,“当大哥”宣言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嘻哈音乐作为文化舶来品,即将继续面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缠斗。《中国有嘻哈》中被淘汰的选手 Gali唱了一首《海市蜃楼》来抵制节目组,其歌词充分展现出这种支离破碎而又紧密融合的中国嘻哈之貌:他时而采用中文和英文的夹杂,讥讽“你表情那么fake”,时而无理取闹地用“一半都是gay”作为谩骂方式。歌曲的后半段,一种爱国之情又彰显无遗。把传递中国嘻哈视为己任的他唱道:“看悬崖边上可以开出黄皮肤的花吗?”

吴亦凡参加《中国有嘻哈》录制。东方IC 资料吴亦凡参加《中国有嘻哈》录制。东方IC 资料

  作为文化商品与消费噱头的嘻哈

  《中国有嘻哈》的韩国原型《show me the money》直接影响了韩国的音乐格局,带动了巨大的产业链。正是在金钱的诱惑下,《中国有嘻哈》诞生。爱奇艺高级副总裁陈伟曾表示中国嘻哈音乐处在即将爆发的边缘,看到《我是歌手》、《盖世音雄》和《跨界歌王》的成功之后,为了抢占行业先机,爱奇艺才着急抓住这一还未被大肆挖掘的领域,“坚定不移地在这个时间和档口上,把最大的资源和能量砸到嘻哈上”。

  尽管在早期有着反主流,反商业,政治思想尖锐等亚文化特征,嘻哈文化在美国早已经历了商业化,成为了巨大的娱乐产业帝国,嘻哈乐手白金销量和一夜暴富的传奇感召、纸醉金迷的浮华生活、镁光灯下的功成名就无不在体现一种消费和娱乐崇拜。在中国,商业化嘻哈音乐的娱乐和消费功能也非常显著。

  国内嘻哈的明显商业化集中在2010年以后,这时由于欧美trap音乐风格在全球范围的日渐流行,以及韩国以Bigbang为代表的众多歌曲中含有嘻哈元素的偶像团体的火爆,国内年轻人开始更广泛接触嘻哈音乐和时尚,国内嘻哈音乐市场也逐渐被打开。随着演出和网络播放等商业市场的扩大,商业巨头寻机入局,推动嘻哈音乐产业向前发展。一时间,演出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很多老牌嘻哈音乐人开始参加巡演,靠粉丝的追捧获得丰厚收入,如龙胆紫、C-BLOCK、龙井、新街口等等。同时,经济公司开始发力。摩登天空成立了嘻哈厂牌MDSK,先后签下了制作人Soulspeak、舒克、红花会、TT和陈冠希。利益争夺战之下,网络平台也不遑多让,乐视音乐早在去年就邀请了说唱歌手小老虎担任乐视嘻哈频道的主编并上线嘻哈相关的音乐纪录片。

  资本的大量投入从某种意义上实乃中国嘻哈之幸事。正是经由资本之手的推动,嘻哈音乐不再像过去那样藏身于某个破落的小酒吧,而是登上了音乐节舞台乃至于千家万户的电视和电脑屏幕。商业投入不仅保障了嘻哈乐手的生活,推动更多优秀歌手的产生和出道,还通过演出与媒体等大幅宣传加速了嘻哈文化的传播速度,促进了大众对嘻哈音乐的了解。

  但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那样,文化工业的娱乐化和感官化趋势削减了文化的思想深度和反叛性,批量复制和商业化生产又抑制了亚文化的自我张扬和个性化特征,带来的后果就是嘻哈文化从最初的思想深度层面慢慢跨向商品文化的平面的空间性发展。近几年,不仅是不少嘻哈歌曲的歌词变得浅薄媚俗,还有一些嘻哈作品基本沦为文化商品或者某些歌手为了贩售歌曲而创造的新潮噱头,引起地下嘻哈音乐群体的批判。

  微博之夜,吴亦凡被点名献唱小岳岳和MC热狗合作的《五环之歌》,迷妹们最爱的吴亦凡对歌词不熟悉,给现场的观众来了一段即兴说唱。这段说唱被网友尖锐评为“除了yeah、yeah、em、em像点样子之外,其余的跟嘻哈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娇喘声”。

  来自于同一个韩国组合的黄子韬也未能幸免。曾表达自己热爱地下嘻哈的他被嘻哈爱好者批判说“何时跟地下嘻哈有过关系,这是借着一种大众知名度来强行代表地下,夺走且浅薄化了大众对地下嘻哈那一点模糊的认知,而且自己究竟是‘地下之王’,还是有着几亿零花钱的‘天生的idol’,这两种气质水火不相容的角色看来连他自己也是搞不清楚。”

  受到诸如此类批判的偶像歌手还有很多。一般而言,主要意见都是集中批评于他们并不懂嘻哈文化,只是因为说唱并不如其他歌唱技巧门槛高,于是想借助这么一个符号来塑造一种音乐人设,以及指责其说唱技巧并不入流。

  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我是歌手》里强行在流行歌里加入没有韵脚Rap的张杰;自称有说唱功底但是唱着“或许我们都会被看轻,可不会,可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耶”的白敬亭;以及Freestyle玩脱了,竟然创作出“晚上鞋垫拿出来的时候,很臭啊,很臭啊”歌词的大张伟……趋之若鹜,想要在嘻哈产业中分一杯羹的贩售商们所带来的表演的确时时令人尴尬。

  不过,商业化的嘻哈越是娱乐至死和虚浮无聊,部分不受商业文化约束的地下嘻哈音乐对社会的批判更加尖锐,正像是《中国有嘻哈》激发了大量抵制作品一般,锋芒毕露的嘻哈界从不轻易认输,地下嘻哈和商业嘻哈对受众的争夺也才刚刚开始。很多嘻哈人怀抱着“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的信念咬住嘴唇,露出了无畏的笑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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